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对西域的用兵，与东、西突厥的战争，对吐谷浑的战争，与回纥(即回鹘)的争夺，对吐蕃的战斗，与西夏的争夺，都与敦煌地区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有些甚至是以敦煌作为重要基地的。因此，敦煌地区最为繁忙，是兵站、粮站，也是庸役人力的补给站，老百姓的负担尤其沉重。他们除了耕种自己所得的均田，还要负担各神繁苛的徭役赋税，有些农民被迫抛弃业田，背井离乡，逃亡到甘州、瓜州、肃州等地去当雇佣，境遇艰难。于是唐王朝派遣括逃御史来处理沙州逃户的问题。《敦煌户籍残卷》中也登记着为数不少的当时户口逃亡的事实，既有逃亡丁口，也有合户逃亡的登记。现存敦煌《长安二年三月为括甘凉瓜肃所停逃户牒》中指出当时为制止农户外逃的办法所有田业，官贷种子，付户助营，逃户若归，苗稼见在，课役具免，复得田苗。”这对于稳定人心、鼓励耕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田主出现，正是这些田主等私人和封建国家，残酷地压榨利勒索农民，搞得许多农民家破人亡。敦煌和吐鲁番发的文件中，除出现许多租佃契约，还有大量的卖地契、卖牛契、雇工契、便麦契、贷生绢契、举钱契、卖宅舍契，以至卖儿契等。
（第五节）唐代敦煌地区的商业发展与交流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在隋朝统一全国后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唐朝的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作为陆上中西的交通总枢纽的敦煌，同时又是唐代着名的国际贸易市场，对促进陆上中西交通交流，丰富中原人民生活，传播中华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
唐时纺织练染业非常发达，为满足贵族宫廷和中西贸易的需要，当时丝织品的品种花式很多，争奇斗妍，琳琅满目。就续、锦而言，唐政府禁止织造的就有大张锦、软瑞锦、透背及大涧锦、竭凿六破以上锦、上行高丽白锦、半臂锦和杂色锦等，绫有独窠文绫、四尺幅及独窠吴绫、独窠司马绫、两窠细绫、瑞绫、白编绫等，还有许多小文字绫、锦。而绫绵的花式更多，有盘龙、对凤、麒麟、狮子、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以及许多织造差样文字。近代敦煌莫高窟、敦煌地区及敦煌附近地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都发现了大量织造技术精湛、品种花式繁多的唐代丝织物。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大约开元(公元713-741年）间废置的大批残幡，残幡大部分由绞缬绢和蜡缬绢制成，其中宝相花蜡缬绢和联珠对禽纹绢，比吐鲁番发现的还要精工。而仅在吐鲁番出土的丝织品，经过整理作为绵、绮、染缬标本的，就近50件之多。
唐代丝绸练染业的发展，为陆上中西交通重镇敦煌商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当时的沙州，每天有早、中、晚三次集市，交易活跃，买卖兴隆。各地出产的美丽丝绸，清香的茶叶，精制的陶瓷器具，首先在此进行带有批发性质的交易，然后再转运西方各地。而西域各国出产的金玉珠宝、奇禽异兽及各种畜产品，也在这里进行交易，然后再转运销售中原及全国各地。敦煌遗书《王梵志诗》描写敦煌当时商铺兴生市郭儿，从头市内坐”，“行行皆有铺，铺里有杂货”。可见当时的沙州市场上的繁荣兴旺的情况。在丝绸之路玉门关、阳关的东西两边大道上，各国各地使臣、将士、商贾、僧侣等，往来不绝，相望于道。因此，唐代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出现了许多西域使者和胡商及僧侣的生动形象。有些是牵着满载货物的驼队，跋涉于广阔无际的荒漠中；有些是赶着毛驴马匹，驮着丝绸绢匹，奔走于高崖深谷中。这些来往的商贾，有深目高鼻、虬髯卷发、头戴白毡高帽、身穿圆领长袍、脚登乌皮鞋的波斯商人；也有浓眉大眼、高鼻多髭、身披袈裟的西域梵僧。他们或为了政治利益，或为了经济利益，或为了文化的交流传播，万里迢迢汇集于敦煌，再进一步走出去，或者走回去，去进一步传播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为人类的文明奔走劳碌。
