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艺术往往有相通之处。目前，我国到了最关键的发展期。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是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社会矛盾最为严重的时期，经济失调、社会失序、心理失衡、伦理需要重建，而文化调控着社会常态。综观人类发展历史，人们常常采取多种手段解决这类矛盾，但最根本的措施是依靠文化力量。新世纪中，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经济文化一体化，文化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地显示出来。人们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科技、信息和人才等文化因素正取代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成为决定经济发展潜力和后劲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具有文化含量、文化品位、文化个性，能够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的产品才能长期生存。在知识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文化底蕴、文化氛围和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决定着经济发展软环境。中国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接轨的重要课题，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发源地，而且融合多种民族文化成分的甘肃省，更加严峻地接面临着这个问题的挑战。丰厚文化资源在新时期的社会发展中成功地转化成强大的推动力，还是作为艰难发展中的沉重负担？绵延数千年的生存形态及特色文化在发展中彻底改变，还是在保持原生态的前提下和谐共存？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我们试从两个方面来谈点一己之见。
第一，原生态的生存方式与现代文明带来的弊端的对抗
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远古人类茹毛饮血，随遇而安，不可能产生“家园”意识。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例如，在距今约3万年的“马莲河人群”时代，随着对用火技术的掌握，人们告别“茹毛饮血”阶段，当太阳升起时，手持木棒的男人离开洞穴搜寻野兽的踪迹，孩童则在母亲的带领下采摘野果。黄昏，男人抬着猎物，女人和孩童拿着野果，陆续回到他们共同栖身的地方——洞穴。之后，夜幕降临，开始他们的文化生活：烧烤肉食、舞蹈、欢呼。这个阶段，远古人类应该有了最初“家园”意识的萌芽，当他们离开洞穴时就知道还要返回来，因为那里不但能够与自己的亲人会面，还可以得到熟食、温暖和集体的保护。当远古人类进入石器时代、农业被发明后，“家园”意识进一步强化。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距今8000年前华人先祖就有了比较成熟的村落组织。大地湾遗址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古村落，以北边山坡上的大型房址F901为中心，南向扇形布局，又分为若干小区，每个小区都有较大型的房屋与小屋遗址。F901建筑由前堂、后室与东西厢房构成，面积近130平方米，前有门垛及台阶，前堂中央有直径2.5米以上的火塘，地面类似混凝土，压实磨光。前堂南、北壁各有8根列柱，火塘后侧左右各有一个直径约90厘米的粗大圆形柱洞，其宏伟壮观的程度可想而知。F901南面有许多房屋，每一小区以一座较大房址为区内中心。这些房屋都坐南向北，面对F901。这个大型居住遗址有三个层级，大概是相当于“首都”的权力中心，F901就是第一级首领召集各级首领聚会之所，“首都”之下，或许有同样三层人群结构统辖同族各级村落或社群。
