书城文化三味书屋与寿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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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曾祖寿镜吾晚年生活点滴

寿纪钧

鲁迅先生从十二岁到十七岁在绍兴离他家不到半里的一个私塾——“三味书屋”读书。鲁迅与塾师寿镜吾的师生情谊是人所熟知的。鲁迅说过:“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鲁迅离开绍兴之后,与老寿先生一直有书信往来。一九〇六年鲁迅曾回绍兴,又去三味书屋看望老寿先生。一九一五年老寿先生的夫人去世,鲁迅闻讯表示哀痛,并在日记中加以记载。一九二六年鲁迅在《莽原》杂志“旧事重提”中写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充满了对老寿先生真挚的爱戴和敬意。老寿先生于一九二九年旧历闰六月二十四日去世,终年八十岁;当时鲁迅正英勇地从事着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斗争。

其实,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的时候,老寿先生只有五十来岁,“高而瘦”是真的,但并不怎么老。可能在十多岁的孩子看来已经属于“老人”了。老寿先生年老以后的情况,现在在世的目击者并不多。他在丧偶以后的十多年里,一直同孙子寿积明、孙媳王孟华住在一起,直至去世。我母亲王孟华年已九十二岁,身体尚健。我有时听母亲讲起曾祖父晚年的一些情景,记述如下:

(一)绍兴是文化古城,读书的人多。当时读书人大抵有三个出路:一是应试做官;二是替官僚做幕僚(即师爷);三是教书。老寿先生有封建知识分子的清高思想,对读书人去应试做官、追求功名利禄很有点瞧不起,当然,同样瞧不起读书人去当师爷。加上目睹清廷的腐败和官场的弊端,使他对应试非常反对。他是清同治八年(1869)会稽生员,又是学识渊博的宿儒,劝他去应试的亲友当然不在少数,但他发誓“此生不渡钱塘江”(清代浙江乡试在杭州)。

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自己的儿辈去应试。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鹏更,行医,挂牌“信天庐”;二儿子鹏飞,本来也在三味书屋设帐教书,人称小寿先生,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就是小寿先生的学生之一。寿鹏飞不甘心以教书为业,几次想去应乡试,都被老寿先生制止,后来寿鹏飞决心应试,老寿先生还是不答应。那时,他们二人都住在东侧楼的楼上,寿鹏飞住南面一间,老寿先生住中间一间,楼梯则在北面一间,寿鹏飞要下楼必须通过老寿先生的房门口。考期临近的那几天,老寿先生拿了一把椅子,坐在自己房门口的过道上,阻止寿鹏飞下楼。寿鹏飞别无他法,不得不在晚间用小布(一种只有一尺左右阔的布)缠身悬挂下去,始得脱身赴考。以后由于政治的动乱,老寿先生对于做官一类的事更加不以为然。大约在七十岁那年,他代人撰写了一篇发起组织诗社的序文,其中写道:“今日者,四境虎眈,中原龙战,纵使才堪经世,莫假斧柯;心切济川,奚资舟楫。”表达了不应出仕的意向。1928年,即老寿先生过世前的一年,是他中秀才(入泮)的第六十年,有人前来祝贺,侄儿寿孝天还送来了“重游泮水”的匾额,他却不让搞任何形式的庆祝活动,这也反映了老寿先生直到晚年对功名还是十分淡薄的。

(二)老寿先生对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非常愤恨。他称外国人为“洋鬼子”。那时,绍兴小孩子哭,大人只要说一声“洋鬼子来了”,小孩就吓得不敢再哭。老寿先生看到这种情形有时就呵斥:“洋鬼子有什么好怕!”他的外孙范钟鋆寄住我家,在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承天中学读书,有一次学校里的外籍教师来我家,老寿先生知道后气得大嚷起来:“洋鬼子居然进了我的大门,这还了得!”马上把范钟鋆找来,告诉他:“不许洋鬼子再来,否则,不准你去上学。”孙辈中有人晚上去天主教堂学英语,总是偷偷摸摸地去,有时夜间回来被他发觉,也都编造些事情加以搪塞。老寿先生恨“洋人”,还波及“洋货”,对“洋货”也深恶痛绝,不许进门,也一概不用。孙子寿积明几次想给他老人家拍照,都遭到严词拒绝,这并不是他怕“魂”被摄去,而是因为这是“洋鬼子”的东西。现存的一张照片,还是偷拍下来的。这种笼统的排外思想和对资本主义工业技术的消极抗拒,自然是落后的,甚至是可笑的;但其中也包含着正直的民族气节。事实上,老寿先生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新事物也并不一概抵制,像兴办新学,尽管因此而使来三味书屋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少,他也并不介意;对于孩子去上新学,持的是欢迎的态度。

