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曾经在文化发展方面较长时期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影响深远。我们可以从游牧文化、马家窑彩陶文化、陇东农业文化、丝绸之路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回族民间文化等六方面加以研究。
第一，游牧文化
在人类历史上，几个主要文明古国都先后经过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西亚早在5000年前就率先进入青铜时代，而东亚大约在4000年前才进入青铜时代。商周之际，东亚青铜文化达到鼎盛时期，而此时的西亚赫梯王国已进入铁器时代。西亚和东亚在上古时期是否存在青铜技术传播的可能？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东西方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就存在一条“青铜之路”，传播青铜文化的主要是一些游牧民族，他们为东亚引入了羊、黄牛、马和青铜技术。游牧民族的主体是印欧人。现代学术界普遍认为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是吐火罗人，他们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族。吐火罗人离开波斯来到中国西部，居住在甘肃兰州以西直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一带，仍然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就是中国史书中常见的月氏。
根据古典文献记载，月氏民族在商代就已经居住在我国西北。先秦文献提到过一些与月氏名称相近的居于西方的部落，例如《逸周书·王会解》中提到过“禺支”，《穆天子传》中提到过“禺知”。《管子·国蓄篇》称“玉起于禺氏”；《管子·轻重甲篇》则有“禺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虚可得而朝也”的记载。这些名称都是后来大月氏的不同译名。《史记·大宛传》说月氏原居于敦煌、祁连之间，《后汉书·西羌传》也说属于大月氏别种的湟中月氏人，旧时居住在甘肃古代的张掖、酒泉一带。月氏曾经十分强大，有“控弦之士”一二十万之说。前174年前后，匈奴单于冒顿派右贤王领兵西征，杀死月氏王，用他的头骨制成饮酒器具。月氏战败后，大部被迫西迁到现在的伊犁河、楚河流域；留在河西地区的月氏人一部分逃进祁连山，与当地游牧民族杂处，被称为“小月氏”。前174—前161年间，匈奴王协助乌孙再次打击大月氏，杀死月氏王的继任者。月氏只得再度西迁，翻越天山和帕米尔西部，到达阿姆河流域定居下来。后来，大月氏分裂为五部，其中贵霜部最为强大，建立贵霜王朝，攻占了整个印度西北地区。迦腻色迦王以后，贵霜王朝统领印度恒河及印度河流域，西起咸海，东到葱岭，成为拥有中亚广大领土的犍陀罗大帝国，从游牧社会转型为农耕生活，迅速吸收古波斯、希腊和印度文化。迦腻色迦王是一位大力护持佛教的君主。印度佛教就以大月氏作为中印交通媒介最早传入中国。东汉明帝曾经派遣使者到达西域，在大月氏遇到的摄摩腾和竺法兰等人，是从大月氏来到中国的第一批高僧。东汉桓帝时期及三国时期，从大月氏东来的支娄迦谶和支谦是最早在中国传译大乘经典的高僧；另外，西晋的竺法护出生在敦煌，但祖先是月氏人，当时人们称他为敦煌菩萨，又称为月氏菩萨。其他如支法度、支施仑、昙摩难提、道泰、月婆首那等高僧也都是大月氏人。
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及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对各种不同类型文化的兼容吸收与传播。游牧文化不但成为农业文化的有益补充，对世界各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西部和北方的游牧文化，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不可能出现。直到现在，甘肃还有藏族、裕固、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仍然保留一定的游牧生活，以各具特色的形式传承着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裕固族是甘肃省三个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聚居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裕固族最早使用古回鹘文，明末，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裕固族开始使用藏文。现在，裕固族群众普遍使用汉文文字。他们过去一年四季逐水草而居，常年居住在帐篷里。随着季节变化和畜场转移，帐篷经常移动。他们的帐篷由六根或九根杆子支撑，有些用牛、羊毛织成褐子搭盖而成，有些用白帆布做成，并且缀有传统图案。帐篷内部正上方为佛龛，进门右边为女客座位，左边是男客座位。裕固族牧民饮食以酥油、糌粑、乳制品为主，每日一饭三茶，即每天喝三顿酥油炒面茶，吃一顿面片或米粥，有时也吃烙饼、花卷等。裕固族热情好客，民风淳朴，善歌舞，以美酒待客，热情大方。
哈萨克族人早在公元前就活跃于我国西北部的阿尔泰山、天山及伊犁河谷、伊赛克湖一带，是“丝绸之路”古老的开发者和经营者之一。其主要族源有塞种、月氏、乌孙、匈奴、康居、奄蔡、克烈、克普恰克等。据记载，塞种人叫“允戎”，世居敦煌，被月氏排挤，西迁、游牧于天山南北。国外学者多认为“哈萨克”名称最早出现于15世纪初期。民间认为哈萨克为“白鹅”之意。也有人认为，哈萨克是中国古代“曷萨”“阿萨”或“可萨”的异名，还有人把哈萨克解释为“战士”“自由的人”“避难者”“脱离者”。这些名字都能折射出哈萨克漂泊动荡的漫长生活历史。建国后，哈萨克人民才有了定居地。1951年1月，甘肃省敦煌县成立“安置流散哈族工作委员会”。1953年3月，在兰州召开“甘青新三省边境哈族头人联谊会及各族团结会”，在《甘青新边境各族代表关于加强民族团结，安置边境哈族的协议意见》中规定：甘肃以海子为中心，东至哈尔腾东端的托逊堡，西至安南坝，南至海子南端，北至燕都尔图，为哈萨克族居住和放牧区域。哈萨克的游牧文化得以延续发展，成为中国多元文化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萨克族热情好客，他们有这样一句话，“祖先的部分遗产是留给客人的”。凡是上门客人，不论民族信仰，均热情款待。若遇黄昏，必定留宿。对远道而来的客人，要宰羊，并拿出马奶酒招待。哈萨克族有一套待客礼节。先把准备给客人宰的羊牵到客人休息之地，将羊头拉进门，伸出双手，恭敬地对客人说：“请允许吧！”客人同意后，才宰杀羊，并搭灶煮肉。肉熟前，铺好餐巾，端上油果、奶疙瘩、奶豆腐、酥油等。喝完奶茶，又换饮马奶酒，主人弹起冬不拉，唱“阿吾勒的六支歌”，并邀请客人唱歌、跳舞或讲故事。随后，撤去杯盘茶具，让客人洗手，端上羊肉，并将羊头送到贵客面前。客人先割下一块肉，敬给长者，再割一只羊耳朵给主人的小孩，最后自己割食一片，然后将羊头还给主人，表达谢意。这时，大家动手，说说笑笑，一起吃手抓羊肉。最后，主客相互用双手，手心朝面部，轻轻向下抹一下，谢谢上苍赐予的美食。这些待客礼仪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尊重、乐趣、情意及哲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处世哲学教育。