秦安大地湾遗址大型居住遗址显示了一个中心聚落的气概，同时也表现出了华夏农耕文化为核心建立“家园”的基础。此后，我们的先民就以这种结构来经营与生俱来的生存环境及文化氛围。通过它，个体生命即使在残酷的现实中遭遇到种种不如意，仍然可以实现苦难的解脱并求得精神寄托。后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又成为中国人的集体家园意识。很长时间里，中国人精神结构都崇尚和保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观，一般理论上说这是儒道互补，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以“家园”为参照的活动行为：知识分子离开田园，施展政治抱负；受到挫折后，就回归田园。这种生活结构模式简单得类同于3万年前的“马莲河人群”：出去打猎，不管是否有收获，都要回到洞穴里来寻求庇护。但是，到了近现代，中国古代文明和文化遭到西方现代文明与文化的严峻挑战、冲撞，整个封建制度和文化崩溃，传统家园意识发生根本性转变，而现代文明的感性诱惑和危机弊病继续不断出现。
甘肃省由于地处内陆，虽然在经济大潮中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其多元化文化还是显示出其独特性的柔韧性。例如，早在3000多年前，周人祖先在陇东泾河流域开创中国最早的农业，周礼古制也在民间保存得比较原始和普遍，成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陇东高原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工业化相对滞后，市场化进程缓慢，长期停留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原生态小农经济圈内，形成了一个保存得相当完美的传统民俗文化空间，大量沉淀的原生态农耕文化免受冲击。黄土高原的山山沟沟里，有不少人家还过着传统的田园生活。遇上婚丧娶嫁的人生大事，就用一把剪刀和大红的纸张创作出与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家禽、家畜及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风土人情、民间传说等内容的剪纸，题材多样，形式千变万化，有表现爱情的洞房喜花；有表现生命意识的鹿鹤同春；有表现阴阳哲学的太极福寿图；有表现图腾崇拜的人头鱼、石山生猴娃娃；有表现除病避邪的招魂娃、猴王降妖魔等等。丧葬之际，不论穷富，给老人送葬和过三年都要做纸活：用白纸或蓝纸剪成魂幡，用烧纸剪纸钱，为死者招魂、送钱。这种风俗在唐代《封氏闻见记》中就有记载，“古者享祀鬼神，有青璧币，事毕则埋之，魏晋以来，始有纸钱。”剪纸祭祀鬼神至今仍然盛行。此外，剪纸在居室装饰、服饰花样及鞋花底样等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许多传统的剪纸沿袭到今天。陇东姑娘出嫁前要做“陪房”，要绣上几十双鞋垫。陇东农村妇女大都会剪纸，不少还是“上炕剪刀下炕镰”的巧手，她们一代一代，从妈妈、奶奶手里接过剪刀，耳濡目染，代代相承，传递着百姓千百年来永恒的审美理念。不少地方至今保持着熏窗花的原始制作程序——即把古老的纹样用油灯烟熏在要剪的纸上。鞋垫、肚兜、枕头等刺绣物都是以传统剪纸纹样做底样，先剪纸样，然后粘贴再刺绣。在这众多的传统纹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古时代陇东人的活动情形。从传统的“招魂娃娃”剪纸中，可以看到陇东农村至今普遍存在的“叫魂”习俗：农家孩子受到惊吓或得病，剪一串五个手拉手的纸娃娃，边叫孩子的小名，边用红头绳将纸娃娃粘在孩子身上。唐代诗人杜甫诗云“暖水濯我足，剪纸招我魂”。有一件很奇特的彩陶，属于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纹饰是手拉手人像，也与这种“叫魂”仪式中“五个手拉手的纸娃娃”有相同之处。由此可见，“叫魂”的习俗在陇东由来已久，带着久远的民俗文化信息。早在东汉纸张发明前，人们就以剪彩（绢帛）作为节日装饰。从新疆火焰山附近出土的北朝团花剪纸实物可见，北朝时剪纸已十分精彩。隋唐以后，剪纸艺术广泛流传，反映在历史记载及刺绣、印染、陶瓷等工艺装饰之中，唐代诗人李商隐诗句“镂金做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歌咏的正是正月初七百姓剪纸的迎春庆典习俗。
