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旅游的优势条件比较多，前景也非常广阔，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甘肃的旅游开发还徜徉在初级阶段。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有不小的损失，但从保护环境、科学开发等方面来说，也不无幸运。因为，开发是一把双刃剑，缺少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的开发，在带来短期内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破坏着自然环境与资源。而甘肃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品位高、特色浓、种类多、历史久，很多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旦开发利用不当，就永远失去，万劫不复。显然，过度的非理性开发是灾难性的，是甘肃人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看见的后果。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中，各个民族的文明成果都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文明创造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作用。特别是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世界变成了缩短空间距离与文化距离的“地球村”，文明成果更是互相交融、不分彼此，换句话说，不管任何民族，一旦创造出先进的文明成果，都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人类。同样，甘肃省的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不仅仅属于甘肃人民，也属于全中国和全人类。所以，我们在进行开发利用时应该具备科学的精神和智慧的眼光。
第一，敦煌这块“金”字招牌到底有多大？
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著名学者季羡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1900年的农历五月二十六，莫高窟下寺主持道士王圆箓雇人清除第16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藏经洞，里面珍藏着西凉至宋代时期45000余件遗书文献和艺术品，极大地震动了国际学术界。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没有实施有效保护与研究，几年后，斯坦因、伯希和、科兹洛夫、桔瑞超、鄂登堡等探险家闻风而至，把当时西方国家“考察探险”的热浪推向高潮：一方面，他们拉开了国际显学“敦煌学”的序幕；另一方面，他们获得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方式在学术界和民间都引起争论、非议甚至责难。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十分重大的历史文化事件，那个漫长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和悲剧性。1943年2月，常书鸿到敦煌，以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身份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在一无所有、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开始了保护、弘扬敦煌艺术的创业之路。这是中国政府开始实行有效保护措施的开始。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代学者的艰苦努力，敦煌文化艺术在保护、研究、开发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令世人瞩目。
关于“敦煌”名字的含义，一直以来学术界众说纷纭。《汉书·地理志》中注释“敦，大也；煌，盛也”，认为敦煌是一个繁华城市。《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这个地方对开发西域有重要作用，所以名之为敦煌。有人认为敦煌应当与《山海经》中的“敦薨”为同名异译，可能是“吐火罗”音译，指今祁连山一带。也有一些研究者对于敦煌汉名的解释提出不同看法，不过，他们大多都认为“敦煌”一词是当地土著少数民族所呼地名的音译，到底出自哪一个少数民族，学术界莫衷一是，有匈奴语音译、羌语的音译等多种说法。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敦煌”既不是汉语语词，也不是少数民族语词，有可能与希腊人相关。
虽然，截至目前，人们对“敦煌”一词的真正来源和意义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是，由于其绵延不绝的发展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美轮美奂的艺术魅力，“敦煌”这块“金”字招牌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很响亮的，其文化优势就是一个“巨无霸”的品牌，如果要论无形资产，这个品牌是无价之宝。前面章节的叙述中，几次提到过，甘肃省对敦煌文化的开发利用最成功的基本上在《丝路花雨》《敦煌古乐》《西出阳关》《大梦敦煌》《敦煌韵》等大型歌舞剧方面，敦煌研究院从事多年敦煌文化研究，硕果累累，但大多数成果只在书本上，很少有人用商业的眼光去开发和利用，转化成文化优势，发展文化产业。现在的市场上，很多以敦煌、飞天等命名的产品很少产自敦煌本地，很多外地的公司、企业在注册时也打敦煌、飞天的招牌，甚至在其他省区的一些城市里，也可以看到以敦煌、莫高窟、阳关道等命名的咖啡馆、酒吧和宾馆，可见敦煌的影响之大。确实，甘肃人到了东南沿海一带，当地人就打问敦煌。这种现象表明，敦煌这个品牌正在成为国内文化市场的消费热点，甘肃要让敦煌这个品牌变成生产力、发展文化产业、扩散敦煌文化产品，让更多的人真正认识敦煌文化，不能仅仅着眼于莫高窟的门票收入。来敦煌的游客最多年份也不过百万人次。日本人非常喜欢敦煌，但是，这个地方确实太遥远了，游客来一次仅路费就占全部费用的60%，很多人想来又来不了。按照传统的“请进来”的思维，敦煌存在地理劣势，但是，从“送出去”的角度来看，这难道不是巨大的商机？如何把敦煌文化以恰如其分的形式送出去，让来不了的国内外游客也可以欣赏？