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形成于西汉，鼎盛于隋唐，衰落于宋元，三条主干道均穿越甘肃。尽管沿途自然环境恶劣，且因战争、政治等原因时断时续，但由于世界人民对经济文化交流的向往与不懈努力，更由于中国政府对商贸活动有效的经营管理，使这条横跨欧亚大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绵延两千年，将所经过地区的民族部落联结一起，在商业贸易、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军事政治等方面互相发生影响，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缔造出博大精深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安史之乱后，丝绸之路趋于衰落，但它对世界文化历史产生的影响深刻而久远。丝绸之路甘肃段处于中国与世界经济文化交界地带，经过历史嬗变，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文化生命力，仍然是新时期最具有一定再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丝绸之路影响深远，彪炳史册。
前3世纪，中国即以盛产丝绸而闻名于世界，被称为“丝国”，丝绸经西北各民族之手辗转贩运至中亚、印度。汉朝初年，匈奴控制河西走廊、西域等地。汉武帝北逐匈奴，收复河西走廊，并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此后西亚各国与汉朝使节商人往来不绝于道。汉朝当时修筑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为保护通道，修筑了光禄塞和居延塞，丝绸之路正式开通。随后，经过几个世纪不断努力，广义上的丝绸之路东段已经到达今天的韩国、日本，西段至今天的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今天的意大利、埃及。随着历史的演进，这条大商道越葱岭，经中亚、西亚直至欧洲，全程近万公里，成为中国各族人民与地中海沿岸人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商贸、宗教活动往来，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为了与先后出现的西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及海洋丝绸之路相区别，这条穿越甘肃全境的丝绸之路主干道也被称为“绿洲丝绸之路”。因其发展历史最悠久、里程最长、跌宕起伏最大、艰难曲折最多、最为宏伟壮观、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最大，又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人类文明的运河”等。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从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亚地区和中国的丝绸贸易商路为“丝绸之路”，他是最早提出这个名称的人。丝绸之路所经地域广阔，东起长安或洛阳，西至罗马帝国，横跨欧亚大陆，连绵漫长，纵横交错，形成网络，覆盖了大片地域，总的走向虽然由东而西，但局部路段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时有变迁。大体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中段均在我国境内，西段主要为境外地域。东段又分为南、中、北三道，均经过甘肃。丝路沿线至今仍保留众多的古桥、名渡、险寨、关隘等遗迹，对中国文化艺术影响深远的佛教就沿着丝绸之路向中国内地传播，并辐射到朝鲜、日本，沿途创造了敦煌莫高窟、张掖马蹄寺、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佛教文化圣地。东来西往的取经人、旅行者、商人、使节、文人骚客络绎不绝，或舍身求法，或纪录异域风光，或谋取利益，或行隐于边塞，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美丽的传说和动人的诗篇。明清以后，由于海洋运输的发展等原因，丝绸之路逐渐冷落。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再度掀起丝绸之路文化热——就在同一年，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但是，七年后才引起外界广泛关注。之后，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蜂拥群起，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科技、工农业生产等广泛领域，进行锲而不舍的探索和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历史遗产的宝库。
