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和“塔怖（Tabu或Taboo）”最相一致的地方就在于这“不洁”的所指。其实这“不洁”并不是指不洁净、不卫生，而是指“危险的”“不圣洁的”“会招致凶厄的”祸源。这种“不洁”的观念，在中国，最显著地加在了女人的头上。不知从什么年代起，女人被说成是肮脏的、不洁的，是一切凶害的根源，是灾星，是祸水。
赞美女人时用“美丽”，贬低女人时用“不洁”。欲望是男人的欲望，却要把欲望带来的恶果归罪于女人。这就是男权社会的现实。我曾经问过一个江湖艺人，为什么要说女人脏？他说女人长了个骚××（指女阴）。这是答案吗？这只是一个借口。所谓血光之灾，经血之污还是轻的。诱惑人主（男人），丧家败国的责任才大着呢！纣王残暴，是因妲己；幽王烽火戏诸侯，是为褒姒。所以“昔桀、纣灭由妖妇，幽、厉乱在嬖妾”（《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而国君的错失只在于“养殃”，罪在深受了女人的蛊惑，“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韩非子·十过）。男人不管有了什么过错，都可以赖在女人身上。生意赔啦，收成减啦，仗打败啦，国家亡啦，无不可归罪于女人，甚至连生孩子光生女孩不生男孩也怨女人。女人脏就脏在她是一个污水缸、垃圾箱，什么脏的臭的都往她那里堆。这“不洁”实际是男人扔给她的。都是老百姓，没有官，人还不平等，女人还要低男人一等，受男人的压迫。这才是实质，这才是根底。过去有一首歌唱道：“旧社会，好比是，黑咕隆咚的枯井，妇女在最底层。”真是一点不假。
光是做女人，就有了一个不洁的恶名，足以被排斥在学堂、科考、仕途、祭祀、宾宴、剧场等等可以风光露脸的公共场所之外。这一禁忌明确限制女人的行动，要她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还有什么“三从四德”“妇德妇容”“贞烈贤惠”等等礼教，更是用品德作掩护，对妇女的行为加以禁忌束缚。如果敢不顺从，那就打骂、体罚，甚至“七出”“沉潭”。违犯禁忌的惩罚，严酷啊！说封建礼教“吃人”一点不假，尤其是“吃女人”！
旧社会，做女人不易，万幸没被溺毙来到世上，也要备受冷眼鄙视。稍长即被施以裹脚酷刑（这也是中国的禁忌特产之一）。不能说笑，不能乱跑；不能求学，不能广交。好不容易该出嫁了，还不知丈夫是个啥样子的人。包办婚、买卖婚、换亲婚，都是拿女人做交易，绝对禁忌本人直接参与——“自己找婆家”。过了门，是又多了一个管媳妇的婆婆，动不动就得挨她一句“丧门星”！那些加在女人身上的禁忌就更多了。不管是正面劝导的还是强制执行的，反正都必须小心恪守，直至走完自己那苦难的一生。
尤其可憎可气的是，越是在女人困难的时候、需要关怀需要帮助的时候，禁忌习俗给她们带来的难堪就越严重。怀孕了，有喜了，按说可以撒点泼，自由一点，放松放松了吧？不行！禁忌更严。忌惊胎神，忌冲犯，不能吃这，不能说那，不能看，不能听，把你摆治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详见养育禁忌）。如果是说“禁忌对胎儿、孕妇有好处”也算，不，还要说孕妇“不洁”，因此不让拜年、祈祷、赶会、串门，怕是会亵渎了神明，给别人带来晦气，你说窝心不窝心？该分娩了，按现代思维，总要找个舒适安全的地方吧，可旧风俗却禁忌产妇在原住处生产。东汉王充记述北方习俗说：“讳妇人乳子，以为不吉。将举吉事入山林远行渡川泽者，皆不与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恶之，丘墓庐道畔，逾月乃入，恶之甚也。”（《论衡·四讳篇》）可见此种禁忌由来已久。至今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藏、汉等许多民族中仍有遗存。哈尼、壮、苗、汉等民族中还有禁忌回娘家或到别人家分娩的习俗，有的说是怕带走了娘家的福气，影响了人家的子嗣，但更多的说法还是认为产妇“不洁”，恐有“血光之灾”。其实，生孩子是好事，不生，哪还有人类？说白了就是要在这个女人享有最大优势的事情上打击一下，否则，男人还怎么在这世上混？
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这是中国传统陋俗的积弊。女人就算都按着禁忌习俗的规定去做了，就一定能洗掉自己的“不洁”吗？否！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她自己又犯过哪一条禁忌呢？丈夫、儿子夭亡的责任怎么能由她来负呢？她捐了门槛，仍不能洗去身上的晦气。她是女人，所以她注定是“不洁”的，一切凶祸的罪责都加在她的身上，她终于成了一个“禁忌体”！
不洁禁忌还涉及“死人”“罪犯”等，但最没有道理、最具荒蛮性的仍是“女人不洁”的观念。它体现了父系社会对母系社会的否定，然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它又是封建落后的象征。虽然，我们周围仍有一些这样的禁忌观念、习俗残存着，但男女平等的新风尚已经在起着重要的移风易俗的作用。我们已经看清了此类禁忌的弊病，那还能让它继续肆虐横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