所以，倘若周人先祖不窋要是带领族人穿越时空，荣归故里，回到陇东，也许一点也不会感到陌生。和甘肃许多地方一样，这里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滞后，人们的生活质量不高，甚至保留了很多原生态的状态。近年来，随着地下资源的发现和开采，石油、煤炭正成为加快发展的发动机。但是。黄土高原的生态系统本来就很脆弱，如果套用其他地区的经济模式来发展工业，那么，最终导致的结果也许只有工业的失败和家园的毁坏。国内外那些付出生态环境代价的事例触目惊心！以此为代价，未免太沉重了。
于是，思考蒙克及其艺术作品的震撼力，能够抵抗人类境遇中常常存在的不安、忧郁、惊恐等等“巨大危机”的不仅仅是那些写作、谱曲、画画的群体，而是用生命形态传承民族文化的人民大众。贫穷永远是丑恶的，但是，在找到一种与环境、精神、文化相辅相成的发展模式之前，忍耐贫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高尚的。换言之，我们需要再思考：应该以什么样的速度来发展。
让我们从以藏族、裕固族、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为主的草原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和以回族为主的伊斯兰教文化中，寻找一些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有积极作用的元素。
甘肃藏族规模较大的节日不少，首先是“藏历年”，又叫“洛萨节”，意思是新年。按藏历计算，藏历年和农历春节日期相近，因此，许多藏民在除夕前后就开始过藏历年。大年初一即为藏历新年，家家户户屋顶燃起象征吉祥的松脂，在佛龛前供奉各种酥油面点、染色青稞和自酿的青稞酒，预祝来年丰收。初二，亲朋好友互相拜年祝贺。初三，举行为少女上头的“笄礼”，即把年满17岁而未出嫁的姑娘装束得与成年妇女一样，盛装艳服，拜访亲戚。其次是“毛兰节”，也叫“传召节”，意思是“祈祷法会”，从正月初三到十六，持续14天。届时，各地寺院都向男女信徒开放，特别是拉卜楞寺等寺院，十三日午前举行“晒佛”活动，由众多僧侣头顶数十丈长的阿弥陀佛、宗喀巴等绣像，展挂在寺院对面的山坡上，规模宏大，宗教气息很浓。“娘乃节”是农历四月十五为纪念佛祖释迦牟尼涅槃而设。这天，所有人家都不举烟火，全体斋戒，不说话，不交谈，以示纪念和致哀。佛教信徒还要穿上新衣，前往寺院顶礼膜拜、烧香、转经轮、做佛事等，并观看古朴典雅的藏戏。“香浪节”，也叫浪山节，为夏河藏族人民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六七月举行，节日期间举行赛马、拔河、摔跤等传统体育活动。男女青年则就地围成圆圈，唱祝酒歌，跳锅庄舞和弦子舞。“采花节”，又名“女儿节”，是舟曲县博裕山寨藏族群众的传统佳节，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举行。节日这天，太阳出来前，乡亲们纷纷赶到附近山上捧水痛饮，有的背水回家洗发、净身。太阳升起，青年男女着节日盛装，在欢声笑语中沿羊肠小道登茨斯卡山，唱“采花歌”，摘采鲜花插在头上，或围成一个美丽花环。第二天，博峪村人为归来的采花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祭水节”是舟曲县黑水沟每年端阳节举行的祭水习俗。这里有一石崖，石缝间有几个石洞。端午这天，石洞中一股股清泉间隙喷出。附近群众前来间歇泉边祭水，煨桑燔祭，呼唤祈水。待清水喷出，人们就陆续下水沐浴，尽情玩乐。“插箭节”藏语称为“拉卜则”，意为祭山神，是古代部落社会祭祀地方神的一种遗俗，在阴历六月十七。这些节日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这是继承和发扬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最好方式之一。
拉卜楞寺每年有7次规模较大的法会，其中以正月祈祷法会和七月敦白日扎法会（也称七月“说法会”），声势最为隆重。正月祈祷法会自正月初三晚直到十七日止，每天全体僧人在大经堂诵经6次，届时还有“放生”“亮佛”“跳法王舞”“酥油花灯会”“转弥勒佛”等活动。七月法会正式日期为七月初八，僧众每日集会听经或辩经7次，并在大经堂广场外演出圣僧米拉日巴劝化猎夫贡保多杰为主要内容的戏剧表演。这些活动一方面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也在古典雅致的表演中对人们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藏戏表演者全是拉卜楞寺寺内的僧人。这些表演本身也传承着一种历史悠久的舞蹈文化。当年，第一任寺主一世嘉木样将西藏音乐引入，组织乐队，发展中逐渐吸收了清朝宫廷和内地寺庙音乐，同时引进汉族乐器，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剧目，如《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智美更登》《诺桑王子》《卓瓦桑姆》和《赤松德赞》等。所以说，藏戏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能够穿越沧桑岁月而继承下来，足以证明其丰富的内涵和魅力。