让他们觉得敦煌不再遥远？如果推广成功，不但节约了外地游客的旅游成本，而且，也减轻了敦煌生态系统的负担，未尝不是两全其美。荷兰斯塔格国际巡回演出公司的总经理科恩·梅里斯来北京推广《冰上假日》，偶然看到《云南映像》，当时就被吸引住，他与同行对这部作品进行商业分析后决定推向欧洲市场。科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在接触《云南映像》之前对中国文化产品不甚了解：“过去，我在欧洲见到最多的是中国的工夫与杂技节目的演出，已经有泛滥的感觉。这些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所有文化。其实，欧洲观众对中国的经济、人口、地域和产品输出的了解都很多了，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却很少，中国还没有文化产品被世界关注。”“杂技在欧洲已经比较普遍了，因此我觉得中国要向世界推广产品，需要推广带有更多文化色彩的产品，这是第一个优势；其次就是对文化产品如何运作，把它品牌化，这是中国与国际市场沟通的最重要的方面，《云南映像》的推广就是想打造这样的品牌。”敦煌文化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忽略“敦煌文化产品”的打造从某种程度说是极大的资源浪费，假若科恩·梅里斯来甘肃，我们能够拿出多少可以推广的文化产品呢？
另外，甘肃省还应该利用法律手段收回与敦煌有关的商标使用权，通过授权、联营等方式参与生产商的商业活动，否则，也许有一天，甘肃不得不从别人的手里购买有关敦煌的商标使用权。经济领域内类似的案例很多，并不稀奇。
敦煌的旅游硬件设备经过多年建设，已经比较齐全，目前，已建成大型机场，可起降空客320、波音737等大中型飞机，已开通敦煌至北京、西安、兰州、深圳、南京、西宁、乌鲁木齐、上海、杭州、大连、成都、海口、桂林等地的航班。2006年，敦煌铁路又正式通车，方便了中外游客及市民的出行。近年来，敦煌拓宽了安敦公路、敦七公路、党河大桥，改造沙州镇东南环路、五条大街，新建敦月公路、滨河路、古城路，修通市区到玉门关、雅丹地貌的景区道路，使敦煌境内交通四通八达，方便快捷。航空、铁路、公路三位一体的交通网络已建成。敦煌市还积极培育扶持了一批旅游产品开发加工企业，突出地方性、民族性、文化性，开发了敦煌陶艺、彩塑、敦煌古乐器、金箔画、水晶石眼镜、敦煌艺术铜雕、夜光杯、敦煌艺术壁毯、地毯、蜡染、刺绣、剪纸、工艺骆驼等一批具有鲜明敦煌特色的旅游工艺品。另外，依托当地民族风情和文化特色，发展敦煌宾馆农家园、西郊果园、康益山庄、潘葡萄农家园、鲁林农家园、古阳关农家园等50多家独具民俗风情的农家园，成为吸引游客的新亮点。可是，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很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规模上，似乎很少考虑各种制约因素。敦煌虽然历史文化资源丰厚，但水资源极其匮乏，脆弱的生态环境不允许向规模型城市发展，要借鉴、参考欧洲一些文化名城的建设成就，强化总体规划，突出敦煌文化特色，合理布局专业性商业小区，形成小而精制、小而独特、小而经典的西部城市。近年来，甘肃省、敦煌市在拓展旅游市场方面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先后举办、承办首届“中国·敦煌国际文化旅游节”“丝路飞鸿，奥运之光”“千年阳关寻梦，金秋敦煌之旅”“昆明敦煌旅游交易会”等一系列节会活动；组团参加兰洽会、全国乡洽会、北京科博会、国内旅游交易会、第二届欧中旅游论坛、香港旅游博览会、浙商峰会、酒泉旅游“大篷车”等，但都没有产生轰动效应，或许，还是缺少《丝路花雨》《大梦敦煌》那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文化艺术产品吧。
所以，开发敦煌旅游资源，既要在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基础上，科学地规划、建设一些服务、娱乐、消费等场所，更要在文化向外推广上下大工夫，只有那样，才不会受地理空间、生态系统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倘若真如此，敦煌这块“金”字招牌要多大就有多大，要开发多久就有多久，而且，这也是进一步或者更长远地开发敦煌旅游资源的首选策略。
经过30年的创作实践，甘肃省在利用敦煌题材创作大型歌舞剧方面有了很大的成就和经验，现在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不能仅仅局限在很少的几个艺术品种上，而要进一步发挥其影响力，带动其他相关文化产品的创造。例如，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敦煌艺术的标志。佛教把空中飞行的天神称为飞天。道教把羽化升天的神话人物称为“仙”，把能在空中飞行的天神称为飞仙。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深入发展，飞天和飞仙的艺术形象互相融合，又吸收西域文化的成分，化为后世的敦煌飞天。这最能代表中国与印度、西域文化的“嫁接”。从起源和职能上说，敦煌飞天是印度古神话和婆罗门教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乾闼婆、紧那罗的复合体，神话传说中他们是恩爱的夫妻，一个善歌，一个善舞，形影不离，融洽和谐。佛教吸收化为天龙八部众神中的两位天神，随着佛教理论、艺术审美以及艺术创作的发展需要，由原来的狰狞面目逐渐演化为眉清目秀、体态俏丽、翩翩翱翔的天人飞仙了。乾闼婆是乐神，栖身于花丛，飞翔于天宫，在佛国净土散香气，为佛献花、供宝、作礼赞；紧那罗是歌神，居住在天宫，但不能飞翔，在佛国净土为佛陀、菩萨、众神、天人奏乐歌舞。后来，乾闼婆和紧那罗职能混为一体，男女不分，就是敦煌壁画中经常出现的飞天形象。它不是一种文化的艺术形象，而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体，其故乡虽然在印度，却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而成。这种飞天不长翅磅、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彩云而不依靠彩云，通过飘曳的衣裙和飞舞的彩带表现凌空翱翔，这是古代艺术家最天才的创作，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敦煌飞天的起源、演化、交融、功能既有神话故事，也有宗教色彩，更负载有多种文化成分，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多么好的原型结构和素材！大型舞剧可以表现，文学作品可以表现，影视作品能够表现，特别是动画、动漫、漫画等儿童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表现得更生动、更丰富。