综观历史，丝绸之路的产生、兴盛及衰落，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有着密切关系。反之，这种发展变化的状态也深刻地影响到丝绸之路所辐射到的地区，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最显明地表现为不同的生存方式。丝绸之路历时两千多年，史学界称为最古老、最辉煌的人类“文化运河”。当这条“运河”蓬勃不息时，就给沿途地区不断注入活力，而当其改道或者衰落，又很快地使它们衰退、消亡。甘肃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历史上丝绸之路东段的南、中、北三条道路都横穿甘肃，形成天水、武威、张掖、酒泉、安西（今瓜州）、敦煌等闻名遐迩的世界性大都市，并且带动了沿途经济、文化、艺术的大发展。但是，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甘肃受到严重影响，除了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思考，影响到了甘肃的人文思想。
草原游牧民族及游牧文化对商业文化的影响非常巨大。
诸多考古发现证实，丝绸之路形成之前的公元前五世纪，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广袤草原上，就已存在着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大通道——草原丝绸之路：从黑海北岸经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过咸海北岸，东南转向锡尔河和楚河，然后沿伊犁河进入天山北麓，最后到达蒙古草原。这条线路大致在北纬50度线附近。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前484-425年）在其著作《历史》中曾隐约提到过这条古道。开拓这条道路的是生活在阿尔泰地区的古代游牧民族——斯基泰人，他们多游牧于蒙古草原，向西与黑海沿岸的希腊人交往密切。公元前五世纪，北方游牧民族从中原获取丝绸，然后通过互市贸易，卖给前往西方的商人，并从他们手中获得西方的金银、陶器、谷物等生活物品。游牧文化是不停变动的动态文化，着重发展人的爆发力、搏斗力、攻击力、冒险力和冲击力。这种游牧文化如果没有发达的商业接替并予以发扬，日久天长，就会衰落下去。在欧洲，发展商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当游牧民族成批地定居下来后，仍然抵制在狭小天地内从事沉重乏味的农业劳动，因为游动已经成为他们的天性，因此，由牧民转为商人就自然而然。牧民的生活是游动，商人的生活也是流动。古代的牧民需要冒险，商人也要冒险。以前的欧洲商人半是商人半是强盗，古代牧民也是如此。所以，游牧文化最终发展成为商业文化的核心基础。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游牧文化继承着原始文化之精髓，商业文化又继承了游牧文化的精髓？
甘肃有广阔的草原分布，历史上很早就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根据现有史料推断，最早出现在新疆和甘肃的游牧民族是雅利安游牧民族，进入兰州的塞种人和进入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都是使用印欧语系语言的民族。就是说，游牧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早开始于中国西部，而甘肃是这其中的核心区域。
我们以古代史料和民间传说中经常出现的羌族为例，详细分析游牧文化的影响。
羌族在亚洲中部草原形成，影响地域非常宽广，历史上许多强大或弱小的民族都曾与古羌族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文化关系，甚至血缘关系。古代羌族社会组织最大特点是由母系社会延续下来的以女性为中心的时间持续很长。这是因为，早在原始羌族时期，男子都要外出猎取野兽，而妇女却要照顾儿童、守护猎获物，并从事剥皮、制衣与石器加工等活计。等到兽皮、石器和食盐积聚到一定数量后，男子又要去百里甚至千里以外的地方经营贸易，女性中心的社会组织就自然而然地形成，并且一直延续到公元8世纪。我国古史所记的“西海女国”就是指这里。相关的还有，甘肃很多地区都流传着“西王母”的故事。古代羌族在生产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民族的最大成就，就是把野兽驯养成羊、牛、犬、马等家畜。例如，藏羊就是他们驯养成功的最早家畜。藏羊原来是栖息在高原草地的一种双角旋卷盘曲的“盘羊”，远古猿人很早就开始捕获、圈养，并加以驯化。接着，又把这种野羊改良成绵羊，用柔软的羊毛搓拧成毛线，织成布，作为商品输入到华夏，这就是古籍中常见的“褐”。我国创造的“羊”字，最早画的就是盘角、大眼的西藏绵羊头像。殷墟甲骨文中，就有这个字。在驯养肉食野兽方面，羌人创造了更出色的成果。在青藏高原的顶部，有一种以草食动物为食的猛兽，在与狼争食的过程中逐渐胜出，最后，直接与羌人争斗，结果被征服。羌人大概出于好奇心，把稚龄的猛兽放到土窖里饲养，取名叫“猰”。驯养这种野兽比驯养野牛难十倍，但羌人经过大约一万年的努力，终使其成为守家、御盗、捍卫人畜的得力家犬——“藏獒”。我国古籍《山海经》《淮南子》《说文》等都记载着羿杀猰俞的故事。那个猰俞也许就是藏獒。《穆天子传》中提到的“狻猊”，《尔雅·释兽》解释成“狻麂”，可能也说的是藏獒。而《尚书》中的“西旅贡獒”和《左传》中的“公使獒焉”的獒，都是指已经驯养好的藏獒。
