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本是蔡锷的老部下，蔡进京前推荐唐继任云南都督。云南举义是大势所趋，滇军上下都拥护蔡锷，民心也是如此，他在当时的云南实在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人。但他坚持所有布告都以唐为首，以表明自己志在讨袁，不争权力，自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亲临前线。唐只交给他“三千羸师”，和不足两个月的给养。到后来已是“衣不蔽体，食无宿粮”。蔡锷屡次请求增援，唐总是空言搪塞，没有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好在他誓师时就抱有必死之心，愿与民国共死生，所以能以孤军当大敌，他自认为“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
袁世凯一命呜呼，战事也就结束了，奇怪的是唐继尧的援军反而陆续向四川出动。蔡锷在气愤之下致电责问，晓以大义。他哪里知道唐得到首义的美名，却抱着大云南思想，要把四川也变成自己的地盘。蔡锷的死使唐顺利成为西南大军阀，据说言谈之间“深以蔡死为幸”。
蔡锷心地光明、纯洁，生平不爱钱、不慕高官厚禄，他常说“人以良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废”。他反对帝制，争的不是个人权力，无非出于他的良心，出于他对艰难缔造的共和国的忠诚。但“对于责任，丝毫不肯放松”，他是近代史上难得的一个扎死寨、打硬仗的人。与唐继尧不一样的是他并不想把四川乃至西南据为己有，在那个有枪便是王的动荡乱世中，他是一个罕见的没有军阀思想的将领。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不幸的是当胜利降临的时刻，他已病入膏肓，这一年冬天他就在日本医院谢世，年仅34岁。他的早死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损失。蔡锷的死让梁启超悲痛欲绝，梁在挽联中写着：“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孙中山致电黎元洪提议以云南起义日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六年以后，梁启超还在讲演中沉痛呼唤：“不死的蔡公啊！请你把你的精神，变作百千万亿化身，永远住在我们青年心坎里头。”蔡锷的精神的核心就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而不是为一己图私利。有了这种精神力量，他当年才会作出这样掷地有声的誓言，如果胜利则功成身退，不争个人的名誉地位；如果失败则献身祖国，准备牺牲，决不逃往外国租界，也不流亡外国，使国事更不堪问。这是以生命捍卫共和的誓言。我以为，在这块只问成败、不论是非，追逐权位者如过江之鲫的古老土地上，这几句话尤其值得大书特书。
在中国近代军阀多如牛毛的混战局势中，职业军人中竟然产生了蔡锷这样一个人格高尚、目光远大、让后人只能仰视的人物，是整个民族的大幸。我以为蔡锷本质上是一个有知识分子品质的人，作为梁启超心爱的弟子（即使在他声望如日中天之时，他对梁始终执弟子礼甚恭），他从小受过良好的人文教育，具有深厚的人文修养，共和观念早已渗入他的骨髓。这些因素对他作出重大的人生抉择至关重要。所以整个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只有他拿着枪说出了如此坚定的、带有人气的话——“为国民争人格”。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毛泽东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
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和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的产业没有开发。他们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材，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厉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艺术启导他们。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在于地球上。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选自《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毛泽东（1893-1976），湖南韶山人。该文根据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刊印。《湘江评论》是五四时期湖南学生联合会周报。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