如果转化成这样一些艺术产品，主观上要推广敦煌文化，客观上又发挥了艺术品本身具备的娱乐、教化功能，一举多得。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每个洞窟壁画中都有飞天——据常书鸿先生的统计，总共有4500余身，更何况，这些飞天从十六国莫高窟创建时出现，经过十个朝代的发展，直到元代末期才停止。在这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朝代更替、政权转移、经济繁荣程度、中西文化交流等历史情况的变化，飞天艺术形象的姿态、意境、风格、情趣等都在不断变化，就是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艺术家为我们留下了不同风格、不同特点的飞天。每次变化都不是轻而易举，其中必然经历新与旧的冲突与继承、矛盾与发展。我们现在无法看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也正好给了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极大空间和自由。仅仅就这4500余身敦煌飞天一千多年的来龙去脉、发展演变就值得艺术家去研究、探索、创作满足新时代人民审美情趣的文化艺术产品。前面说“敦煌这块‘金’字招牌要多大就有多大，要开发多久就有多久”，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妄加猜想。冯玉雷和胡潇合作的《飞天》动漫电影剧本，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这仅仅是敦煌文化艺术的多少分之一啊！
再例如，莫高窟的创建。关于莫高窟的含义，有两种说法：一是指至高无上的佛教活动场所。学者钱伯泉先生认为“莫高”是突厥语词，意思是神圣，那么，莫高山就是神山了；二是指沙漠高处的佛窟，古人“漠”和“莫”通用。根据现有史料得知，最初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传说，当时一个名叫乐僔的禅师黄昏途经此地，正在歇息，突然抬头看见三危山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万尊佛显身其间。他以为是佛显灵，满怀虔诚，雇人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后来，又有一个名叫法良的僧人效法乐僔开凿了第二个洞窟。莫高窟的历史就从此开始。他们是莫高窟的创始人，凡是创始，都有很大的历史悬念和文化意义。乐僔来自何处？他有着怎样的经历？在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后，又干了些什么事情？等等，这些都成为永远的谜团了，而这也应该对艺术家有很大的诱惑，正如探险家喜欢探索未知的地区，而艺术家则醉心于追寻精神空间里的未知领域。如果要以“乐僔开凿第一个洞窟”为素材进行文学创作，就不可能以纪实的手法，也不能简单地搞成历史小说，必须发酵，一如把葡萄酿造成酒：那个事件就是品质纯正的“葡萄”，要做的工作是“酿造”。那么，为了尽可能地利用“葡萄”的有用成分，必须在“酿造”工艺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自然界，两千多年前的葡萄也许与今天的葡萄没有多大差别，但是，两个时代的“葡萄酒”可能差别非常大，为什么？主要是“酿造”工艺不同了。文学创作也是如此，要“酿造”这个题材，必须注入时代气息，利用灵活多样的表达手法。如果以报告文学的笔法去写这类小说，那很不经济，费时间、费精力，而且，在艺术上不可能有所突破。因为，在乐僔开凿第一个洞窟之后，这样的历史穿越了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个朝代，时间跨度之大、规模之宏伟都堪称世界一绝，到现在还保留着492个洞窟。要表现“乐僔开凿第一个洞窟”的勇气与智慧，不以后来的开凿历史为陪衬，震撼人心的力量就减弱了。到这里，不由想起了著名的荒诞剧《等待戈多》。很喜欢“因为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贫困境地中得到振奋”而荣获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作品。贝克特大学毕业后结识了著名的“意识流”作家乔伊斯，担任过他的秘书，创作思想受到很大影响，1937年，他定居巴黎。在巴黎，看到的是灯红酒绿与失业贫困的惊人对比，一天晚上，他被一个流浪汉无缘无故地刺了一刀，当问及行刺的原因时，对方居然回答说“不知道”。贝克特首次亲身体验到了荒谬的滋味。所以，在创作《等待戈多》时，为了表现世界的荒诞与人生的痛苦，他打破传统戏剧的陈规，使剧本没有完整连贯的情节、没有明确的时间、地点，结尾是开端的重复，终点又回到起点，可以周而复始地演下去。《等待戈多》主题思想的多义性所产生的魅力，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不多。而该剧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和具有重要社会意义，是它以创新的艺术方法表达了西方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危机。现代中国人也客观存在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危机”，而乐僔、法良及后代数不胜数的洞窟创建者却都有坚强的意志和饱满的热情，否则，这样艰苦而漫长的建设工程根本无法继续下去，“坚强的意志和饱满的热情”是不是对我们现代人有所启发？要是以这种开创精神为思想内涵，借鉴古今中外一些优秀作品的创作手法，来表现“开凿洞窟”题材，必然有意义。而这样的创作，也才能够贴近敦煌文化艺术的灵魂。
类似的可利用的文化艺术题材很多很多，举不胜举。早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中国广袤的西北高原、沙漠戈壁、草原雪山间活动着形形色色的西方探险家，他们出于政治目的、地理发现的欲望或者考古需要，成年累月地穿越在古老的高山大川间，因为某种发现而一夜之间闻名于世。他们在西北内地掀起的考古、探险热浪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爱好者。紧接着，世界各国的学者对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遗书文献的研究不断爆出冷门，继续着这种热潮——不过，遗憾的是，这种热潮基本上只波及学术界。根据有关资料，斯坦因将大批敦煌文书运回英国后，长年累月地库存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室里，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不但没有进行相关整理、研究，而且，竟然连箱子都没有打开！