“笄礼”也是一种庄重的成人教育仪式，标志着人生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经过这个仪式，自然人就转变成负有责任与义务的社会人了。“娘乃节”通过一系列仪式培养人们对宗教文化的虔诚及对智慧的尊重，也是锻炼意志、培育爱心的有效方式；而“香浪节”“采花节”和“祭水节”等节日则表现了人们对美丽大自然的热爱、尊重与感恩，这种情感在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中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甘肃藏区的藏族和各民族群众处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坡之间，一头系着传统与虔诚，一头系着文明与时尚，像几千年前的游牧民族那样经营着自己的灵魂居所，没有喧嚣，没有污染，没有欺诈。他们密切地贴近现代都市，心灵却保持得纯净古朴。很多国内外的旅游者把目光投向大山深处的草原，向往少数民族的烧酒、歌声、舞蹈和赛马等活动，主要是追寻一种生命中永远需要的温情和真实，以及对生活的单纯态度。在文明社会中被扭曲、异化了的人性，或许可以在这种质朴和浪漫的原始生活情调中得到调养和康复。
裕固族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文化。主要节日有春节、祭祀点格尔汗活动和喇嘛教的宗教节日。“点格尔汗”是古萨满信仰习俗。“点格尔”在裕固语中是天之意，“汗”是神之意，“点格尔汗”即“天神”。裕固族因其族源和习俗差异而有东西部之别，但都信仰藏传佛教和原始宗教。除“点格尔汗”仪式和定期的宗教节日外，裕固族还有其他节日。春节是最主要的传统节日，节前有祭祖守岁活动。除夕，家人团聚，吃年夜饭。正月初一，家人早早起床，年轻人和晚辈要手捧清水，洒向帐篷、棚圈，表示清洁吉祥。吃过年饺子后，人们走亲访友，相互拜年，赠送礼物。晚上，帐篷内灯火辉煌，举杯饮唱，通宵达旦。从初一到十五为宗教节日的正月大会，寺院多举办酥油灯花展，僧人戴牛头马面等面具跳“护法”，十分热闹。裕固族也过端午节和中秋节。显然，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都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而这些节日之所以为他们所接受，主要是其本身所蕴涵的文化魅力。近年来，人们都在感叹年味越来越淡，而在历史上很隆重的端午节，文化味也日渐消退，似乎只剩下吃粽子，直到韩国人要注册成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引起国人的注意。韩国经济发达，但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非常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继承。他们的传统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很大，就是说，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淡化，乃至消失了的一些文化传统有可能妥善地保护在国外，或者国内偏远山区与少数民族地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度反思。
与现代文明社会相比，哈萨克民族的生存状态就是一种在大地上自由自在的诗意栖居。哈萨克人民的生活、生产、劳动、狩猎等各种活动都在舞蹈艺术中得到体现，如《擀毡舞》《挤奶舞》《剪毛舞》《劳动舞》《熊舞》《斗熊舞》《瘸熊舞》《孤雁舞》《瘸鸭子舞》《鹰舞》等。另外，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也显示了游牧民族的激情与活力。例如，“姑娘追”是哈萨克族民间传统马术活动之一，也是哈萨克族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这项娱乐活动经常在节日或集会期间举行。