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羌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最早充分利用自然的一个最杰出例子。高原草甸很适合发展牧业，周围的高山大川阻挡了外来种族的侵扰，没有外患；牲畜的繁衍远远超过生活所需，皮、毛、骨、角等产品也能够满足用度，也就没有什么内忧。所以，五千年前居住在青藏高原顶部的羌族人过着歌舞升平、无忧无虑的生活，给高原之外的人们，特别是中原民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他们羡慕不已。生活在“极乐世界”里的羌族人从战争和狩猎中解脱出来，有充足的时间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在整个石器时代，羌族的手工业都比较发达，其中最出色的工艺要算是琢磨玉器。他们把石英块磨成犀利的刀锥，制成骨纺轮、珠串等装饰品，又利用纺轮相互带动，加快琢磨速度，把石英、玛瑙等琢磨成刀、斧、圭、璧等器具。这些器具代表着当时手工业的最高水平。琢磨玉器的沙子最初取之于打碎的石英沙，后来，他们淘取到比石英沙更硬更细、与黄金和石英沙伴生的“金刚沙”，于是，琢磨的玉器更加精美。华夏民族有一个与该时代相关的传说，“蚩尤以金（铜）为兵，黄帝以玉为兵，黄帝战胜蚩尤”。现在看来，这则历史传说的可靠程度很高，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远古文化信息。蚩尤应是我国最先发明冶铜制造兵器的。当然，这还不是青铜器，它的锐利程度不高，甚至不能抵御石英磨制的玉兵器（即石英兵器）。黄帝部落居住的地区接近羌族，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就武装了玉兵，因而得以战胜蚩尤。在黄帝购买的玉兵器中，大概还有黄金块，它是最好的投击武器。当时，羌族虽然没有熔铸黄金的能力，但已经知道了它的性能，并能够把黄金块锤打成圆球，砸出浅柄，穿孔系绳，作为“流星锤”使用。华夏民族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玉兵器被淘汰，但象征玉兵的圭、琰还作为天子诸侯必须执持的“礼器”。此后千余年，玉器仍然是中国人尊贵的器物。周代以后，华夏开始有了自己的琢玉工师和玉的代用品。周代把这种琢玉的工匠称为“追师”（《周礼·天官》），把“追”作为对治玉这个行业的称呼。《大雅·韩奕》说：“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意思是周宣王因韩侯娶“汾王之甥”，以北国追族与貊族的土地赐给他，使他成为一方之长。这个追族，实际上就是羌族以治玉为专业的工人，他们因华夏人喜欢玉器而定居内地，繁衍子孙，形成“追族”。因此，羌族不但是华夏古代真玉（石英石）的提供者，也是玉工的传授者。
不管是提供者还是传授者，前提条件是交流。而当时的重要交流方式就是商业。
游牧民族很容易转向更加活跃的商业文化，这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是驯养野牛的成功。牦牛原来是羌塘地区生活的一种野牛，体大、力大、凶猛、狂暴，古羌人经历很长时间将其驯养成家畜。有了这种可供役使的大型家畜，高原山区的长途运输就成为可能。殷周之际，羌人还把牦牛与黄牛杂交，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家畜——犏牛，其性格之驯顺、产乳量之高、肉味之美、毛之软长，以及耕犁、驮运、适应能力之强，都远远胜过牦牛。例如，牦牛在气温高的地方就不能劳动，犏牛则比较能耐劳耐热，大高原的长途运输大多情况下只能用犏牛。犏牛育种成功后，羌族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跃进。
羌族人驯养牛成功的同时，女性中心氏族组织也形成了，她们命令男人赶着剩余的牲畜，驮着刀、斧、圭、璧等器具随着水草转移、扩散，开始在内部进行货物的交换，后来又向外部发展交易。同时，羌族四周农业部落形成后，农牧交换也显示出迫切的需要来。于是，羌族利用牧业优势，发展商业，把自己多余的羊毛、羊皮、牛毛、牛皮、干肉、乳酪（干酪）、乳油（酥油）等畜产品和玉器、黄金、食盐、药材等特产扎成牛皮包裹，用牦牛、犏牛、山羊、驴、马驮载，在藏獒的护卫下，沿途放牧，露宿野餐，缓缓走到农业市场，换回粮食和工艺品。
往往，在这种交易中，充当交通工具的牲畜本身也变成了商品。例如，当中原文化发育时，绵羊毛皮与牦牛颈尾的长毛同时成为输入中原的重要商品。牦牛尾毛比较长，中原古籍称作“髳”“氂”，用于装饰车、马、旌节和戈矛，而犏牛作为商品，更是大量地被中原人使用。
羌族与中原的商业往来，必须通过甘肃的黄土高原。可以推想，甘肃早在原始农业时期就与羌族有商业往来，以后，羌族商队才慢慢向东发展。甘肃传统文化结构因素中，除了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也应该有这种特殊的商业文化因子。马家窑文化之所以把彩陶艺术推向顶峰，也与羌族发达的商业及当地比较成熟的农业有密切关系。如果没有农业的稳定收获做保障，商业发展就失去了一个可靠的保证；如果没有商业行为把多余的农产品销往其他地区同时又带来自己需要的产品，农业的发展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无农不稳，无商不富”的道理吧。特别是，当彩陶成为一种人们追求的时尚商品时，必然促使这一行业的兴旺发达。四川省汶川有个由一段明长城和一段西汉长城组成的“姜维城”，前几年，考古学家在西汉长城下勘探后发现了一处保存得十分完好、距今5000年至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彩陶遗址。这些彩陶制作精美，图案精细，有些残片组合之后还隐隐透出鱼的图案。经过分析，这个彩陶遗址与著名的马家窑文化属于同一类型，而马家窑文化远在千里之外的甘青地区。这证明，早在史前时代，当时在甘肃、青海地区的羌族人就不远万里来到汶川，与当地原住民融合而形成最早的蜀人并在这里繁衍生息到现代。羌族人当时迁移的直接原因目前还无法考知，但从两地彩陶文化极其相似这点来分析，商业交流的可能性最大。
鱼图案是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汶川“姜维城”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文化遗存非常近似，但又早于三星堆。这里有可能就是人们寻找了很久的三星堆文化的源头，如果再远点，还可以追溯到千里之外的青藏高原边缘的史前甘肃。那里，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发展中，商业作为一种朝阳产业生机勃勃地发展着，牛、马、驴等原始驮载工具在飞扬的歌声中走向四方，然后又汇聚回来，带走当地的特产和文化，又带来四面八方的物品及文化。这样恢弘的历史时期在古老岁月中持续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