唐王朝对外贸易经以敦煌为枢纽的西北陆路，由西域通往西亚、欧洲各国，通过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大量的丝织物和工艺品传至国外。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发现的《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文中提到，在弓月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附近）一次可取绢2巧匹。玄奘西行取经时，高昌王铋文泰送与“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还二十年所用之资”，“又以绫绢五百匹献叶护可汗”。足见当时由此输到西方的丝绸之多，真无愧于“丝绸之路”之号，这也是唐王朝前期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敦煌自然也就进入了对外交往的黄金时代，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物中《沙州图经》祥瑞条记述：当时属沙州所管辖的石城镇，就有康国人奏事的条文，说明此地曾居住着大批的康国商人。另外还有记述：当时沙州西北有一所“兴湖泊”，也是胡商侨居的地方。《敦煌廿咏》中有《安城短咏》诗，从中可知当时在沙州城附近有一土城，是波斯的安息人和中亚安国侨民的居住地，故称安城。城内建有祆教的神庙，来往祭祀的西域商旅和敦煌百姓众多，教事兴盛，场面热烈，有“朝夕酒如渑”的形容。当时玄奘经敦煌西行取经时，曾有“同侣商旅商胡数十”人同行，印度无畏三藏到唐朝来，也是和“商旅同次”，足见中外商旅往来的频繁，说明敦这个国际贸易市场，对内对外商业发展的繁荣情况。
唐写本《沙州图经》详细记载了唐代沙州的周边，共设置清泉、百亭、阶亭、双泉、悬泉、黄谷等21个驿站的名称、方位及距州里数等。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唐开元二十年三月，瓜、沙州给石染典过所》通行证中，有沙州“市令张休”的记载，并有“沙州之印”。敦煌及附近地区近年还发现大量的至今染色艳丽、手工精巧的晕缩锦幡、宝相花纹绮、显花人字纹绮等唐代丝织物，这些产自中原各地的丝织物，由内地运往敦煌，通过敦煌这一国际贸易市场，再输入西域各国及西亚、欧洲各地。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胡人安禄山诱降了被回纥攻破的突厥西叶护阿布思的残部，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开始了安史之乱。
唐太子李亨从马嵬驿回军北上时，在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北)即位，是为肃宗。他集合了朔方、陇右、河西、安西、敦煌和西域的军队，又得到回纥的援助，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夺回了长安和洛阳。
在安史之乱期间，唐王朝把河西、陇右的军队大批调征入援，吐蕃贵族乘西北边防空虚的机会，攻占了陇右诸州土地。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唐军击退了吐蕃进攻，并派使臣到吐蕃，改善了双方的关系，边疆形势得到了缓和。
贞元二年起，吐蕃贵族又对唐发动了进攻，并午贞元六、七年或占北庭和西州。唐在沿边修复城塞，开置屯田，加强了备御，同时和回纥恢复和好关系，削弱了吐蕃贵族的力量，边疆形势再次逐渐缓和下来。
在安史之乱后的30多年里，吐蕃贵族趁机先后占领了陇右、河西的大片土地，采用封建剥削方式来剥削这里的人民。吐蕃把大批的汉人迁到吐蕃部地，在客观上有助于吐蕃生产技术的改进。唐蕃经济文化交流继续向前发展。唐穆宗时，唐和吐蕃订立了盟约。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建立了会盟碑，直到唐末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战争。
吐蕃贵族在长期对唐、回鹡和大食的战争中力量削弱了，8世纪末，羌人诸部摆脱了吐蕃贵族的统治。
8、9世纪之交.佛教在吐蕃普遍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吐蕃贵族受其统治的汉族地区，特别是河西及敦煌地区佛教文化发展的影响。在吐蕃贵族之间、贵族和僧侣之间，不断发生冲突青藏高原逐渐分裂成为许多割据势力，陷入了极端混乱的状态。