“摔跤”是深受哈萨克族人民喜爱的一种民间体育活动，开展非常广泛。“叼羊”更是一项比赛马术和骑术的传统马上游戏活动。在哈萨克草原上，每逢节日或喜事，都要举行阿肯弹唱会，来自各路的阿肯们聚集在一起，开展赛歌、对歌、赛诗和赠歌等活动，成为群众喜爱的一种盛会。“阿肯”是哈萨克族对民间歌手的称谓，既是民间文学的继承者和整理者，又是表演艺术家，知识丰富，感情充沛，文思敏捷，即兴弹唱，出口成章。除了弹唱，还能背诵传说、诗歌、谚语、格言、故事，并能创作。著名的哈萨克史诗《萨里海与萨曼》《阿尔卡勒克英雄》影响深远。2006年，阿克塞县首部哈萨克族民间文学集《瀑布》由中央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瀑布》全部用哈文记录，收录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专家、学者、艺人及文学爱好者近150篇文学作品，其中80%内容是民间口头文学的记录。这些颇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在经济文化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中，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文化潜力。也可以说，是甘肃发展旅游，进行人类学研究、文学创作、影视艺术等弥足珍贵的资源。
回族的传统节日也很有教育意义，例如“开斋节”。根据伊斯兰教教规，凡男12岁、女9岁以上穆斯林每年在伊斯兰教教历九月从看见新月的第一天开始，要进行为期一月的闭斋活动。通过斋戒，体验卧薪尝胆的艰苦，并在艰难困苦中学会忍受和支持。斋戒结束后的第一天，大大小小的穆斯林都要沐浴净身，穿上新衣，到清真寺或郊野举行隆重会礼。节日期间，各家还要炸油香、馓子，赠送亲戚邻居，并宰羊、鸡、鸭，宴请宾朋，互祝快乐、幸福。这种隆重的节日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增进彼此之间的友爱非常重要。
民族地区也要开放发展，这些传统的节日活动及其传承的传统文化与开放发展并不矛盾。人们进行这些仪式时的虔诚、友爱、热情、纯洁等等高尚的精神品格，正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日益消亡。人们呼唤保留和保护文化传统，除了承认文化的多元和多样性之外，是否隐含着对现代文明带来的负面影响及种种弊端的不满、较劲和对抗？
第二，保守和开放心态的矛盾与统一
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原则是，传承历史，立足当代，展望未来。而传承、立足乃至展望首先取决于其思想观念。综观中国历史发展，历朝历代都是在保守和开放的矛盾与统一中向前推进。凡是国力强大、文化繁荣的时期，该王朝必然开放；而在国力衰微的时候，则闭关自守，畏缩不前。甘肃的人文地理决定了这种文化最保守和最开放的特质，也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
发轫于甘肃的周、秦文化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当年，周先祖不窋率领族人来到陇东黄土高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英明的选择。《史记·周本记》记载：“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戎狄在什么地方？不窋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国语·周语》韦昭注：“不窋失官，去夏而迁于豳，豳接西戎，北接狄也。”这说明，豳地就是戎狄居住的地方。唐《括地志》说：“宁、庆、原三州，秦北地郡，为义渠戎之地，周不窋、公刘居之。”宁、庆、原三州就是现在的宁县、庆阳和镇原。清顺治和乾隆年间分别编修的《庆阳府志》均记载：“庆阳乃禹贡雍州之地，周之先后稷子不窋所居，号北豳，即今庆阳也。子鞠陶，孙公刘，俱历世为兹人。”乾隆年间编修的《甘肃通志》记载，在庆阳县东十里地有很多的花草树木，古称“花坡”，相传是“不窋遗园”。明、清《庆阳府志》和《庆阳县志》也记载，“不窋坟在庆阳县城东山顶”。明代大文学家李梦阳在《秋怀》一诗中有“庆阳亦是先王地，城对东山不窋坟”的诗句。这一切都说明，不窋奔庆阳是真实可信的。