哈萨克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和鲜艳夺目的服饰文化。他们善于用奶和肉制作各种具有民族风味的食品。奶制品多种多样，有酥油、奶酪、奶疙瘩、奶皮子、酸奶子、奶豆腐等。还能用面粉做许多食品，如包尔萨克、油饼、面条、米饭、抓饭、炒麦、炒米、稀饭等。还有一种颇具特色的面食“吉民特”，用小米粉、红豆腐粉、酥油、白砂糖等原料做成，是招待尊贵客人的上等食品。哈萨克族服饰最能反映牧区生活特点。为骑马方便，牧民衣服一般很宽大，上衣对襟。男子内穿绣花套头衬衫，套坎肩，外加短大衣，再着一件对襟、无扣长及膝部的袷袢。冬天穿翻领、对襟皮大衣或棉大衣。腰部束镶有金属花饰的皮带，右挂小刀，下着宽松、结实的皮裤或棉裤。哈萨克族女装多用花布、绸缎、丝绒等缝制。女青年的连衣裙色彩鲜艳，袖口绣花，裙摆缀有数道荷叶边，外套绣花坎肩。姑娘多穿绣花套裤。少女戴水獭皮圆帽，帽顶绣花并缀一簇猫头鹰羽毛，还戴一种用红、绿或黑色绒布制作的圆形硬帽，上用金线、珍珠等组成各种图案，谓之“塔克亚”。结婚时，要戴高筒尖顶礼帽，称“沙吾克烈”，帽上绣花卉，镶珠宝，缀以珠串等饰物，别致华贵。“沙吾克烈”只戴一年，之后换花头巾。妇女生育后戴白布盖头，叫“克米谢克”。哈萨克服饰中蕴含着深厚的人类学文化资源。近年来，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重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借助古尔邦节、开斋节、纳吾肉孜节、哈萨克族服饰大赛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和重大民族节庆日为载体，将哈萨克族弹唱演奏、民间工艺美术、民间赛歌、民族服饰展演、叼羊、摔跤、赛马等民族民间活动列为固定的文艺活动项目，又确定一批民族民间口述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毡房建筑、传统工艺、习俗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项目。
在历史发展中，哈萨克牧民为了生存，与野兽搏斗，与大自然搏斗，逐渐形成了互助风俗：谁家遭到风雪灾害，人有病，损失牲畜，附近牧民会主动送穿、送钱、送牲畜。若不接受帮助，便被视为破坏礼俗。同样，不帮别人的人，也就失去被人帮助的权利。因此，哈萨克族被誉为“没有乞丐的民族”。这种和谐的生存状态至今仍然有着积极意义。
第二，马家窑文化
如前所述，甘肃素有“彩陶之乡”之美称，是我国彩陶起源最早、发展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艺术成就最高的地区，而在甘肃发现最多、分布面最广、最具代表性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马家窑文化。这种文化的产生比较特别。有学者认为，大约距今1.5万年前，有一部分黄种人在与印欧语系族群相处多年后，离开中亚，向东进入昆仑山，形成汉藏部落。汉藏部落进而向东迁移，分布于河西走廊、湟水流域、渭河上游。其中，藏缅族群居住在湟水流域、昆仑山、河西走廊，而原始汉语部族居住在甘肃天水、陕西宝鸡一带。这是原始汉语文化群落与藏缅文化族群的一次大碰撞，碰撞的两个重要结果是藏缅族群逐渐南迁，同时甘青地区汉藏语系羌人迅速崛起，以陇西为中心，西至河西走廊和青海省北部，北达宁夏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创造了举世闻名的、融合多种多样古代文化的马家窑文化，并且延续发展数百年，将彩陶文化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世界彩陶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奇观，是人类远古先民创造的最灿烂的文化，是华夏文明晨曦中的绚丽霞光。它包含着中华先民在远古时代所达到的多项文化成就和众多的社会信息、文化信息。
马家窑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曙光，它直接影响到了夏朝的文化。例如，上古传说中的治水英雄大禹就是羌族，他主要活动的地区之一在甘肃永靖。接着兴起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也属于羌人文化，分布范围蔓延到邻近几省，并且与周文化发生密切关系。羌姜同源，羌人文化也就是构成先周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的姜人文化。我国古代最早产生的两种文学形式是诗歌与神话，羌族男女老幼大都会唱民歌，歌词多为4或7个音节一句，类似汉文中的四言诗和七言诗。著名的神话有《开天辟地》《造人类》《斗安珠和木姐珠》等，其中所说的姐弟成婚、射落太阳的故事等等，都与汉族神话有密切联系。另外，羌族的音乐影响更加深远，例如羌笛。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羌笛三孔”。马融《长笛赋》说：“近世双笛从羌起。”唐代《乐府杂录》载：“笛，羌乐也。”宋代陈《乐书》记载道：“羌笛五孔。”唐朝诗歌中屡次出现关于羌笛的描述。《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羌笛的解释是：“羌族管乐器，双管并在一起，每管各有六个音孔，上端装有竹簧哨，竖着吹。”古羌笛既是乐器，又是鞭杆，故有“吹鞭”之说。
甘肃是大部分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区。仰韶文化衰落后，马家窑文化继续蓬蓬勃勃发展两千多年。正是羌人及其文化的持续发展，才阻挡了印欧人大举东进，否则，中国文明也许会像印度河古文明或两河流域古文明一样，毁于外族人的大规模入侵，从而中断其连续性和独立性。
周人先祖在陇东高原发展农业，秦人先祖在陇南、天水一代为周室放马，两个伟大的朝代都从甘肃发展壮大，最后统一中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泾河流域是先周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先周遗存就有甘肃崇信县于家湾周人墓地和香山寺墓地、九功塬子遗址等。其中，于家湾墓地是甘肃省发现时代最早、埋葬人数最多的周文化墓群，曾出土鼎、觚、爵、斛、钺、戈、铃等铜器，鬲、罐、纺轮等陶器以及大量的玉饰、蚌饰和海贝等，说明周迁岐后，并不意味着先周族势力在北方的消失，只是中心势力的南移，该地依旧是周人的一个重要聚落地。商代末期，周文王征伐密须国取得胜利，为祭天慰民，筑灵台，遗址就在甘肃灵台县文化馆内。位于庆城县东山的周祖陵因山巅有周祖不窋陵而得名。数千年来，历代王朝显宦，文人骚客，吊古览胜，积之愈久，仰之弥深。最初，秦人在土地辽阔、根基深厚的周地不过是散布在诸戎中极小的一个点。周平王东迁，秦襄公“立国”。秦人同周人接触的时间长达八九百年，在甘肃省东部的甘谷县毛家坪、天水董家坪两地都找到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19座春秋战国墓葬与陕西关中同类秦墓基本上保持一致，而且具有前后传承关系。秦人长期同戎狄杂处，草原沟壑的空旷，游牧兼农业生活的恬适，养成他们狂放不羁的性格，音乐、歌舞简单而原始，深受西部游牧民族自由歌调的影响。后来他们崛起于甘肃礼县，在陕西凤翔雍城一带休养生息250年，霸周原、都咸阳、灭六国，历时600多年，最终统一中国。进入关中平原之后，秦人携带着在甘肃积淀的文化性格，随着全国的统一，将其注入中华民族的文化长河中。
第三，陇东农业文化
我国发掘的第一块有确切地点和层位的旧石器是在陇东高原发现的，距今约10万年左右，就是说，那时候这里已经有原始人群生活。近年来，文物研究人员将先后发现的旧石器地点依据地层、石器和共存的生物化石等进行综合研究，得出“三大人群”的结论。首先是“蒲河人群”，距今约7万年，以狩猎和采摘为主，所处生态环境是稀树草原景观。其次，是“马莲河人群”，距今约3万年，也主要依靠狩猎和采摘，所处环境要比蒲河人群寒冷一些，但已经掌握用火技术，告别“茹毛饮血”阶段。最后，是“浅涧河人群”，距今约3万年，与马莲河人群差别不大，还是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这些远古先民用简陋的打制石器开拓着这块黄土地。经过数万年的历史考验，距今约6000年的时候，庆阳远古先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本身素质都有了空前提高，当时的社会经济是以定居农业为主，兼有渔猎和采摘，制陶业也相当发达。