(三)老寿先生沉默寡言,有时行事还有些古怪。然而,他却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人。三味书屋“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但远非想象那样,鲁迅先生的回忆是对的。老寿先生对学生既严格,又关心,“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学生放学,他常常送到大门口,目睹他们过了石桥,才放心地转身进屋。即使在他的晚年,学生少到只有一、二名,也还是这样。这种情景,那时我母亲抱着孩子站在门口河埠头时,是常常见到的。在家庭里,老寿先生很疼爱晚辈。他的女儿嫁在本城,病危时老寿先生曾去守夜,死后又将唯一的外孙范钟鋆(九岁)携回抚养(寄住我家)。晚辈中成家的,总是视需要给他们添置些碗、缸、条凳一类的东西。年龄小的,也不时买些零食什么的。

有一次买了许多麻花(油条)藏在箱子里,今天叫这个来吃,明天叫那个来吃,这当然极不卫生,孩子们谁也不来吃,但他的用心是好的。我的大哥寿纪仁出生时,老寿先生高兴极了,用八角钱买了一只银质小猪,笑嘻嘻地拎着对孙媳王孟华说:“小毛头属猪,我有只小猪送送。”老寿先生与街坊之间的一些人也很讲得来,有的人爱同他开玩笑,他常以笑脸相迎。偶尔外出,到都昌坊口坐黄包车,拉车的工友冲着他说:“二老爷,你这双鞋要外加十斤!”(老寿先生穿的鞋底厚一寸许)他也笑嘻嘻地点点头。对车钱从不讨价还价,拉车的工友也决不会对他抬价。

(四)老寿先生终生过着清苦的生活。早年以教书度日,除了教书,另外的收入就是三味书屋后面的那两棵桂花树了。每年桂花盛开的时候他就请阿贵(音)、阿友(音)两位帮工把桂花打下来,每年收获量在二石(每石十斗)左右,然后卖给食品店。当时生活的艰难可以想见。据说,全家每天只有几个铜板的菜金,到了竹园长笋的季节连这点菜金也省掉了。每年除夕,有钱人家鸡鸭鱼肉,老寿先生家却不能这样。他的妻子设法弄一点荦腥煮一种咸粥,取名“欢喜粥”,每次旧历过年都吃这种“欢喜粥”,以致形成家风,连后来儿孙辈过年也少不了吃这种粥。当然,其佐料和滋味同老寿先生时已不可同日而语,我小时候过年就很爱吃这种香、鲜又带咸味的粥。老寿先生晚年,除儿子寿鹏飞常有钱寄来外,在绍兴的孙辈也都有收入,经济上不太困难,可是他过清苦生活的习惯始终保持。晚年的老寿先生不嗜烟酒,吃菜不外乎干菜、咸鲞。有时自己去买一条鳓鲞,叫孙媳王孟华一次切一小段给他蒸着吃。王孟华每每做一点好菜放在他桌上,他往往一声不响地移开,一筷不夹。喝水时放一点茶叶,但只在口渴时吃一肚,绍兴人叫做“口渴茶”。

老寿先生用过的茶杯、饭碗,有的王孟华至今还在使用,都是相当粗糙的。有病不求医,不吃药,听其自然。也不吃补药,只常吃一种价钱很便宜的叫做“玉竹”的中药。衣着十分简单,几乎连替换的衣服也不肯添置。晚年体衰,原有的高度近视,加上老花眼,视力极差,行动不便,可是他连手杖也不买,而是将一根门闩当手杖使用。现存老寿先生照片上所持的手杖,只要仔细看,就可以看出是一根门闩。人们常常看到他支着这根“手杖”,在上楼时数着一、二、三、四……,数到第十六档时,知道已经走上楼了。老寿先生对自己身后的丧事力主从简,晚年严禁家庭为他做寿衣、寿棺。为此他自己买了五百块砖,雇人在屋后竹园的西南角做了一个砖椁,叮嘱死后就埋在这里。

按当时的风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家里的人只好偷偷在绍兴乡下(三江)一个亲戚家里预做棺材、置寿衣,葬地也选定在阮江附近的山地里。这事直到老寿先生临终时都不敢让他知道。

作者简介

寿纪钧(1935-1990),浙江绍兴覆盆桥人。寿积明的第三个儿子,也是寿镜吾的曾孙。曾先后在杭州钢铁厂、浙江省测绘局等单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