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初到中国的西洋人最先得到的印象是：中国的一切是很千篇一律的。中国人的那副面孔便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们衣服，除了蓝色以外，似乎再也不用别的颜色……以前他们有辫子的时候，张三和李四的辫子也像是一手打出来的，或者也可说，像一个豆荚里出来的两粒豌豆，一点没有分别。但这位外国人要是住上三天五天，无论他的眼光多么迟钝，他也会明白，中国人的性格虽特别，方才那种千篇一律的特点却未便断定。即就方言而论，我们的结论便适得其反；关于这一点我想谁都知道，不必细说。风俗习惯也是如此。最有趣的是，许多数量方面的标准也到处不同。这一类数量的标准，在我们西洋认为绝对不可游移的，在中国却随时可以发生变动。
西洋人最怕的是一样东西有两个标准。但中国人却似乎惟恐它没有两个标准。制钱可以有几种，度、量、衡的制度也可以有几个；但中国人都觉得很自然，并没有什么可以反对之处。有一个卖肉包子的人在此，你问他一天能够做多少包子，他的答复是，他能做一百斤白面粉的包子；至于这一百斤面粉究竟能做多少包子，还得请你自己去猜。一个农夫有一头牛，预备出卖，你问他这牛有多重，他说了一个很小的数目，再度追问之后，你才明白，他只算了牛肉的分量，没有把骨头算进去。又有一个仆人，有人问他多高，他也说了一个很小的数目，比起他的真正的身材来，要小许多；一经追问，才知道他并没有把肩膀以上的部分算进去。原来他以前当过兵，以前旧式的兵是都有辎重的责任的，每人在肩膀上要带不少的东西；只要肩膀高大，便是一个好兵，肩膀以上，自然可以不问了！又有一个乡下人，有人问他从他的村子到县城有多远，他说有九十里，其实这数目得打一个对折，乡下人上城总是走的，他把来回的距离都算在里面了。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最漫无标准的一例是算钱的方法了。以前中国是用制钱的，计算起来是一律用十进的方法。这原是最方便的，但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究竟多少制钱算一百文，却是极不一律，行旅的人不先打听一下，便永远无法知道。有的地方是一百个制钱作一百文，称为一吊，有的却是九十九个、九十八个、九十六个、八十三个（例如在太原），最低的可以到三十三个，例如在以前直隶省的东部，这些全都可以算作一吊。这种地方上的变化真可以说是太荒唐、太没有交代了。以前中国人也常用银块，银块有一两重的，但同样一两重的两块银子却从来不会一样的重，除非是碰巧。不但甲地与乙地的“两”不一样，就在甲地一处往往有各式各样的两，一个行旅的人，初到某地，真如入五里雾中，手足不知所措。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耳目聪明、心神不乱的自然只有那些吃钱庄饭的人，惟有他们才可以占些便宜；最吃亏的自然是一些老实人，而这种老实人，就在中国，也还不少。这种混乱的局面显而易见是有作用的，但我们目前姑不具论。
在度、量、衡的方面，我们发现完全同样的情形。例如一斗究有多大，便谁都说不上来。贪官污吏，在接受民众完纳的粮米的时候，往往借此上下其手，从中渔利；好在中国人是一个耐性好的民族，要在别国，革命也许早就起来了。有时候因为紊乱得不可开交了，官厢方面便硬定下一个标准，例如卖官盐，名义上虽始终十六两为一斤，实际上却只给十二两；如此，官吏虽仍旧可以从中渔利，而民间的争端自息，因为他们的待遇既一样，彼此之间，便不较长论短；虽然谁都吃了亏，但谁也没有占什么便宜。至于占了便宜的官吏，他们也不去追问，他们说，这是卖官盐的 “老规矩”，是一个“陋规”，虽则是“陋”，终究是一个“规”，既成为 “规”，大家便应当承认，至少也应当眼开眼闭的让它去就是了。地面的丈量也是一样的混乱，一样讲“亩”，甲地的亩可以比乙地大至一倍。所以住在两地交界处的人也许得预备两种不同的丈量工具，否则便永远弄不清楚。
一斤米、一斤棉花，自然都有一个价，但行旅的人，听了一次价，最好不要把这价对别人讲，尤其是对别处的人讲；你先得把这斤弄一个清楚。议论一亩地出多少稻米或棉花，也是如此，你也先得把亩的范围确定一下。一个行旅的人最关心的是路途的远近；但也就是在这一点上他最得不到要领。他第一得问明白，那地方所用的“里”是“大”里还是“小”里。中国的“里”自然是有相当的标准的，但习惯上这标准却没有多大用处，它不断地在那里伸缩。在官筑的大路上，一里的长短和标准所规定的也许没有多大出进，但一离开官路，进入乡间的小路或山路，那里便越拉越长。要是在大路上一个人一天能走一百二十里，一到小里，他便只能走一百“里”，若走山路，也许只能走八十“里”。原来中国人计算路的距离，似乎于绝对的长短以外，又加上一个元素，就是，行走的方便不方便，方便则少算些，不方便则多算些。例如上山，从山脚到山顶其实不到四十多里，但说来却有九十里之多。讲距离的时候，还有一种有趣的事实，就是从甲地到乙地的距离和从乙地到甲地的并不一样！几何学上说，假定两个数量，各和一个第三个数量相等，这两个数量自己亦必相等；这说法对中国人是不大适用的，除非于相等两字之上，加上一个不字。例如，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官道，中间有一段，从北到南是一百八十三里，从南到北会变做一百九十里。