这很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特征：探险、发现，其次才是研究。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可是，在转化利用上，确实与学术成就很难匹敌。不管世界其他地区如何，作为敦煌文化的故乡，特别是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做这种工作很有必要。前面提到的敦煌飞天、开凿石窟可以作为艺术创作的材料，藏经洞中的汉文书、梵文、吐蕃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希伯来文、突厥文、摩尼文、吐火罗文等大量文献资料都有不少专家研究出了成果，这些成果中肯定包含着很多可以滋养现代文学艺术的材料，文艺工作者为什么不能充分开发、利用这些文化矿藏呢？另外，敦煌文化历史发展本身，也有很多事件值得挖掘。例如，最初大月氏与匈奴的拉锯、交锋，西汉开始的移民潮流，唐、宋时期的归义军政权，以及很多高僧大德弘扬佛教文化的故事，等等，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为什么以敦煌文化艺术为代表的甘肃历史文化资源如此丰厚，如此生动，如此接近艺术家的灵魂与审美，却束之高阁？为什么敦煌文化艺术的开发利用很大程度上只在学术研究领域？文学艺术为什么不能跟进并超越呢？
敦煌文化艺术的主要载体是壁画。壁画艺术更直观地传达着神秘、丰富、恬静、优美与和谐，所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为艺术家所借鉴、吸收和转化。1940年，著名画家张大千一进入敦煌石窟，就被深深地吸引。第二年，他再赴敦煌，临摹壁画，1943年8月，张大千回到成都，出版画册《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1944年1月在成都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引起极大轰动。5月，展览移到重庆，以后，又到上海等地展出。这应该算“正面”宣传敦煌、并且引起轰动效应的第一次文化推广。不过，那是“临摹”而不是创作。“临摹”主要侧重于对形式的把握，而创作则强调精神张力。当年，张大千的年龄、历史条件决定他不可能研究敦煌壁画并进行艺术创作。随后，画家董希文、谢稚柳、叶浅予、吴作人、潘絜兹、黎雄才、吴冠中、袁运生、丁绍光等相继来敦煌潜心研究、临摹、思考、创作。1943年，董希文风尘仆仆来到成立时间不长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临摹壁画，三年后，他在兰州举办了“董希文敦煌壁画临摹创作展览”，与张大千不同的是，他在“临摹”之后加上了“创作”。也许，当年在敦煌时他就领悟到“临摹”是过程，“创作”才是目的。后来，他在创作《开国大典》时就吸收了敦煌唐代壁画的雍容华贵的精神气象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开国大典》成为传世之作，代表着董希文多年潜心探索民族油画风格的杰出成就。进入新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有些美术院校经常组织学生到敦煌莫高窟观摩壁画艺术，国外相关专业的学生也像朝圣一样向往着敦煌。
近年来，在文化推广方面，敦煌创作出版了《西部名城敦煌》《美丽的敦煌》《敦煌雅丹奇观》《敦煌旅游手册》和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的日、韩文宣传资料和影像制品，邀请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拍摄播出了《敦煌再发现》《守望敦煌》《大河西流》《敦煌写生》《新丝绸之路》等电视专题片，吸引国内外影视机构先后在敦煌拍摄了《敦煌》《封神榜》《英雄》《沙州王子》《天脉传奇》《齐天大圣孙悟空》《失踪的女神》《大敦煌》《张大千在敦煌》等影视作品30多部。不过，电视专题片大多只是一般性的介绍，没有经过艺术再创作。30多部影视作品，虽然与敦煌历史文化有关，或者在敦煌拍摄，但从本质来说，都没有像大型歌舞剧《丝路花雨》《敦煌古乐》《大梦敦煌》那样直接取材于敦煌文化。而以敦煌历史文化为素材的文学创作截至目前并没有取得美术、舞剧那样的成就，就连关注那些题材的作家也很少。这让人费解，他们究竟缺乏发现的眼光还是缺乏创作的热情？
甘肃人崇尚“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甘肃不乏踏踏实实做事、做学问的人士。如何为这些埋头苦干的人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是时下必须引起关注的问题。鸠摩罗什作为一代高僧学识超群，品质纯正，但是，如果没有十六国时期后秦第二任国君姚兴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和发挥学识与才华的自由空间，他不可能在翻译佛经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敦煌文化本来就产生于多种文化，是众多艺术家共同创作的成果，要打造敦煌文化艺术产品，得有一批各个领域的艺术家齐心协力，共同来完成。所以，开发人力资源是前提条件，也是决定性因素。《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对现代专业人才来说，最缺乏的可能不是经济条件，很大程度上，大概缺乏踏踏实实做事的能力。“踏踏实实”是一种品质，也是一种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往往会被外在的一些负面因素所诱惑，特别是人们经常说的名和利。实际上，真正做事业的专家、学者都超越了这一点，这也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命脉。试想一下，那些创造敦煌壁画的古代画家在描绘心中的佛国净土时，肯定没有想到供养人的银子和流芳百世的欲望，也只有进入那种单纯状态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同样，鸠摩罗什被迎到关中草堂寺后，因为博学德厚而享有很高声誉和地位，但是，他在翻译佛经时常常为了一个句子而再三斟酌，并且与助手开诚布公地探讨。如果他心中、眼中有太多的名利，能够如此自然、谦和吗？鸠摩罗什翻译佛经的伟大事业除了自身的辉煌，还营造了非常健康、非常和谐的学术氛围，这一点，也许对我们当代人治学的启发更大，更深远。