炎黄民族部落就在这一历史阶段产生和发展起来。传说黄帝出生于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的沮源关降龙峡。据《史记》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都是黄帝的子孙。曾经辅佐颛顼帝治理天下的帝喾就是周人最早的先祖。帝喾元妃姜螈生了姬弃。姬弃对农作物有浓厚兴趣，致力于研究、栽种。因为在这方面的造诣，尧帝推荐他担任掌管农业的“农师”。舜帝时，洪涝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姬弃为解决粮食问题而四处奔走，寻找并开垦适合发展农业的土地。因为他的功劳，舜帝封他于邰地，以后的史书中称他为“后稷”。后稷死后，其子不窋继承了职位。但是，他时运不佳，偏偏遇到夏孔甲帝“好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朝纲大乱，不窋看无法保全生命，就辞了官，率领部族人来到当时被称为“鬼方”的甘肃陇东庆阳一带。这里山、川、塬兼有，沟、梁、峁纵横，适合多样性农作物的生长，不窋定居下来，修建了不窋城（今庆城县城）。接着，他把世代积累下来的农业技术全部施展在这片深厚的黄土高原上，培育了小麦、高梁、玉米、稻子、谷子、糜子、大豆、葫芦、大麻、韭菜、苋菜等品种繁多的农作物，所以，史称“周道之兴自此始”。不窋死后，他的儿子鞠陶继任周族领袖，继续发展农业，同时学习戎狄部落的畜牧与狩猎知识。鞠陶的儿子公刘当上部落酋长后，春播秋收，忙个不停，终于使农业在戎狄之地得到很大发展，他率领族人经漆水、沮水挺进渭河流域。经过几代人经营，到周武王时，终于消灭商朝，建立周朝。
从地理环境看，陇东高原处于几乎封闭的大陆性地域中，四面险关重重。但是，肥沃的黄土地与大小河流为这里的人类生存提供了物质条件，由此造成汉人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形成。人们不求对外的开拓发展，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讲究个人自我完善的道德修养。从社会性质看，不窋及其他周人先祖部族是宗法制的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逐步向外辐射，形成家族、宗族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以亲情编织起来，每个人必须遵守道德伦理，这是高于一切的标准，从而形成汉族人注重血缘关系的社会心理。正是由于这种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构成了汉族社会独特的、稳定的生存系统。后来，周王朝确立后，封同姓诸侯，前后延续700余年之久。能跨越如此长久的时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同时，这与周文王的仁义之道和周公制礼作乐也有密切关系。周礼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孔子非常重视周礼，鲁国国君曾派他到周王室史官那儿去学习礼。后来，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但他提倡的“礼”不仅仅是“周礼”，他把周礼之中可以通行于天下的“达礼”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仪礼》。孔子更重视符合“道”的“仁”，最后发展成儒学，深刻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精神。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化就已经光辉灿烂，经过秦朝的大一统，特别是汉朝对这种大一统的巩固，从而确立汉族的基本文化格局。汉朝以后一千多年，也有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侵扰，由于没有真正可以同它抗衡的文化力量，军事征服者反过来又要被华夏文化所征服。佛教文化渗透到华夏文化诸多方面（尤其是哲学和艺术中），不仅产生了汉化的佛教哲学，而且在回应佛教的挑战中又产生了宋明新儒学。不过佛教并没能置换中华民族的根本价值观念，也没有形成一个西方那样足以同皇权抗衡的宗教力量。直到清末，华夏文化虽受到侵蚀和有所革新，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新，其基本内容还是汉代的，如果继续往前回溯，重要的一个主脉就可以延伸甘肃东部黄土高原。
随着周先祖的东迁及兴盛，陇东农业文化影响到华夏文化，留在陇东高原的先民们则绵延不断地继续发展着这种农业文化。这从留存至今的不窋城、公刘邑、西姬沟、周祖花园及周祖陵墓等多处墓葬遗址中体现出来，并且存活在陇东人的衣、食、行、娱、丧葬、嫁娶、节庆、寿诞等地方民俗中及民间艺术中。特别是不窋创建的黄土窑洞，除了丰富的文化积淀，民间还认为是养生保健的理想境地。2002年6月，首届中国香包民俗文化节期间，中国民俗学会将庆阳市命名为“窑洞民居之乡”。
陇东农业文化在民间艺术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剪纸、皮影和民歌上。
甘肃既是周先民的发源地，也曾是戎、羌、狄、月氏、乌孙、匈奴等古老民族聚居和活动的地方，各古老民族进行激烈的冲突与交融，最后深深地积淀下超越民族和文化的古朴遗俗。甘肃剪纸就是这种古朴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剪纸，最早或是有关生存和繁衍的巫术活动，如用“疗病娃娃”来抵御疾病灾难，用“娃娃坐莲”来昭示繁衍。“抓髻娃娃”形象是最多的一种剪纸。抓髻娃娃的原型，就是金文的“天”，也就是郭沫若先生考证认为的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族的族徽。这个祖先标志，几千年来一直作为中华民族的保护、生育神。甘肃剪纸以庆阳和镇原两地为最，其风格比陕北和吕梁等地的剪纸更加古朴、简练，也更有图腾意味，显示着古拙质朴的风格，包含着粗犷奔放的高原气质。这些剪出来看似普普通通的纸花，已成为人们认识历史、探索古文化的瑰宝，是一个个活跃在纸上的生命。
陇东剪纸历史久远，风格粗犷夸张。东部和北部的正宁、宁县、合水、庆阳、华池、环县等地剪纸较为古朴雅拙。中部西峰、镇原一带风格秀丽工整。西部泾河上游的平凉、泾川、崇信、华亭、庄浪一带风格简洁明快。陇东剪纸的题材和内容非常丰富，有表达吉祥喜庆、反映传统民俗的“二龙戏珠”“喜鹊闹梅”，有反映生死繁衍和美好爱情生活的“鱼儿钻莲”“蝴蝶恋花”，有祈求神兽消灾降福、保佑安康的“老虎下山”“送疳娃娃”，还有民间故事“刘海戏金蟾”“唐僧取经”等。从功能形式上来分，有门花、炕窑花、窑顶花、箱柜花、粮囤花、灯笼花、喜花、吊帘花、礼花、寿花和刺绣用的底样等。在长期的剪纸过程中，陇东妇女掌握了丰富的表现手法和剪纸技巧，无论是色彩上还是剪法上，甚至在线条的变化上，都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其作品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反映着黄土高原人们的生活风俗，渗透着庆阳妇女对劳动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未来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剪纸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而陇东剪纸独具一格。1930年，庆阳县胡仙川的剪纸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镇原县农村妇女、剪纸艺术大师祁秀梅，其作品被国家收藏，法国报纸以头版头条位置介绍。1987年，中央美院邀请她登上大学的讲坛讲课。1988年，法中友协吉莱姆夫妇专程到庆阳考察剪纸艺术。十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庆阳市人大代表杨晓燕分别向温家宝总理和原人大委员长李鹏赠送了剪纸。