不窋从关中平原奔戎狄，有一个重要原因：周人祖先出自戎狄。不窋迁北豳，到戎狄，实际上是回到祖地，也就是黄帝部族最早的发祥地，这里仍然生活着许多原姬姓部落的后裔。更重要的是，陇东距离夏王朝政治中心较远，自然条件优越，农牧兼宜。而且，这里自古以来有穴居习惯，将地穴改为窑洞十分容易。所以，不窋的选择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并不是盲目逃难。在这里，不窋把从夏王朝带来的先进文化与祖地本土文化结合，并且创新发展，他没有回归到祖先时代的游牧生活，而是坚持发展先进的农耕文明，终于为周王朝八百年的基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当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他的孙子公刘审时度势，不再偏安一方，而是以开放的眼光图谋发展，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终于完成统一大业。不窋及其子孙后代的闯业历程表明，科学地解决保守与开放问题，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天时、地利、人和优势，从而取得胜利。而发源于此地的周乐礼制作为一种历史经验随着周朝势力的发展辐射到华夏大地的角角落落，传承至今。
秦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中央集权封建制，秦人先祖最早从天水发展起来。秦国原来是周王朝附庸，以畜牧业为主，他们利用这里的自然环境引进优良种马进行杂交繁育，培育出天下最好的战马，闻名遐迩。秦先祖非子就因为善于养马，得到周孝王的赏识，让他继承了舜时祖先伯翳的“嬴”姓，号称秦嬴，为周室养马。因牧马有功，被周王封邑于秦亭，治所在今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一带。后来，秦人终于崛起于甘肃礼县，又在陕西凤翔雍城一带休养生息250年，最终统一中国。
秦先祖的发迹有赖于养马，为何通过养马就能够得到周孝王的赏识？这也是与发挥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有关。当时，秦人杂居在西戎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和以周朝为代表的农耕文化之间，如果没有一种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这种部落的最终结局都是被融合、消灭。秦先祖认识到这种生存环境的特殊性，避开对自身不利的强大势力，充分利用优势，终于开拓出一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西戎有丰富的游牧经验和良种马，他们需要换取食盐、药物、粮食、布匹等等物品；而周朝面对北方强大的少数民族犬戎，又要维护国家的统一，所以，战争不断，这就需要很多优良品种的战马。冷兵器时代，战马的优劣在战争中往往起决定作用。秦先祖发展养马，能够得到西戎与周朝两种势力的支持，并把这种事业作为一种传统坚持下去，终于赢得了政治上的优势。这样的“保守”非常必要。当秦朝卧薪尝胆，取得天下的统一后却失去稳扎稳打的耐心，“开放”得太快，迅速结束了王朝的政治生命。
前车之鉴，后代人必须吸取教训。
甘肃省的文化资源非常丰厚，如何合理地解决现代化的转型与传统优秀文化成果嫁接的矛盾与统一？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科学问题。如果能够继承得很好，那么，这些蕴藏丰富的文化资源会转化成现代化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一如对马家窑文化、周秦文化、丝绸之路等等经济文化的推动。
从文化艺术创作及开放方面考察，甘肃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艺术是有限人生把握无限价值的途径，汇聚着一种使“人是其所不是”的引领和推动力，因而，对艺术而言，不能把政治、经济的时代性内容简单地移植到艺术的时代性内容中去。从古代附属于宗教、政治的形象表达到近代人性的独白，艺术与宗教、政治的疏离过程是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的凸显过程，艺术形式与现实内容之间从直接映现到间接表现的转化也是艺术与时代批评性关系形成的过程。艺术既表达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审美诉求，又承载着文明进步的引导之责。艺术扎根于政治、经济时代性发展背景中的人类情感，又有着超越现时性、现存性的现实性，这是对人类生存境界的内在开掘，也是对疲于功利之累的人的一种人性抚慰和心灵荫庇。