吐蕃统治下的河湟一带人民也相继起义归唐，在长期的斗争中，西域也转到了与唐修好的回鹘手中。吐蕃也开始了向封建农奴制转化的过程。
吐蕃人很早就生活在青藏高原一带。到六七世纪时，他们中的一部分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种植青稞麦、小麦、荞麦和豌豆；另一部分过着游牧生活，“逐水草，无常所”，家畜有牛、马、狗、羊、猪和单峰驼。吐蕃人能够制造金器、银器和铜器，也能用铁制造精良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刃，还有捻毛线、织布、织毡的传统(此时，吐蕃已经建成了一个早期的奴隶主阶级的政权。吐蕃人重战死，世代战死的家庭被尊为高厅。7世纪初，吐蕃的朗日论赞吞并了中部和北部的苏毗势力，他的儿子松赞干布(公元629-650年）又击灭了西部的羊同势力，完成了统一西藏高原的事业。
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吐蕃人创制了文字，制定了成文法典《十善法律》。唐太宗派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唐蕃通婚后，吐蕃贵族子弟被派到长安国子学学习，许多唐人被聘请到吐蕃掌管文书。随着文成公主的进入吐蕃.唐人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传入了，对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松赞干布死后，吐蕃贵族征服了不少邻近的少数民族，并曾一度攻占安西四镇。由于横征暴敛的加剧，各族人民不断反抗，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吐蕃赞普遣使跟唐王朝修好。
唐王朝虽与吐蕃一开始就有甥舅之好的关系，但吐蕃-直没有间断在唐蕃边界制造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安史之乱”后唐边境重兵大都调往内地平叛，吐蕃军便乘虚而入。他们先攻占了陇右的十几个州郡，于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十月攻入唐朝京师长安，十几日后又退居陇右，并以此为根据地，开始了对黄河以西唐王朝疆土的大举进攻和吞并。
吐蕃军队在墀松德赞的亲自统领下，对河西走廊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如风卷残云，势如破竹。吐蕃军铁骑百万，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底到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连克河西重镇凉州、甘州、肃州（今武威、张掖、酒泉）。其间，凉州陷于吐蕃后，河西节度使杨志烈逃奔甘州，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十月为沙陀所杀。闰十月，郭子仪将此事报奏唐德宗，朝廷任命杨休明继任河西节度使并兼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杨休明徙河西节镇至敦煌，积极进行抗击吐蕃的战备组织工作。在周鼎和宋衡等的协助下，积极调整和维护与边地各民族的友好关系，处理各种军政大事。随后，杨休明委托周鼎、宋衡驻守敦煌，管理河西军政事务，自己去管辖之内的伊西庭巡视、征兵，不料途中遭暗杀身亡。
留守敦煌的河西观察使周鼎与河西节度行军司马宋衡一面将此事通告各州郡并录奏朝廷，一面继续遣使西去四镇求援索兵。唐王朝接到奏报，即任命周鼎继任河西节度使，拜宋衡为中丞、常侍。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救兵未至，朝廷诏命未达，吐蕃军陷瓜州(今安西)后包围并开始进攻敦煌。周鼎见势害怕，欲焚城逃跑，为部下阎朝所缢杀。聚集在敦煌的汉唐军民在阎朝的领导下坚持与吐蕃军进行顽强的战争对抗，坚持达11年之久，终因“兵尽矢穷”，于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敦煌被吐蕃军队攻陷。吐蕃贵族念与唐的甥舅之情，将宋衡送还长安。至此，“河陇郡县皆陷吐蕃”。随即，吐蕃大军继续西进，敦煌之西的伊州虽“固守历年”，终于建中二年(公元781年)被吐蕃攻陷。