陇东皮影又叫灯影子、牛皮娃娃，是舞台演出的用具，也是一种民间工艺品。皮影戏起源很早，陇东民间传说，秦始皇的儿子胡亥生下来时啼哭不止，有一天，他看到窗子上照射的人影表演便不再哭。人影一离开窗子，他又啼哭。于是，秦始皇命人雕刻出表演人的形状，不断表演，胡亥不哭了，皮影戏也由此出现。北宋时，影戏演出已较为普遍。《都城纪胜》说：“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人物禽兽，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北宋，范仲淹镇守庆阳，当地艺人通过演皮影戏犒劳将士。清朝末年，甘肃大将董福祥曾把环县皮影戏班带到京城为慈禧庆贺寿诞。法国巴黎南郊一处僻静的街道上，有一所私人开设的电影资料馆，展览陈列的各种模型和器械中，一套来自甘肃大地的皮影器具排在最前列，被认定是电影的雏形。
陇东皮影主要分布于平凉、庆阳地区各县，集中于陕、甘、宁三省接壤的三角地带。以前，陇东皮影戏是一种以食用植物油为燃料的灯光，照射牛皮做成的人物剪影为傀儡进行表演的民间影子戏。白天有太阳的时候也可演出，称为热影子戏。它的人物造型，类似戏剧中的生、旦、净、末、丑五个大类。根据人物不同的身份特点，夸张其眉、眼、鼻、嘴和胡须五部分。造型外部轮廓以直线概括，尤重图案装饰，着色对比强烈，头部造型约有千余种。由于在平面布幕上演出，只能左右动作，一般采用“五分脸”，即侧面表示法：一道眉、一只眼、一耳垂、半面嘴鼻半边脸。皮影的身段也用侧面表示法。陇东皮影音乐深受陕西西路皮影弦板腔、碗碗腔的影响，有的班子也有用秦腔演出的，但大多数班子以演唱陇东道情为主。陇东皮影的刻制原料十分讲究，要求以小口齿青槽期的黑毛公牛皮为佳，在整个的制作工艺上，无论是选皮、刮皮、拓样、针稿簇刻、着色、出汗、砖熨等各道工序都毫不马虎。陇东皮影雕刻艺人世代相传，雕刻刀法非常讲究。早期陇东皮影只有20厘米左右高，纹样和色彩简单概括，往后发展，皮影高一尺左右，着色以黑、红、黄、绿为主，整体造型是头大身小，手臂过膝。全身头、胸、手、腿等部分用牛筋绞连，身上的若干关节，根据动作需要，用三五根毛竹操纵，通过灯光投影，影人在幕布上表演出各种动作。清末，陇东皮影出现了带有复杂图案构成的大片布景，如“花果山”“金銮殿”等。皮影戏演出对演员、场地、音乐等要求不高，而且流动比较方便。多少年来，活跃在西北高原的山山沟沟，传播文化，敬神娱人。改革开放后，受到电影、电视等新的文化娱乐方式的影响而失去往日的红火。不过，作为一种传统工艺品，陇东皮影受到了国内外收藏家的青睐。
陇东民歌在中国的影响更大，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引起强烈的共鸣，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不开。《诗经》中的《豳风·七月》《大雅·公刘》《小雅·采薇》等篇什，就记录那个时代的劳动生活情景和豳地的风土人情。陇东民歌高亢而宛转，粗中见细，情感缠绵，乡人称为“野调调”，这个“野”字，正是高昂、粗犷的歌唱风格的反映。劳动人民与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山头上、田野里、农家的炕头上、绣房里、磨窑里都是他们自由的演唱场所。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齐唱、一领众合等。从歌词角度讲，陇东民歌是一种文学样式，在庆阳这块土地上，留存下来的最早的文学艺术“记号”就是民歌。随着时代变迁，陇东民歌不断吸收各种文化元素，并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相磨合，形成鲜明的特色、风格和情调，代代滋生，真实地记录着庆阳人民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真情实感。
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农民诗人孙万福紧紧抱住毛主席，感情如同决开的坝堤，借《光棍哭妻》的曲调即兴唱起了陇东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首民歌经贺敬之修改润色，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从此家喻户晓。同时唱遍全国的陇东民歌还有《绣金匾》和《军民大生产》。《绣金匾》最初出自一位叫汪庭有的木匠之手，原名《绣荷包》，经诗人艾青指导，汪庭有将《绣荷包》改成《十绣金匾》。在广泛传唱过程中，得到人民群众和专业文化工作者的再创造和锤炼。传唱不久，就增加了歌颂朱总司令的内容。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对原作歌词作了改动，并将“十绣”精炼为“三绣”。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伟人相继去世，艺术家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再次修改《三绣金匾》，经著名歌唱家郭兰英饱含深情的一唱，变成歌颂、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领袖的经典之作。《军民大生产》来源于古老的陇东打夯号子。打夯号子在劳动中诞生，并不断发展形成固定的调子。打夯调子是固定的，但没有固定的词，全由掌夯把式即兴填词并领唱，其他抬夯的人员就以“嗬咳”和“西哩哩哩嚓啦啦啦唆罗罗罗呔”之类固定句式来应和。1942年，抗大七分校及770团的战士们进驻华池镇，听到这优美铿锵的劳动号子，便与当地群众一道，以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背景，编出了优美的打夯歌《十唱边区》。这首歌唱军民大生产运动的民歌很快在当地驻军和群众中传唱开来。音乐家张寒晖经过庆阳，对十段歌词进行提炼和修改，变成五段，起名《军民大生产》，1964年，这首民歌被搬上舞台，通过庆祝建国十五周年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唱响祖国的东西南北。著名的歌曲《东方红》也从陇东民歌中可以找到它的两代母体——《骑白马》《煤油灯》。马可、李焕之、张寒晖、柯仲平、清宇等一批作家、音乐家、评论家也来陇东采风，与民间艺人一道挖掘、整理、创造。1980年以来，文艺工作者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搜集整理，集成3000余首。数以千计的陇东民歌登上了“大雅之堂”，或载入诸多歌本曲谱，或进入电影、电视，走进各地人民的心中。
第四，丝绸之路文化
丝绸之路三条主干道均穿越甘肃。自从汉朝设置河西四郡之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中国的丝绸、先进的冶金技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茶叶、容器、漆器以及大黄等药材、排箫等乐器传到了西方各国，从新疆或通过新疆，西方的良种马（天马）以及棉花、胡桃（核桃）、胡葱（洋葱），胡菜（香菜）、菠菜（波斯菜）、葡萄等多种农业植物传到了我国内地，西方的音乐、舞蹈、杂技以及箜篌、四弦曲颈琵琶等多种乐器相继传入。佛教、景教、祆教、伊斯兰教也传入了。可以说，丝绸之路是人类物质、精神、艺术、文化的交通之路，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动脉，它缔造了一座座历史文化名城，产生了无数影响深远的古关要隘、军事遗址、宗教圣地等自然、文化遗产。在国务院已经批准的3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中，丝绸之路中国段自东向西有洛阳、韩城、西安、咸阳、延安、榆林、汉中、天水、武威、张掖、敦煌、银川、同仁、喀什等14座城市，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有龙门石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莫高窟和嘉峪关等。
从甘肃东部到河西走廊，境内分布有大小石窟100余处。被称为“东方雕塑馆”的天水麦积山，荟萃着后秦、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的塑像7200余尊，分布在194个洞窟里，以精美的塑像闻名于世。这些雕塑对研究中国的佛教史、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都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苏联雕塑家尼·克林杜霍夫在参观麦积山塑像后，激动地说：“北魏和宋的雕塑在我看来是最引人入胜的。它们具有惊人的内心世界，极富表现力的构图和雄伟的形体。”西汉末年，麦积山成为天水名将隗嚣的避暑宫，亭台楼阁错落，曲道回廊相连，琉璃碧瓦泻翠，银练珠玑飞溅。杜甫《山寺》诗赞曰：“野寺残僧少，山圆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