甘肃省多元化的文化从远古时代一直积淀、延续到现代，不是政治行为，也不是经济行为，而是类似宗教虔诚的文化自觉行为。人类在不断离开精神家园向未来迈进的过程中，常常需要带有人性温度的文化关怀和慰藉，而正是这一点，消除了文化的历史性和隔阂性，才具备永恒价值。同时，也正是人类这种生命意识的潜在需要，决定了新文化的不断诞生，并积累、沉淀在历史文化中。古典时代，由于经济水平等因素很低，这种继承与发展变化的矛盾不很突出，而在现代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种类、形式、途径都史无前例，这种形势下，人们面临的抉择矛盾加剧，而人类灵魂深处所需要的文化温情抚慰也更加强烈。
甘肃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文化艺术有着无可替代的优秀文化资源。从地貌特征来说，有沟壑纵横、为华夏民族繁衍生息提供了温床的黄土高原，有神秘而雄浑的沙漠和戈壁，有雄伟壮观的冰川、雪山，有孕育了多姿多彩民族文化的桑科草原、皇城草原、玛曲草原等著名草原和高山草地，有堪与云南石林、黄果树瀑布、桂林山水、芦笛岩、七星岩等著名喀斯特地貌媲美的陇南万象洞、朝阳洞。从永靖炳灵石林到景泰黄河石林，甚至在兰州附近的天斧沙宫、庄浪的云崖寺等，有气势雄浑的丹霞地貌分布。而雅丹地貌更加神奇美丽。雅丹地貌又称为“魔鬼城”，是一种风蚀造成的地貌，这种地貌在世界上只有远离海洋且干旱多风的大陆性气候的地方才可以形成，最集中的一部分就在甘肃。这些鬼斧神工的地貌姿态万千地分布在甘肃大地上，本身就是一件大自然的独特风景。凡是艺术家写生所需要的自然景观，在这里几乎都能找到。尤其难得的是，以这些地理奇观为背景，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更能给艺术家创作带来灵感与启悟。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常书鸿、董希文、张大千、段文杰、史苇缃、欧阳琳等一大批艺术家投身甘肃，感受敦煌及少数民族风情，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西部的感受。常书鸿被敦煌的文化艺术魅力所吸引，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而置身于荒凉的大漠戈壁，推动了敦煌文化艺术的研究与保护。董希文吸收了敦煌壁画的创新思想与宏大气魄，创作了史诗性的美术作品《开国大典》。张大千直接临摹敦煌壁画举办展览，轰动一时。大型舞剧《丝路花雨》取材于敦煌壁画，以中国大唐盛世为背景、以蔚为壮观的敦煌艺术为文化底蕴，融合唐朝古典舞、敦煌舞、印度舞、黑巾舞、波斯马铃舞、波斯酒舞、土耳其舞、盘上舞、新疆舞等舞蹈形式。《丝路花雨》自1979年5月首演以来，经过多次改版、复排和提高，长盛不衰，在中国文艺界刮起一股强劲的敦煌艺术旋风，继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轰动国内外，被誉为中国舞剧的里程碑。1982年，《丝路花雨》荣登世界第一大剧院——米兰斯卡拉大剧院，成为亚洲第一个进入世界最高艺术殿堂的演出团体。多年来，《丝路花雨》在法国、意大利、日本等二十几个国家演出深得好评，被誉为“中国民族舞剧的典范”。《丝路花雨》凭借“演出年轮、场次最多”，成功入选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成为“中国舞剧之最”。接着，又从全国100多项吉尼斯纪录中脱颖而出，当选“2005大世界吉尼斯最佳项目奖”。如今，敦煌壁画已成为舞台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艺术家们从中得到启示，创作舞剧，使之成为一种新型舞蹈派系——敦煌舞。
1998年，筹办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创立百年纪念活动之际，兰州歌舞剧院决定创排通过复活敦煌壁画演绎古代丝路风情的舞剧《大梦敦煌》。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作，2000年4月24日，《大梦敦煌》在北京中国剧院成功首演。这台舞剧投资达700万元，舞美总重量达120多吨，其中，按原比例将敦煌莫高窟千佛洞、飞天壁画等实景移上舞台，气势恢弘，美轮美奂。充分展示如诗如梦的敦煌壁画艺术的同时，融合美丽的西北风情、大漠风光，在音乐、舞美、服装、灯光等的创作及设计方面也贴近时代，使故事性与艺术观赏性完美结合，国内外演出800多场，票房收入超过8000万元，已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舞蹈荷花奖、文华奖等多项奖项和荣誉。