甘肃省早就认识到做好人才工作的重要性，并制订一系列政策。2004年上半年，甘肃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在向国家有关领导汇报工作时，谈到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能够对甘肃给予帮助。6月初，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向省委主要领导提供了一份即将出站的博士后人员名单。以此为契机，结合落实全省人才工作会议出台的《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精神，甘肃省委组织部开展了引进博士后高层次人才工作。接着，在总结2004年成功引进37名博士后人员的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2005年初，甘肃省委人才工作暨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研究拟定了《甘肃省2005年引进高层次人才实施方案》，经省委领导同意后，从6月下旬开始再次进行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此后，省委的引才导向逐步转化为各地各单位自觉的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行动。事实证明，这种人才战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挖掘本地人才资源潜力的基础上，引进外地高层次人才到甘肃工作，符合敦煌文化精神。而发挥文化艺术人才的创作才华是开发、推广敦煌文化，打造高品位、高质量的敦煌文化产品的先决条件，也是把甘肃建设成文化大省的重要条件。
第二，丰富的资源，低层次的开发，过早、过度开发的恶果，应该由谁来买单？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说这句话时主要着意于人的道德修养，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师”？一般情况下，我们在理解孔子的这句名言时都留意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似乎这里的“师”都是能从正面为我们提供指导和楷模的贤者。事实上，除了这点，“师”还有另外一层与之相对的意义，那就是负面的：从那些在实践中有过失的人身上吸取教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是老师。所以，孔子在“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之后紧接着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在前面的叙述中，更多地谈到历代先贤们创造的古代文化、文物、旅游等资源，他们的开拓创新精神是我们应该“择其善者而从之”的。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历史的进程中也对自然环境、文化资源等造成一定的伤害，作为现代人，要择“其不善者而改之”。甘肃省是全国荒漠化面积较大、分布较广、危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平均每年因土地荒漠化和沙化造成的经济损失约5.1亿元。全省还有2.18万平方公里土地具有明显沙化趋势，尤其是玛曲县黄河沿岸等局部地区沙化土地仍在扩展。我们要以历史为永远的镜子，从楼兰、龟兹、锁阳等古代文明城市的毁灭中吸取教训，做到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在目前旅游开发的浪潮中，一方面要把握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另一方面，更要以科学的态度，研究历史、总结经验，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条件下发展旅游业。我们深入地、多层面地设想开发、推广敦煌文化艺术的有效方式，更大程度上也是考虑到了敦煌及周边的生态平衡问题。西北人豪爽、正直、热情、好客，很多情况下都欢迎上门的客人，甘肃有，敦煌也有这种品德与胸怀。但是，经过两千年连绵不断的开发，敦煌生态环境已经岌岌可危，承载人类活动的能力非常有限。所以，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女士等很多有识之士都提倡首先要保护敦煌，然后才向外推广其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而且，就目前的认识来说，这也是保护环境与开发利用的有效途径。
根据从敦煌到玉门关火烧沟一带出土的石、陶、铜器，可以看出，在新石器时代党河流域就已经有游牧民族在敲打着原始文明的火花，那时候的生态环境比较优美。此后，又出现玉门市骟马类型文化，到商周时期，西北古老的游牧民族“允戎”（也就是后来的匈奴，古代文献中又称鬼方、混夷、猃狁和山戎）和“氐羌”在这里也留下了大量表现他们生活状态的珍贵岩画。战国到秦时期，敦煌至祁连之间居住的仍然是月氏、乌孙和塞种等游牧民族。前221年至前206年，月氏以“控弦十万”的强大部落称雄河西，先是合并瓜州之戎，将世居敦煌的游牧民族赶到帕米尔高原一带，之后，又将邻邦乌孙驱逐到异乡。秦时月氏已经非常强大，匈奴头曼单于曾派遣太子冒顿到月氏做人质。公元209年，冒顿继为单于，击破月氏，迫使月氏西迁到新疆伊犁河上游，称大月氏。由此，匈奴控制了河西乃至整个北疆地区。在这段变化莫测的历史时期，敦煌周边广袤的区域都是游牧民族占据。月氏、乌孙、塞种和匈奴等游牧民族都要角逐这里，证明敦煌一带水草丰茂，环境优美。另外，近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及动植物遗骸的研究，认为2100多年前的敦煌自然和生态环境良好，水源和地貌情况明显优于现在。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敦煌与瓜州交界处发现该遗址，并在1990年10月到1992年12月进行全面清理和发掘，获得2300多枚简牍、动植物遗骸等大量珍贵文物。很多汉简上记录着当时的自然状况，说敦煌及周边地区不但水源充足、植被丰富，还有大片沼泽地，并且长有茂盛的芦苇。尤其是红柳和胡杨树，数量繁多。此外，有的汉简上还提及马、猪、牛、羊、狗、鸡、兔子等多种动物。考古工作者在与汉简一同出土的遗址中还发现大量马骨头和两条蛇的干尸，经考证，均为汉代动物遗骸。如果还要继续寻找实物证据，还可以列出两例：一是至今保护完好的敦煌汉长城遗址，二是疏勒河与河仓城。汉长城主要由土石和芦苇层层累积起来，由此可以想象当年的芦苇非常多，不但用于建筑，也直接用作燃料。如果没有很好的生态环境，怎么可能长出如此多的芦苇？位于玉门关东北20公里的河仓城地处疏勒河下游南岸旁的一处凹地，是汉代至魏晋时期（前104年到公元420年）玉门关一带乃至西部边防线上储备粮秣的重要军需仓库，玉门关、阳关一带的守军都从这里领取给养。河仓城由仓库和两道围墙组成，东西长约132米，南北宽约17米，残垣最高处6.7米，基厚1米左右。城内以南北方向土墙两堵，又隔成相连的三间库房，每间长42.5米，宽14.7米。这些设施表明这个军需仓库的容量非常大，这么多的粮食肯定是敦煌一代生产，不可能从遥远的内地长途运输而来。而当年能够生产这么多的粮草，证明农牧生态环境非常好。就是现在，河仓城遗址西面约50米处，还有一个大湖泊，岸边长满芦苇、红柳、甘草等植物。东面是一片沼泽地——这些，是当年敦煌地区的“生态遗址”吧？