还有著名的炳灵寺。炳灵寺最早叫“唐述窟”，是羌语“鬼窟”之意，明永乐年后取藏语“十万佛”之音译称“炳灵寺”或“冰灵寺”。炳灵寺位于甘肃永靖县陡峭幽深的积石山寺沟峡里，创建于西秦，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元、明、清各代扩建，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西秦建都枹罕（今临夏）期间，国王御驾亲临石窟，挥毫题词，真迹尚存。石窟分上寺、洞沟、下寺三处，分布在大寺沟两岸的红砂岩上，洞窟层层叠叠，栈道曲折盘旋而上。炳灵寺最为典型的是石雕像、浮雕佛塔和密宗壁画艺术，与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甘肃三大石窟。造像主要有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无量寿佛、弥勒佛以及各种菩萨、佛像，造型概括，手法简练，肢体半裸，姿态优雅，静中有动，充分体现了西北浑厚粗犷的神韵。
敦煌莫高窟则汇集了世界四大文化命脉的精华，创造、保存了中国上千年的文明和历史，是古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艺术明珠，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湛、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有“人类文化珍藏”“形象历史博物馆”“世界画廊”之称。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城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的砾石层断崖上，坐西朝东，前临大泉河，面对三危山，始建于公元366年，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等前后共十一个朝代。莫高窟以彩塑为主体，四壁和顶部均彩绘壁画，窟外有窟檐、栈道，是集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文化艺术宝库，气魄宏伟，博大精深，内容涉及古代社会的艺术、历史、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反映了古代艺术的精湛美妙及绘画艺术不断创造、传承的历史，也为后人提供了宗教信仰、思想观念、政治斗争、民族关系、中外往来、社会生活、民情风俗、生产技术、建筑服饰、典章文物等发展演变的形象资料，具有珍贵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敦煌飞天从十六国起，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代五个朝代，在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吸收印度飞天成分，融合西域、中原飞天的成分，进行中外、东西、南北互相交流、吸收、融合，从而完成中国化历程，到唐代，飞天进入成熟时期，艺术形象达到完美阶段。总之，从最初的石窟创立到最后衰落，艺术发展历程都有明晰而连续的脉络。1900年，莫高窟第16窟甬道发现了举世闻名的藏经洞（即现在的17号窟），出土大量历史文献和艺术精品，英、法、美、日、俄等国探险家则闻风而动，劫掠藏经洞大批遗书和文物，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伤心的一页。同时，敦煌石窟的艺术魅力和藏经洞文献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学者、艺术家探索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
作为莫高窟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安西榆林窟中，五代、宋初、西夏、元各种题材的壁画内容非常丰富，耕获、嫁娶、宴饮、弈棋、酿酒、冶铁、音乐、舞蹈等画面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29窟的西夏壁画《玄奘取经图》，是具有很高历史、艺术价值的稀世珍宝。榆林窟发现过一尊历经千年保存下来的稀世珍品——象牙佛，在榆林窟世代相传，新中国成立后献给人民政府。象牙佛由象牙之牙稍雕琢而成，状如手掌，分两片扣合，内刻54个不同情节的佛教内容图画，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两片合在一起，外形是一手捧宝塔的骑象普贤，袒胸赤足，头发呈波纹状，象背鞍鞯俱全，装饰美观。整个造像刻艺高超，刀法细腻，为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相传象牙佛在世上存有两尊，由同一根象牙雕出，玄奘从印度带来一尊，另一尊目前保存国外。张掖马蹄寺、武山拉稍寺、庆阳北石窟寺、景泰五佛寺、靖远法泉寺等石窟文化遗址都曾在漫漫历史上绽放过艺术的光芒。另外，考古工作者在兰州、武威、酒泉等地清理了汉代墓葬500多座，出土大批文物，有大量木简、漆器、陶器、铜器、铁器、丝织品、度量衡具、天文仪等等。为数众多的两汉魏晋时代文物的出土，表明当时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考古工作者还在河西地区魏晋时代的墓葬中发现近千幅壁画，仅嘉峪关市的六座墓葬中就有600多幅。这些壁画中有犁地、播种、耙地、打场、采桑、养蚕、放牧等汉族和少数民族农民生产劳动的画卷，也有坞壁（封建庄园）内地主阶级在奴仆侍奉下宴饮、歌舞的画面，为研究当时农业生产提供了最可信的形象资料，学术价值极高。1969年，武威雷台一座东汉“张姓将军墓”中出土99件青铜车马组成的仪仗队伍。仪仗队最前面是一匹飞奔中的马，昂首扬尾，头微左顾，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一飞鸟，鸟似鹰，展翅回首，腾云踏雾，气势惊人，是罕见的古代艺术珍品，被誉为“天下第一马”。专家学者们命名为“马踏飞燕”。1983年10月，“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武威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旅游标志之都。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西凉乐》。在隋唐燕乐中，龟兹乐与西凉乐最为流行，影响也最大，它们不仅对内地的音乐舞蹈，而且对宋词、元曲及以后戏剧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西凉乐中的大曲，对我国戏曲的发展影响很大。唐太宗在宫廷欢宴时经常演奏《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十部乐。其中《天竺乐》《西凉乐》《龟兹乐》等西域音乐和佛教音乐有密切关系，也是当时中原最流行的音乐。《西凉乐》是在河西地区多民族乐舞基础上，融汇中原汉族乐舞和西域（包括印度）乐舞中的精华，经过加工、改造、提炼而形成的一个乐种，是西北乐舞代表，也是中原王朝乐舞中的精华，自五凉至唐朝历经500年不衰。西域乐舞传入河西，最早记载在前凉张重华时。《隋书·音乐志》：“《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五弦、琵琶、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钹、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由此可见，前凉张重华时，天竺（印度）乐舞传入凉州，并随之传来了乐器9种和乐工12人。