吐蕃既是王朝名称，也是当时的地域名称。在我国汉文的众多古文献中，称藏族为吐蕃，同时也称西蕃、乌斯藏、唐古特、图伯特等名称的，最终直到公元17世纪以后，才统称为藏族。唐代文献中有些认为是出自汉代西羌族，有些则认为出自南凉秃发利鹿孤的后代，近人一般认为源出羌族，较为可信。吐蕃活动的地区，初在今西藏自治区和四川西部地区一带，都城在唐时的逻些城（今拉萨）。其兴起于北周、隋朝。《隋书西域传》中所记载的附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号令自王出”，“其土高，气候凉，多风少雨”，“有水阔百余丈”，“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指的就是吐蕃。藏族是我国各民族中具有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的古老民族之一。自古以来，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就居住游牧于青藏高原一带，和其他各兄弟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的历史。唐蕃战争较之和平终究是一时的事，而且均以和议而结束而和平亲善、“和同为一家”才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主流。
8世纪末叶，吐蕃管辖敦煌后，改变了沙州原有的建制，取消了河西节度使、州、县、乡、里的体制，而改变为吐蕃建制。据敦煌遗书所提供的资料，当时敦煌十三乡的名字被取消，代之以纥骨萨部落、悉董萨部落、擘三部落、上部落、下部落、行人部落、丝绵部落、獠笼部落、中元部落、悉宁宗部落、僧尼部落及道门亲表部落等。各部落由沙州城首席长官节儿统辖。当时沙州吐蕃部落中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是千户，千户之下是五百户组成的小千户，小千户长一人，再其是百户，由百户长“勒曲勘”管制，另设小百户的“格儿”，最后是十户组织，有十户长“勒勘”。
吐蕃多年围攻征战后占领沙州，初期吐蕃奴隶主对沙州当地人民的统治，是非常残酷的。他们不仅大肆抢掠沙州各族人民的财产，而且迫使各族人民成为其奴隶，“百姓丁壮者，驱之以归，赢老者咸杀之，或斩手凿目，弃之而去”。先进的汉族经济和文化与落后的奴隶制之间发生着激烈的冲突，被辱的各族人民，受尽种种残暴的折磨，悲愤之余，增添了对吐蕃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仇恨和反抗。
吐蕃奴隶主贵族统治沙州时期，还强迫当时居住敦煌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强迫汉族人吐蕃化，平时不准许沙州汉族人穿着汉族服装，只有在每年岁首祭祀的时候，偷偷取出自己民族的服装穿上，以表示自己是汉族人，自己的祖先是汉族人，祭祀结束仍收藏起来。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缚戎人》诗中写道一落蕃中四十载，迁者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正好具体反映了当时敦煌等地区被吐蕃统治压迫下的汉族人的痛苦心情。
吐蕃统治时期，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逼迫沙州人民进行了多次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和坚决反抗。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被斯坦因劫去的斯1483号《书仅》残卷，是沙州被吐蕃占领时期，其守将向吐蕃赞普的报告。此报告中透露了吐蕃占领沙州初期，沙州各族人民曾有多次的起义和反抗。其中玉门关驿户汜国忠等六人的起义，杀吐蕃沙州节儿，焚烧吐蕃沙州官署，给吐蕃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书仪》陈述自敦煌归化，向历八年，歃血寻盟，前后三度，频遭猜忌，屡发兵戈，岂敢违天，终当致地，彷徨抵拒，陷在重围，进退无由，甘从万死。伏赖宰相守信，使无涂炭之优，大国好生，庶免累囚之苦”。可见，当时的沙州各族人民在吐蕃奴隶主贵族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和武力镇压面前并未屈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由此吐蕃与当地人民八年间订盟三次。由此也证明，吐蕃对沙州的真正有效的统治，是历经许多年以后，经过相互的让步和适应之后才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