种种迹象表明，那时候不光敦煌及周边的生态环境比现代好，而且，在更远的范围内也都适宜游牧民族生存。例如，当年被角逐出局的月氏就向西迁徙。一个庞大的部族突然要迁徙到未知地区，这是非常冒险的事情，但是，月氏不但成功地完成了部落的迁徙，而且占据了塞种人旧地，在伊犁河、楚河流域建立国家。前174～前161年间，匈奴王协助乌孙向西攻打月氏，杀死月氏王。月氏再度西迁，翻越天山和帕米尔西部，到妫水（就是现在的阿姆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大夏人（巴克特里亚人），最终定居下来，在中亚建立贵霜王朝，从前2世纪到公元6世纪，一直活动在今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地区，与中国、罗马、安息并列为当时世界的四大强国。贵霜王朝信仰、传播大乘佛教，发展犍陀罗艺术。据《高僧传》记载，约公元244年前后，西域僧人竺高座在敦煌收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为徒。晋武帝时，竺法护见西域佛教只重视建造佛教庙宇图像，而忽视对大乘教义的传播，因此决心弘法，随师东游西域诸国，学会36国语言、文字，搜集到大量经典原本东归，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传教译经，被西域誉为“敦煌菩萨”或“月氏菩萨”。他首次将大乘佛教中重要经典《正法华经》翻译到我国，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译经大师。后来孙绰作《道贤论》，盛赞他“德居物宗”，将他和竹林七贤中的山巨源相比。
关于月氏和贵霜王朝说了这么多，其实，要表达两点：其一，敦煌及周边，乃至以西的广大地区在两千年以前的生态环境都很好，不然，各个游牧民族无法长期生存，也没有必要为争夺这里而经常厮杀。特别是月氏，在大迁徙的过程中非但没有衰落，反而逐渐强大起来，这与良好的自然环境肯定有很大的关系，否则，生存难保，如何发展？其二，月氏被匈奴从敦煌、祁连山一带赶走，当他们的子民再次回到故乡时，带来了佛教文化与犍陀罗艺术，这种历史际遇真的让人感叹不已。
接着说说敦煌文化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变化吧。匈奴被汉武帝赶到漠北后，敦煌就成了一个农业开发区。现在的敦煌总面积3.12万平方公里，略小于台湾省和海南省。绿洲面积仅占总面积的4.48%，其余绝大部分是戈壁、沙漠和山地。假如历史上某一个时期的月氏、乌孙、塞种、匈奴等游牧民族中的任何一个今天回到敦煌，连最起码的生存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但在两千年前，敦煌地域范围包括党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敦煌市、瓜州县、玉门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总面积大约16.8万平方公里，有较大的绿洲、丰富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草木繁盛，是十分理想的农牧区。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武帝多次从内地移民到此，汉族逐步超过原来的少数民族，他们不仅为保卫、开发敦煌提供人力，还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开始屯田、兴修水利工程，于是，敦煌的社会生活从游牧为主转变成以农耕为主，畜牧区变成了农耕区，水资源的消耗大大增加。仅敦煌悬泉置附近就有大批军队、自由人、外来移民、被俘虏的少数民族、过往犯人以及频繁来往的官员和外交使节生活，每天都有专人割草、放牧、运送生活用水等等，加之人口发展速度很快，造成植物被大量破坏，地下水减少，沙化大面积增加，另外，大量使用木材书写简牍也使附近的树木不断减少，也加速了环境的恶化。何况，从西汉到清末这两千年的时间里，开发农田是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几乎没有间断过——当然，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偶然暂停一阵，但是，在社会秩序恢复后统治者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订一系列鼓励开垦农田、发展农业的措施。于是，敦煌的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持续繁荣，但是，作为沉重的代价，生态系统在逐渐遭到破坏，历史的悲剧不断地上演。例如，关于阳关的变迁。阳关在汉武帝时期设立，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又是“丝绸之路”南道必经的关隘，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许多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然而，宋朝以后，来自白龙堆的流沙无情地淹没了阳关，昔日的繁盛荡然无存，现在，仅有墩墩山上的一座烽火台还残存着，山下南面则是荒凉的大沙滩。这里流传着一句话：“进了古董滩，两手空不还。”当地人曾经在这里拣到一个金马驹和一把精致的将军剑，证明历史悲剧确实曾经上演，而这个悲剧的发生并非由于战争，却是生态环境的恶化。汉武帝在设置两关时主要是出于战争的需要，他怎么也想不到，还有比战争更加强大的破坏力！这么说来，至少在唐朝时期敦煌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系统就遭到严重破坏，并且向人类发起猛烈的报复了。明朝洪武年间发了一次大洪水，古敦煌城荡然无存。1528年，明朝政府关闭嘉峪关，从此，敦煌成了孤悬关外的无建置的地方，长达二百多年，沦为牧区，到1723年清朝设沙州所，人口已经少得可怜，后来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多户，才逐步形成近代的敦煌城。现在，仍然可以见到兰州村、肃州乡、会宁、清水、合水、兰亭、高台、漳县等等以甘肃地名命名的村庄。村庄，当然主要居住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就是说，他们实际又在屯垦。