公元384年，吕光远征西域，班师东归时，用两万峰骆驼运送珍宝和乐舞艺人。到姑臧（武威）后，将带来的乐人舞伎和各种乐器编成乐舞队，又把大量龟兹乐曲加以改编，与河西地区的中原乐舞融合，使手、眼、步、身变化无穷，形成舞蹈语言相当丰富的独特艺术风格。凉州在长安、洛阳以西，人们把五凉时期形成的乐舞通称为“西凉乐”。“西凉乐”融合中西音乐，吸取西域乐舞丰富的营养变易其声，使中原旧曲“杂以胡声”，使西域音乐“杂以秦声”，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凉州乐舞代表作《秦汉乐》传入北魏后改名为《西凉乐》，被尊为“国乐”。隋朝时确定9种乐为国乐，有七部是河西输入的，其中《西凉乐》最著名。《旧唐书·音乐志》说《西凉乐》“最为闲雅”。唐代更是河西乐舞发展的极盛时期，其艺术成就的顶峰是《霓裳羽衣曲》，而此乐舞就是由河西节度使杨敬述进献的从西域传到凉州的天竺乐曲《婆罗门曲》改编而成。唐玄宗欣赏后极为陶醉，让杨贵妃亲自表演，后来又进行再创作，成为唐代和后世乐舞中的经典之作。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又多传自北齐，而北齐实承北魏——北魏胡乐又是由凉州及河西传入。追本溯源，北魏至唐数百年间宫廷乐舞的源流，均与凉州及河西地区息息相通。
《西凉乐》的乐器非常丰富，有汉族乐器钟、磐、丝、筝、排箫，有龟兹乐器五弦（五弦的直颈琵琶），还有国外传入的琵琶（四弦曲颈琵琶）、箜篌、铜钹、贝蠡等。《西凉乐》各种乐器形象以及演出情况，从魏晋墓葬和石窟寺的壁画中都可看到。敦煌石窟遗书中，已经发现有古代乐谱和好几百首曲子词。这些都为深入研究西凉乐和我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西凉乐》同样有名的龟兹乐也曾吸收印度乐器四弦琵琶、贝蠡、铜鼓等和印度佛曲，同时，龟兹乐中也吸收汉族乐器笙、排箫、筝与鸡娄鼓伴奏的鳖鼓，以及我国羌族的笛和羯人的羯鼓，创造出在音乐舞蹈史上大放异彩的龟兹乐舞。玄奘曾称赞龟兹乐舞“特善诸国”。龟兹乐舞自南北朝传入内地后，对我国音乐、舞蹈、戏剧、宋词、元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龟兹乐传到日本、朝鲜、缅甸、柬埔寨等国后也产生巨大影响。
丝绸之路文化蓬勃发展中，虽然不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异族文化的冲击，但都坚守着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即便在丝绸之路对外交流的桥头堡敦煌，“国学”也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王莽时期，窦融携带着中原文化精神从内地来到河西，拥兵自保，使得这一地区“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东汉建立以后，经过二百多年的经营，从中原迁来的大族在敦煌逐渐站稳脚跟，同时，中原文化也扎下根，以儒家经典为主的许多汉文典籍开始广泛传播。一些著名学者隐居这里，名士济济，人才辈出，其中，张奂传授儒学，门徒达到1000多人。另外，还有朝臣盖勋及才学出众的大文学家侯瑾，勤奋好学、人称“草圣”“亚圣”的著名兄弟书法家张芝、张昶等。后来，又有号称“敦煌五龙”的索靖、氾衷、张彪、索永等，都以文学闻名。敦煌经学大师宋纤、郭瑀、刘昞等讲学授徒数百人到上千人，敦煌人阚骃撰写的《十三州志》是我国古代重要地理著作。1804年，武威清应寺一座碑亭内发现《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碑两面用西夏文和汉文记载了凉州城内护国寺佛塔如何灵验，于1092年地震时倾斜，西夏皇帝和皇太后下诏重修之事。这是现存于世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西夏碑刻。发现“西夏碑”时，尚无人能辨识西夏文，称之为“天书”。近代著名文字学家、金石家，学者罗福成破译碑文。“西夏碑”被中外学者认定为研究西夏语言、文字、历史、社会经济的活“字典”，是稀世珍宝。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
第五，藏传佛教文化
青藏高原横亘在中国西部，苍茫，高峻，凝重，神奇，因为挺立着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昆仑山、祁连山等一系列古老的山脉而成为世界屋脊，同时，也是中华大地及亚洲南部的江河源头。有史以来，人们就把好奇的目光投向了这片广袤的土地。构成这片高原永久的魅力和吸引力的，不仅是蓝天白云，碧绿草原，无垠荒漠，晶莹雪峰，也不仅仅是肥硕的牛羊，剽悍的牧民，悠远的历史，独特的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这块孤傲冷峻的雪域高原上盛开着与汉语系佛教、巴利语系佛教并称佛教三大语系的藏传佛教的智慧之花。藏传佛教扎根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和周边的藏族、蒙古族等民族及欧美无数僧俗大众心间，成为他们世代相传、刻骨铭心的精神支柱。金碧辉煌的寺庙经堂、身披袈裟的活佛喇嘛，虔诚至极的善男信女……千百年来，香火不断，经声不息，使整个藏民族及其繁衍生息的雪域高原对外界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诱惑力。
藏族是甘肃省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甘南和武威两地。另外，张掖地区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与陇南地区的宕昌、文县、武都、岷县等地也有藏民散居，酒泉现有一个藏族移民乡。藏族多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有些地区也信奉白教和红教。甘肃藏族多生活在高寒地区，以经营农牧业为主，青稞、小麦和牛羊为主要产品，日常主食为糌粑、灌汤包子、牛羊肉、酥油茶、青稞酒、奶制品等，餐具是一把小刀，一只木碗，现在也用筷子。他们头戴各式藏帽，脚登牛皮长鞋，内着长袖短褂，外穿宽大藏袍，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特别在各种节日期间，更是藏族文化艺术的“博览会”。
藏族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寓言、谚语、民歌、传说、故事等多种形式的民间文学是藏族传统文学的重要内容。以诗歌、散文、戏剧为主的现代文学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古流传的史诗《格萨尔王传》，融汇文学、艺术、宗教、历史、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诸多内容于一体，情节曲折生动，英雄形象感人肺腑，成为我们了解和研究青藏高原古代社会的一部珍贵的大百科全书。《格萨尔王传》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文学价值比之世界名著《摩诃婆罗多》也毫不逊色。其他名作如《萨加格言》《米拉日巴传》《旋努达美》等都文字清新流畅，叙事生动翔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藏戏腔调悠扬，声音高亢、嘹亮，不同的人物分别有长调、短调、悲调、渔夫调等几种曲调。演员多画脸谱或戴面具，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效果，许多情节都是在舞蹈中进行，以特殊的音乐腔调和表演风格而风靡藏区。