羊、牛、犬、马等的成功驯养为人类定居准备了生活、生产条件。羌人经过猎业生活的艰苦斗争，氏族组成，养畜繁盛，帐幕定居，并且有藏犬捍卫，衣食丰足，生活稳定，富有冒险性的射猎便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于是，羌族由强悍走向衰微。但是，由于追求享受，需要多样化的食品，因而，开始创造、完善耕种制度；为了生活得美好、舒适，使金玉琢磨、陶土器皿制作有了突出发展；需要处理过剩的家畜、畜产品，使商业发展起来。
羌族原住地不适于发展农业，便进入草原边缘的河谷地带栽培植物。海拔约三千至四千米的高原河谷没有野麦，只有普遍野生的燕麦。羌人最初栽培它们是因为牲畜喜欢吃。经过逐年选种和若干年培育成他们称之为“来”、后来被陇西汉人称为“稞麦”的耐寒谷物，也就是现代通称的“青稞”。“来”是汉族人造的字，其最初的意义看来是指从羌人那里引进的谷物。我国最古的诗歌中，有一篇《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后人都认为是周室歌颂始祖后稷（弃）功德。《尚书·舜典》说弃在尧舜时为后稷，教民“播时百谷”。这首古诗说上天给他“来牟”的种子让他教导百姓种植，这就足以证明中原本来就没有麦种，是后稷从外域引种的。这还表明，羌族进入农业生产的时间比汉族更早，而育成麦种的时间也要早五百到一千年。羌族把“来牟”培育成小麦、大麦、油麦等品种，并且很早就传入新疆和中亚，又传入欧洲，变种为黑麦，至今仍然是东欧和北欧的主要粮食作物。过去，史学界多认为埃及和巴比伦是世界文化发育最早的地方，因其主要食粮是小麦，就说世界麦种都从那里传出。但是，埃、巴地区的文化最早也不过七千年，而羌族育成的麦种至少也在万年以前。因此，说羌族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麦种也未尝不可。
他们培育出麦种之后，接着就是耕作方法。羌族用二牛耦耕，犁辕很长，犁刃只用一条坚木。在世界所有民族中，这种耕犁方法自羌族始有，并且维持到现代。中原地区耕地农具为“耒耜”，只是一条尖木和扁木，人用脚踏，不使用牛。人耕比牛耕费力。中原的牛少，价格很高，只能用于拉车——那时的牛车，只有具备相当条件的人才可以乘坐，一如今天的豪华轿车。介于中原（包括陕西关中）与青藏高原的黄土高原从气候、地理条件等方面都是一个过渡带，即有深厚的黄土和充足的水源及日照，也可以就近吸收羌族的农耕经验，尤其便利的是，半耕半牧的自然环境普遍使用牛耕，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直到现代，黄土高原一些山区及不适合进行现代机械耕作的地区，“二牛抬杠”仍然是最重要的耕作方式。现代人常常把“二牛抬杠”作为经济落后的代名词，殊不知，这种耕作方法曾经是中原人民梦寐以求而且代表了很长时间的先进生产力。由游牧文化转化而来的农耕文化不但成为人类由旧石器时代转向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甘肃黄土高原上，华夏民族最初的农业文化开始发酵，于是，原始初民的惰性精神元素得到不断提升、发扬和强化。占有是生命最本质的特点，只有占有，生命才可能维持存在，物种的延续才成为可能。占有是生存的前提，从猿人到新石器时代的数百万年间，为了占有，远古人类开发出冒险、进取、拼搏、抗争、坚持、创新、对抗、勇敢、无畏等多种多样的优良心理品质，这些心理品质积累沉淀，构成人类生命中积极进取的精神元素。另外，与这些元素相辅相成，同时形成忍耐、退却、调和、妥协、屈从等构成生命中文化精神另一面的惰性元素。在漫长而且威胁处处存在的远古时代，人类之所以在自然环境的不断变化中能立于不败之地，主要是发挥了文化精神中的积极进取元素。惰性精神成为一种起调节平衡作用的辅助手段。在原始阶段，先民的两种精神元素呈现有机统一状态，彼此不分。自从发生了牧业与农业的分工，原始初民对自身积极进取的文化精神元素和惰性文化精神元素在继承、选择上就有所侧重。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与原始先民相比，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所以，他们继续保持和发扬着生命中积极进取的文化精神元素。直到现代，这种现象仍然存在，他们的生命状态为当今世界提供了很好的“原生态”模式。人们之所以喜欢到大草原感受游牧民族的自然生活，潜意识中还是对遥远的、业已失落的原始阶段生命意识的一种追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