目前，敦煌总人口18万，耕地24万亩。农业和旅游是敦煌的两大支柱产业。农业是敦煌的传统产业，金皇后（甜瓜）、李广杏、鸣山枣等特产享誉省内外，但仅仅24万亩耕地难以形成农业产业优势和规模效益，而奇缺的水资源也制约着敦煌农业发展。发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党河共同滋养着敦煌西北大面积的湿地植被，构成敦煌天然的绿色屏障。但是，由于大气环境的变化和人为因素，党河水量逐年减少，造成党河因资源性缺水而断流，导致敦煌绿洲植被严重退化，外围湿地萎缩，天然林锐减，沙化面积大量增加。近几年，因为敦煌市人口的增加以及党河上游肃北、阿克塞两县生活、生产用水量增加，党河水已经无法满足三县市的需求。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疏勒河上。20世纪60年代，疏勒河上游两座大型水库上马，使在敦煌境内长达300公里的疏勒河河道断流，地表水对地下水的补给严重不足，敦煌人开始打井取水，每年开采地下水超过4000万立方米，以满足农业灌溉和城乡人畜饮用。过量开采地下水，结果是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前些年，有人提出“引哈济党”再造山川秀美的大敦煌，但“引哈济党”工程遭到上游青海省的坚决反对，因为青海生态环境也很脆弱，“引哈济党”工程当时被否决，以后是否能立项，目前还不得而知。据观测，1992年至2001年，敦煌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以0.43米的速度下降，累计水位下降超过10米。月牙泉或在20世纪60年代占地22亩，水最深处达9米；而现在的水域面积仅约9亩，平均水深降为0.9米，最深处仅仅1.3米。若不采取积极有力的抢救措施，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30年后，沙漠名景月牙泉或将不复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只是月牙泉水位下降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敦煌的生态变迁。有资料表明，敦煌全市天然林仅存130多万亩，较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减少40%；胡杨林仅存14万亩，减少67%；可利用草场减少77%，而且，现存草场不同程度地存在沙化和盐碱化现象。宝贵的湿地平均每年以两万亩的速度消失。绿洲内1万多亩咸水湖和1000多亩淡水湖80%都消失了。与此同时，土地沙化面积每年以两万亩的速度增加，沙漠向绿洲逼进了3～4米，大风和沙尘暴等自然灾害加剧。2006年9月15日，生态专家在敦煌西部考察后表示，如果再不加强对敦煌生态环境的科学治理，50年后，敦煌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楼兰古国”。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也许，自西汉以来开发敦煌导致的恶果正由我们这几代人来品尝。
无论如何，发展农业绝对不是明智之举。敦煌人也开始反思，从昔日的“以粮为纲”在月牙泉上架起水泵日夜抽水用于农田灌溉，到今天从党河干渠引水补给月牙泉的地下水；从昔日鼓励打井、开荒、移民，到今天的“禁止打井、禁止开荒、禁止移民”的三禁政策，敦煌人越来越理性，他们在各行业推行用水定额控制体系及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同时加大农田防护林、退耕还林、沙漠化治理的投入力度。但这些努力对越来越恶化的敦煌生态环境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所以，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应该引起全人类的高度关注。
敦煌的另一个支柱产业就是旅游。前面反复强调过，而且，这也是众所周知的，敦煌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面对如此脆弱的生态环境，如何发展旅游？如何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保护好这些价值不可估量的文化资源？
事实上，莫高窟自从开凿后就一直受到风沙的侵扰。早在西夏时敦煌就有非常严重的沙害。近年来，由于敦煌自然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风沙已经构成更加严重的威胁。据资料记载，敦煌地区年均降雨量为23.23毫米，蒸发量则在4000毫米以上，年平均风速达到每秒3.5米，每秒5米以上的起沙风每年达35～148天。由于干燥多风，沙尘暴频频出现，沙尘蔽日数每年有20天～35天。而偏西风向使鸣沙山上的流沙不时地向莫高窟方向移动。据说，每年冬天开始到春天结束，从整个莫高窟洞窟区清扫出来的积沙有十多卡车。在现存的492个洞窟中，一半以上的壁画出现了起痂、空鼓、变色、脱落等现象。已经在漫漫戈壁瀚海中耸立了1600多年的莫高窟难道要毁在现代人的手里？它还能存在多久？如果有朝一日一切保护措施都无能为力时，谁为“世界艺术画廊”的消失负责？除了风沙，还有风蚀斑斑、摇摇欲坠的崖壁也威胁着石窟艺术。修建莫高窟的“洞窟地层”是冲积、洪积和冰水沉积的砂砾石及砾卵石层，结构松散，易于风蚀。如果长期风蚀，莫高窟所在的崖体正面坍塌或窟顶塌陷，都有可能成为残酷的现实。很多洞窟外侧的崖体上部都存在着风蚀现象，尤其是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上部两侧，风蚀崖体摇摇欲坠，令人担忧。根据文献记载，第460窟是在强烈风蚀作用下遭受了灭顶之灾。203窟也因为风蚀而坍塌。
另外，旅游热潮中的人为因素也是破坏源。有人做过试验，如果让40个人在洞窟中呆37分钟，空气中的温度、湿度及二氧化碳含量就超过正常含量的6倍。那么，每年60万参观者所带来的变化就可想而知。何况，现代人抽烟、喝酒、吃肉，并且配备着现代化的通讯、摄像设备，与古代简朴的僧人生活习惯不可同日而语。酒、肉等食物散发出的酸腐气息对壁画影响非常大。实际上，很多游客都是冲着敦煌的名气前来看热闹，所要达到的目的仅仅是“到过敦煌莫高窟”，行前没有进行文化上的准备；离开后也不会有多深刻的印象，更不会有多么深的启发和认识。这样的旅游有什么意义？——当然，这不能怪大量普通的游客，倘若非要满足这类游客的需要，能不能把洞窟里所有的壁画、雕塑、建筑都模拟一份，让他们随便参观模拟石窟，装上现代化的照明设施，配备相关的影像、音乐、讲解，不但可以使游客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最多的文化信息，而且，也能够在接待能力上有所增强。游客想照相就照相，像摄影就摄影，想发表意见也可以畅所欲言，随时进行交流，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做近似于“哑巴”的游客。现在莫高窟景区的模拟馆，规模太小，满足不了游客的需求。若在兰州、酒泉建造这种小型模拟馆，或许作用更大。有人要较真，说这是“模拟品”，要看就要看“原始的”。对于一般的游客来说，没有必要这样较真，《论语》本来就不是孔子书写的，我们也不可能亲耳聆听他的教诲，但这不影响其深刻内涵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长远影响。