位于甘肃省夏河县城西北的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拉卜楞是藏语“拉章”的变音，意为僧侣的宫殿。寺院由嘉木样一世俄昂宗哲始创于1709年，随着拉卜楞寺不断发展和影响的日益扩大，逐渐确立了六种不同等级的佛位，嘉木样活佛系统高居首位。一世嘉木样俄昂宗哲家境贫寒，但聪慧有志，勤奋好学，7岁学经，13岁出家为僧，21岁赴西藏哲蚌寺郭莽扎仓学法。相传他朝拜文殊菩萨金像请求保佑学业进步时，文殊菩萨含笑接受了他献的哈达，俄昂宗哲因此有“嘉木样协巴多吉”之称。“嘉木样”藏语意为“文殊菩萨”，“协巴”为“笑”。嘉木样尊号由此而来。一世嘉木样博览诸经，慎思明辨，享誉拉萨。一世贡唐仓·根敦彭措、藏王颇罗鼐等许多著名的高僧和活佛都是他的弟子。1709年，宗喀巴建立甘丹寺300周年时，嘉木样接受青海和硕特蒙古前首期黄河南亲王察罕丹津的多次邀请，从西藏返回家乡兴建拉卜楞寺。1720年，康熙皇帝颁赐72岁的嘉木样“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汗”金敕、金印，进一步在政治上给嘉木样及拉卜楞寺以极大的支持，予以合法的权力和地位。
拉卜楞寺建筑属藏式布局，建筑形式多为藏式，汉地宫殿式和藏汉混式。六大扎仓各有其经堂，还有十八囊欠（活佛公署）、十八拉康（佛寺）以及藏经楼、印经院等。整个建筑群以白塔为标志，高大经堂、佛殿均集中在西北方向，以闻思学院的大经堂为中心点，其他殿宇以半月形格局呈群星捧月之势。建筑群有石木和土木两种墙体结构，所有经堂和佛殿用青色石英岩砌成厚墙，色调素洁，质朴大方，有“拉卜楞寺外不见木，内不见石”之说。殿顶的四周都有边麻草扎砌而成的棕红色矮墙，既减轻房屋载重量，又显得高大美观，极具庄严隆重的宗教气氛。大经堂因其规模盛大而得名，陈设、装饰富丽豪华、四壁绘各类佛画并嵌以佛龛书架，柱上悬挂着精美的唐卡和幢幡宝盖，顶幕缀以蟒龙缎。大金瓦寺（即弥勒佛殿）是全寺佛殿建筑的典范，带有浓郁的尼泊尔建筑特色，高达10米左右的鎏金弥勒大像为尼泊尔匠人的杰作。
1961年，拉卜楞寺被甘肃省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对外开放。为保护古迹，政府多次拨款维修拉卜楞寺，20世纪80年代初就投资80万元人民币建藏经楼存放珍贵古迹。1985年4月7日大经堂意外失火后，国家拨款1200万人民币重建，于1990年竣工，后又建成亚洲独一无二的“贡唐铜塔”，寺内建筑得以全部修复。
第六，回族民间文化
唐宋时期，西亚的阿拉伯人以伊斯兰教为旗帜，建立西濒大西洋、东至中国西部边陲的“大食国”。中、阿两国一东一西，横贯陆上丝绸之路，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保持着频繁往来。651年，阿拉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来唐朝贡，这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我国史书记载，自651年到798年间，阿拉伯来华使节达39次之多。阿拉伯、波斯穆斯林来华经商或旅游者更是络绎不绝，他们把伊斯兰教带到中国，经过长期传播、发展和演变，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他们在坚守自己信仰的同时，还不断地把中国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先进科技带入阿拉伯世界并介绍给西方，成为中世纪的科学文化使者。元明两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宋朝末年，蒙古汗国在征服中亚和西亚的过程中，把俘虏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编入蒙古各部的“探马赤军”，来到中国各地。被遣发或迁徙东来的阿拉伯人中有军士、工匠，也有一些宗教学者和社会上层，总人数约几十万之众。蒙古胜利后建立元朝，中西交通大开，中亚、阿拉伯商人也大量来华，他们和唐宋时期来华的大食、波斯人后代都是穆斯林，被中国人统称为“回回”或“木速蛮”。此时，伊斯兰教在中国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穆斯林对国家贡献很大，他们在天文、历法、医药、建筑等领域里成就最为突出。《永乐敕谕》就是明成祖颁布的明确保护伊斯兰教的诏令。此后，明太监、穆斯林航海家郑和奉命率队七下西洋，并派人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绘制“天房图”。明末清初是中国伊斯兰教的成熟时期。为使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在穆斯林中得到传播和发展，陕西回族穆斯林学者、教育家胡登洲先生（1522-1597）倡导伊斯兰经堂教育，对中原和西北广大地区影响深远。与经堂教育几乎同时出现了以南京和云南为中心的汉文译著活动，活跃在这一时期的穆斯林学者王岱舆（约1560-1660）、马注（1640-1711）、刘智（约1655-1745）、金天柱（1736-1795）、马复初（1794-1874）等人被尊称为“学通四教”“中阿兼通”的“回儒”，他们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方法解释伊斯兰教教义，形成中国伊斯兰教宗教哲学体系，促进了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
临夏被称誉为“中国小麦加”。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民有着独特的传统节日与风俗习惯，其中开斋节、古尔邦节为甘肃回民的两大传统节日。另外还有阿述拉日，其独特的民俗风情生动地反映了甘肃回族的伊斯兰文化特色。回族民间文化中有一种可与内蒙古的“牧歌”“爬山调”，苗族的“飞歌”，藏族的“拉依”，以及陕西的“信天游”、山西的“山曲”、安徽的“挣颈红”等竞秀媲美的艺术奇葩——临夏花儿。这种在田间地头、庙会山场、高山草原、路途渡口处传唱的民歌资质瑰丽，形式奇特，也被人们赞誉为“西北花儿”“西北之魂”，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广大地区，传唱在汉、回、东乡、撒拉、土、保安和部分藏、裕固等众多的民族群众中。流行地区之广，传唱民族之多，唱词之浩瀚，音调之丰富，可位列全国民间音乐艺术之前列。
临夏花儿包括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河州花儿又称“少年”，也称“西北花儿”，在青海有人称为“河湟花儿”。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均发源于丝绸之路南路经过的重要“旱码头”临夏。有一首河州“花儿”唱道：“银川的大米兰州的瓜，好辣子出在了循化；漫上个少年了走天下，花儿’的故乡是临夏。”有民谚说：“到了陕西，不要唱乱弹（秦腔），到了河州不要漫花儿。”河州作为“花儿”的发源地，其渊源早可追溯到距今六七百年前的明朝乃至更早些年代。“花儿”的品种虽然繁多，但其内容大都是直言爱情，或者与爱情相关，是西部高原上的爱情之歌。爱情是天然快乐的，尤其是求偶过程更是最为忘情的快乐体验，在河湟地区，人们的这种体验总是同“花儿”联系在一起，用爱情浇灌的“花儿”，成为该地区各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成为集体的审美偏好。因此，“花儿”总能拨动人们心灵深处的情感之弦，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一例外地为爱情唱起“花儿”来。“花儿”历经千年历史的筛选、淘汰、强化，深深扎根于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和生活之中，从而获得了坚强深厚的文化免疫力。“花儿”同所有的民间音乐一样，是当地劳动人民适应劳动需要的语言特征的艺术化。“花儿”的旋律悲怆，音调高亢，节奏悠长，高音区多用假声，更加凄烈。黄河湟水上的筏子客，高原上的放羊娃，下四川的脚户哥，春种秋收的庄稼汉，人们在劳动中唱着“花儿”，使辛苦疲惫的劳作多少抹上了一层轻松的色彩。
洮岷花儿是“莲花山花儿”和“岷县花儿”的总称，主要在汉族群众中漫唱，流行于甘肃临潭（古称洮州）、卓尼、舟曲、康乐、和政、临洮、渭源、岷县、武都、宕昌、文县等地。根据音调、唱词、演唱风格，又把洮岷花儿分为“南路花儿”和“北路花儿”。其中“南路花儿”以岷县二郎山花儿会为中心，“北路花儿”以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为中心。