2005年1月，又荣登2003-2004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榜首。专业人士一致认为，《大梦敦煌》是近年中国原创舞剧中难得的佳作，是继《丝路花雨》之后中国民族舞剧达到的又一高峰。事实证明，《大梦敦煌》已成为兰州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兰州歌舞剧院也成为内地文艺团体中首家在国外自己投资、自己开拓演出市场进行纯商业演出的院团，成为国内舞台艺术作品“多演出、多产出”的典范。
《丝路花雨》《大梦敦煌》在国内外的巨大成功经验再次表明，高雅的艺术在任何时代都有市场，关键在于如何协调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如果《丝路花雨》《大梦敦煌》仅仅以表面化场景吸引观众而不依托敦煌文化深厚的底蕴，那么，它们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普遍的欢迎而长盛不衰；如果《丝路花雨》《大梦敦煌》泥古不化，不进行旧瓶装新酒式的改造以适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那么，它们也不可能走出古老的莫高窟而引起共鸣、轰动。
在甘肃省，像敦煌壁画一样的文化资源还很多，如前面提到的游牧文化、马家窑彩陶文化、陇东农业文化、丝绸之路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回族民间文化等等，都各有特色。甘肃还有上万座保存较好的汉、晋、隋、唐时期的墓葬，其中蕴藏的古代文物再现了甘肃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和中西文化的交流融通。酒泉、嘉峪关的魏晋壁画墓保存着近千幅历史画面。壁画以赭石和红色为主，用色单纯，色彩总体热烈明快，笔法简练，形象生动，系统反映了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俗、科技等内容。绘画以中国传统的写实手法为主，早于莫高窟艺术，填补了魏晋时期绘画艺术的空白。甘肃嘉峪关新城戈壁滩上，魏晋古墓数以百计，1972年发掘8座，其中6座是壁画墓，共保存壁画600余幅，被誉为“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墓室四壁的砖画多数一砖一画，也有大幅壁画，均取材于农桑、畜牧、汲饮、狩猎、林园、屯垦、营垒、庖厨、宴会、伎乐、博弈、出行，以及牛马、穹庐、衣帛、器皿等现实生活。绝大多数壁画反映墓主人的豪华生活，少部分描绘平民生活。耕地使用二牛抬杠，耙和耱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生产工具。酒泉丁家匣五号壁画墓为典型的东晋十六国大型壁画墓，墓四壁、顶部均绘彩色通栏壁画，画面内容为天上、人间、地下三个境界的浩繁景象，翔实逼真。天境和地下部分，是祥瑞图和神话传说、圣贤故事画，人间部分是墓主人生前居官食禄、尊荣享乐的写实画面，墓主人、侍酒者以及扶琴、琵琶、击鼓、吹笛的乐伎等无不栩栩如生，还有巨幅园林图、采桑、杀猪、烹调、耕耙、扬场等生活劳动场景。这些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文物古迹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和气魄宏伟的巨大建造，令人叹为观止。现在，不管创作有关这段历史的美术作品还是影视作品，都是非常可靠而全面的第一手材料，更别说在研究美术发展历史、音乐、古代民俗风情、服装演变等方面的科学价值。
尽管甘肃文化资源丰富，但像《丝路花雨》和《大梦敦煌》一样的艺术精品不多。这主要是缺乏大无畏的开拓精神，或许有农耕文化的负面影响，也就是所谓的“保守”。这种“保守”实际上是一种惰性，不光在现代化建设中有不良影响，即便是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不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如果让这种“文化惰性”占据了主导地位，会造成许多不利后果。所以，甘肃省虽然有着深厚而多元化的文化资源，但这并不等于就能必然发展。如何有效开发利用才是目前最迫切的科学命题，或许，这也是甘肃经济文化腾飞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