所以，如果生态环境问题得不到科学解决，就不敢妄言“敦煌这块‘金’字招牌要多大就有多大，要开发多久就有多久”！其实，再三强调要充分开发、利用敦煌这块“金”字招牌，就要在其非物质的文化艺术遗产上下大工夫，之所以要摆脱传统的旅游开发模式，就是因为敦煌的生态环境已经不堪重负了！
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有几个地方像敦煌一样，为推动人类经济文明发展作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和巨大牺牲？
甘肃除了敦煌，还有很多自成文化体系的“金”字招牌：例如，彩陶文化、始祖文化、石窟文化、草原文化、黄土地文化、歌会文化等等，都有非常丰富的旅游文化蕴藏量，而这些文化地区也都与敦煌一样，存在着严重的生态问题，如果开发利用得好，就能使这些文化资源变成真正的“金”字招牌，开发得不好，就会迅速走向反面。好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生态系统的保护。20世纪40年代，莫高窟历史上首个专门保护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系列文物保护措施，防沙治沙也开始起步。1962年，周恩来总理得知莫高窟南区石窟崖体有坍塌的危险，当即批示拨专款100多万元加固危崖使莫高窟得到妥善保护。1981年8月7日，邓小平同志考察莫高窟时明确指示：“敦煌文物天下闻名，是祖国文化的遗产，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好。”198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增加业务部门，扩大编制，充实专业人员，掀开敦煌研究新篇章，莫高窟保护也由抢救性加固修复进入综合、全面、科学的保护阶段。近年，莫高窟防沙治沙工作逐步走上规模化和科学化道路，取得显著效果。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风沙危害大大降低，莫高窟区的积沙比原来至少减少90%。窟顶治沙试验也大大降低了进入窟区的风速，减少窟区内随风飘动的粉尘。
在国家及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下，敦煌研究院不断发展壮大，创办了国内首家敦煌学学术刊物《敦煌研究》，出版敦煌学研究专著200多部，发表论文3000余篇，在敦煌石窟考古、石窟艺术、敦煌文献等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开放以来，莫高窟已接待世界上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宾朋数十万人，为宣传甘肃、宣传敦煌，敦煌研究院先后20余次在国内外举办展览。规模最大的一次是2009年，把“莫高窟”安置到中国美术最高殿堂——中国美术馆。那场主题为“盛世和光”的敦煌艺术大展轰动京城，短短两个多月时间，总参观人数达66万，相当于中国美术馆往年全年参观量的一半，在全国掀起了敦煌热潮。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利用数字影像技术将敦煌资料进行永久保存。
目前，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策就是为了再造一个风景秀美的甘肃。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再是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同关注的命题。张艺谋在打造大型舞台山水实景剧《印象·刘三姐》之初，计划要在漓江旁边的12个山峰之间搞一个发电厂为演出供电，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能实现。我们没有更深地去了解，不知道是因为地质原因还是生态原因？如果是生态原因，那就值得称道。据说，《刘三姐》的实景演出中，没有往江里打一个桩子，也没有装任何装置。他们在排演《印象·丽江》时，大家也都担心是否会给玉龙雪山带来环境问题。张艺谋和他的团队承诺，绝不会侵害自然，在做《印象·丽江》时，没有砍过任何一棵树，也没有掀掉任意一块草坪，包括所有的音响效果也都考虑到了，要搞成“纯绿色演出”。2006年5月12日，针对电影《无极》剧组在拍摄过程中严重破坏云南香格里拉碧沽天池的自然景观，建设部下发《关于严格限制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影视拍摄等活动的通知》，明确规定，严格禁止和限制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影视拍摄和大型主题演艺等活动，不得在风景区内进行或批准进行任何形式的因拍摄活动而影响或破坏地形地貌和自然环境的行为和活动，以确保风景名胜区资源与环境得到严格保护。2006年11月14日，由国家文物局制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正式颁布实施。国家文物局将建立世界文化遗产管理“预警系统”，因保护不力而受到损害的世界文化遗产将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警示名单》予以公布。近年来，甘肃的生态环境问题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并实施切实可行的治理措施。根据甘肃省政府新闻办2011年公布的《甘肃省第四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成果，截至2009年底，甘肃省荒漠化土地总面积达19.21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45.12%；沙化土地面积为11.9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28.0%。监测显示，甘肃省荒漠化面积较2004年第三次荒漠化监测减少1349平方公里，年均减少270平方公里；沙化土地净减少1121平方公里，年均减少224平方公里。1999年至2009年，甘肃省沙化土地植被平均盖度提高2.31%，固定沙地增加318.39平方公里，流动沙地减少614.28平方公里，半固定沙地减少192.07平方公里，荒漠化和沙化趋势整体得到初步遏制，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由此，我们看到了希望，也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