洮岷花儿被当地群众称为“草文章”，分为“本子花儿”和“散花儿”。“本子花儿”指成本成套的演唱，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有历史人物故事和民间传说。“散花儿”则多为歌者触景生情、即兴创作的短歌，唱词字数、行段很自由，一般都押韵。有的一韵到底，称为“单套”，一首歌中押两三个韵脚的称为“双套”。按照演唱形式，洮岷花儿分为“开头歌”“问答歌”“对唱歌”“联唱歌”“生活歌”“短歌”“长篇叙事歌”等。洮岷花儿因为具有独特性、民俗性、依存性、程序性、群体性、娱乐性和通俗性等特征，被国内外学者誉为“西北之魂”“西北的百科全书”。关于花儿产生的源流考证及学术讨论，近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主要研究者有郗慧民、王沛、宁文焕、张润平等。有学者认为，花儿是西北地区原始文化中的土特产，地域性非常强，其最早是由原本在这里代代生息繁衍的古羌人创造的。这一形式在商朝时期就已经存在。
种种研究和资料显示，不管临夏花儿还是洮岷花儿，至少有300多年历史。演唱时，一般都要回避长辈，只能在田间、山野演唱，有独唱、对唱、联唱三种形式。内容分抒情、叙事、写景，唱天文、地理、历史、家庭生活，尤其爱用花比喻倾诉爱情。每年都有固定的、规模大小不同的“花儿”会场。
松鸣岩“花儿”会。这是传统会场。松鸣岩又叫须弥岩，坐落在临夏州和政县陡石关小峡口，距县城南四十里，西靠巍巍太子山，南与康乐县的药水峡接壤，是“河州八景”之一。松鸣岩古松参天，群岩林立，溪水潺潺，野牡丹、马兰花等相继开放，景色十分幽雅。传说很久以前，有位猎人到深山老林打猎，途经一峡谷时，见一女子在河畔唱歌，非常动听，猎人就悄悄躲在一旁学唱，竟唱出了歌声。女子发现有人偷听，羞红了脸，转身向松鸣岩跑。猎人紧追不舍，姑娘一闪不见了。后来听那歌声在山顶响起，便上山去寻找。到山顶，又觉歌声在山下飞扬。回家后，猎人把他遇见仙女的事给大伙说了，并唱起仙女的歌。大家都认为是天仙女下凡传歌，就在松鸣岩修起菩萨大殿，每年在猎人遇仙的日子——农历4月28日来到菩萨大殿下面的山坡上，演唱仙女传下的歌。如今，群众中还流传着“松鸣岩的神仙爱唱歌，端爱听人们的牡丹”的说法。因为这里野牡丹很多，人们把唱花儿也叫“唱牡丹”。人们想用“花儿”敬仙女，以讨得仙女的喜欢，从而达到仙女保佑的目的。松鸣岩的寺庙建筑多遭破坏，但唱花儿的习俗一直流传下来了。松鸣岩寺庙里举行的龙华会，亦称“浴佛节”，是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节日，僧侣诵经祭祖，金鼓齐鸣，汉、藏等群众烧香、许愿，回族、东乡等民族群众游山、经商，也漫“花儿”。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六开始，来自各地的“花儿”歌手、唱家们纷纷相约此地，依山傍水，搭建起一座座帐篷，彻夜不息地漫起“花儿”。松鸣岩“花儿”会以男女对唱、齐唱为主。人们来到这里后两人一对，五人一伙地聚集在山顶、树下、村间、河畔，那悠扬高亢的“花儿”在蓝天群山间此起彼伏，久久回荡。也有一些“花儿”好家们，拿着二胡、唢呐和自制的土乐器四弦子等，为唱家们伴奏助兴。
莲花山“花儿”会。莲花山位于康乐县南端，每年农历六月初一至初六是“洮岷花儿”传统的演唱会场，以场面宏大和演唱形式别致而闻名国内外。正如一首莲花山“花儿”中所描写的那样：“莲花山上好风光，青枝绿叶花儿香，阿莲叶儿万人唱，就像百鸟朝凤凰。”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数千乃至上万“花儿”大军浩浩荡荡向“莲花山”进发，一路上唱不完、道不尽的串串“花儿”歌声缭绕在白云青山间。由于临洮、康乐县的大部分地区也是临夏花儿的盛行区，20世纪80年代开始，临洮、临夏等地的临夏花儿歌手也在这里大显身手，两种不同风格的歌手在同一个花儿会上争奇斗妍。论形式，莲花山的“花儿”会更为别致风趣，包括拦路、游山、对歌、敬酒、告别等多道程序。“花儿”会期间，从方圆百里外蜂拥而来的歌手打着花伞，手摇彩扇，越过一道又一道马莲绳，漫过一首又一首“花儿”，直到目的地，搭台对歌，昼夜不息地放声高歌，场面颇为壮观。歌手大都由男女10人左右组成临时的“花儿班子”，推举出一位才思敏捷、出口成诗的“串把式”负责现场即兴编词，由三四位歌喉洪亮的歌手轮流领唱，待唱到“花儿！两莲叶”时，班子里的全体人应声合唱，展示歌手唱把式们的豪情壮志。
炳灵寺“花儿”会。炳灵寺位于临夏州永靖县城西南大寺沟内，地处黄河北岸，风景优美，离县城七十华里。西汉以来，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陇右段南线即经这里渡河。北魏郦道元著的《水经注》对炳灵寺的药水泉曾有描述，“洁而白，能服之不老”。天然的美景、药泉水和香火不断的佛寺，使炳灵寺历尽沧桑，名扬天下。炳灵寺大小山沟有上百条，曾建有上寺、下寺、水帘洞、药王庙等殿宇，药水泉也有多处，以药王庙旁边的药水泉最为人们称道。历来服此泉水治病者，都以其神效而传为美谈。对肠胃病作用尤为显著，无数远道前来的人，不但自己开怀畅饮，还携桶提壶，把水带回家中。喝药水以五月端阳为最盛，因为这一天自古以来是驱邪禳灾的节日，系五彩线、采艾叶、赶牲畜趟河、男女老幼下河洗浴等是传统的活动。各族人民在喝药水、祈求神佛保佑的路途上，或在寺庙附近的山沟里、树林中休息时漫唱有关药水泉、大佛爷的花儿，音调高亢之中凝聚着奔放，粗犷之中蕴含着细腻，充满着浓厚的北乡、东乡“花儿”风味。明代以来，随着回、撒拉、东乡、保安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兴起，这些民族中前去喝药水的人也很多，又因炳灵寺处在南北交通要冲，过往行人不断，每逢庙会或端阳节，有人开馆子、做生意。炳灵寺的佛教活动是“莫兰大会”，4月15日在上、下寺举行。相隔20天后端阳喝药水，周围远近的各族群众都参加，较“莫兰大会”人多、红火。炳灵寺花儿会是从喝药水、赶庙会的过程中起始，以喝药水的活动为主演变而来的。每逢五月会期，各地的人们从初四经水路或旱路，川流不息地赶到炳灵寺，初五早上就去喝药水拜佛，随后游山观景漫花儿，直到初六才返程回家。
拦家庙“花儿”会。在临夏市、临夏县交界的拦家山沟里，距城20多华里。拦家山面南坐北，高峻突兀。山腰修有拦家庙，山下为临夏市西川。汉代设置的枹罕古城就在其上不远处，古称漓水的大夏河在前方横流而下。这里原为道教胜地，明代建有“拦家观”，当时的汉、藏佛教等寺院遗迹也有留存。举办祈求风调雨顺的“青苗醮”，是拦家庙重要的庙会活动。花儿会与“打醮”活动同时开始，从临夏市、临夏县、和政、东乡、积石山等地赶赴“唱山”的汉、回、东乡、保安、土等各民族群众，身穿节日盛装，聚集在拦家庙的山沟树林里，沿山根、树林边扎下的无数帐篷，既是做生意、卖小吃和远路上来的人们留宿的地方，也是歌手们夜里尽情放歌的“小歌场”。白天用歌相识的歌友们，晚上在帐篷里进行持续的歌唱，歌声常与第二天的歌连为一体。山沟树林里，花儿声声，惊天动地。人们用花儿赞美着拦家庙的山情水景，也有参加打醮和烧香“许愿”的人，唱歌抒情。拦家庙花儿会上男女对歌为主，也有以村庄、地区男女歌友联合进行的对擂。这一带是《河州大令》的产生地，演唱《河州大令》的歌声最响亮，其次是《河州二令》《河州三令》，还有《尕马儿令》《白牡丹令》《酸把梨令》《五艳妹令》《水红花令》《绕三绕令》等曲令。
另外，还有大庙山“花儿”会、罗家洞“花儿”会、岗沟寺“花儿”会、林家河滩“花儿”会、尕护林“花儿”会、东干桃林“花儿”会等。新生的花儿会还有临夏市折桥乡三月中旬的“九眼泉”，临夏县北塬五月端阳的“娄高祁”，八月四日至五日的“辛傅庙”等。
“花儿”会期间，人们穿节日盛装，吃节日的饮食，丢开一切烦恼，尽情地歌唱，争相展示自己在自娱自乐中培养起来的演唱才艺，在共同的分享中得到最大的快乐。正如那首有名的河州“花儿”所唱：“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钢刀拿来（者）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现在，一年一度的大小“花儿”会集民俗、音乐、商贸、旅游等多种文化于一体，从传统走来，又走向未来，成为新时期甘肃文化经济界的盛事，吸引着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游客，这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吧。目前，甘肃“花儿”同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区的“花儿”一起，已经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