和上文所说的相同的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部分之和并不等于全体”。这一点在水程上最分明。你坐船到一处去，问明前程共有四十里，但一经分析，这四十里是两个十八里凑成的；你再追问的时候，那舟子就会反问你说， “四个九不是四十么？ ”同样的，他们也可以把三个十八当作六十，等等。有一个送公文的官差，没有能如期把公文送达，后来县官盘问他的时候，他说全程六十里全都是“大里”，不是“小里”，所以没有能赶到。县官也觉得有理，就派人把那条路实地的丈量了一下，结果确定为八十三里，以后大家就不说六十里了。（译者按：此例应移至前面，放在此处，略嫌脱节。）县城外有许多村子，离城自一里至五六里不等，但这些村子往往都叫做“三里村”。一条一里长的路，两旁没有房屋是一里，一有房屋，也许会变做五里。这也是常有的事。
总结上文，中国的度、量、衡的标准，是很流动的，是几乎人自为政的。一支尺、一管秤，可以由街上的店铺随便做；店铺里做的时候，在尺上或秤上钉上许多铜的点子，叫做“星”，星与星的距离，往往随买主的方便；买主定做的时候，也总要定上两副，一副是买进用的，一副是卖出用的。
这种漫无标准、不求准确的特性，在中国人讲起年龄的时候也可以看出来。中国人记算年龄，用一种“生肖”的方法。你知道一个人“肖”什么或“属”什么，你就可以很方便地知道他的年岁。但若不用“生肖”的方法，说来便非常笼统。一个老头说是“七八十岁”，其实呢，去年刚办七十大庆，今年是七十一岁。在中国，似乎只要一个人一过七十岁，就成为八十的样子。……用十来总括的计算方法，在中国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习惯；它是一个“成数”，举了一个成数就行了。假定一个中国人看见一堆人看热闹，后来有人问他有多少人，他的答复是无疑的， “一二十个”、 “几十个”、 “好几十个”，要他说得再准确一些，是不可能的。总之，要把一种东西或一堆人数弄一个清楚，报告一个确数，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事。讲千讲万的时候也是如此，在万以上，他们也就压根儿不大管了。
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两个人听戏，前后花了二百吊钱；后来又补一句说， “一起用了一百七十三吊，但一百七十三吊不就是二百吊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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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家族结力也往往是讲求准确的一个障碍。有一位中国朋友要打官司，到我这里来谈起他的家世；他说他的籍贯是在一个村子里，但照他的叙述，他实在是住在附近的一条街上。一经细问，他承认他现在并不住在村子里，在十九代以前他的祖宗确乎住在那里的。我问他， “你现在究竟算不算城里人？”他说“是的，但是老根却在那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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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于“相同 ”与“相似”两个概念之间，似乎是很不求甚解的。
西洋人讲两件东西是彼此 identical，这 identical一字中国便无法翻译。中国人思想的时候所依据的种种假定，似乎根本和我们西洋人的有些不同；西洋人对于一事一物喜欢寻根究底，对它的格式分量等等，要得到一个彻底的认识，中国人似乎根本没有这种兴趣。何以外国人有这种兴趣，总是锲而不舍地在那里追求，他也很不了解。一个中国农人往往不知道他阖村共有多少人家，他根本也不想知道。一个人吃饱了饭，为什么一定要知道这些人家的数目，对于他总是一个谜。一村之中，总有“好几百家”就是了，究属有多少家，谁又说得定，古往今来，反正这数目是老在加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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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以前的教育里，很不幸的没有化学这一门。要有的话，他们这种漫无标准不求准确的特性是不会维持到现在的。我相信化学的智识一到中国以后，第一代的中国化学家，做混合物试验的时候，总有因为把“几十粒”这样和“几十粒”那样混合的结果，引起了的地震（爆炸），以至于以身相殉的。但第二代以后就要好得多。我相信中国人是极可以做细密的工作的，他们的耐性也是做此种工作时的一大帮助。但就现状而论，他们似乎是不懂什么叫做标准，怎样才算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