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西洋的文明国家都有一句俗谚，叫做“光阴就是金钱”。近人生活和以前的生活不同，一切都是安排得异常紧凑，所以一个生意人一样做事，一样做那么多事，或那么多种类的事，以前不知要多少时间才能做完的，现在在所谓“写字间”的办公时间以内，也许一天就可以做完了。他所以能这样快，当然一部分靠蒸汽和电力，但蒸汽与电力之所以能为我用，至少就盎格罗—撒克逊民族而论，是多少沾了民族特性的光的。换言之，要是民族的性格上快不起来，蒸汽与电力还是无能为力。无论我们的祖宗的生活习惯怎样，我们料想起来，大约始终受那种迫不及待的气魄驱遣着，所以一件事刚刚完毕，便急急忙忙地想做第二件事。
中国人却不这样。即就日常请安问好一类的习惯而论，你便可以看出一些意味深长的分别来。中国人见了任何熟人或半生不熟的人，总说“你吃了没有？”或客气一点， “你用过没有？”用就是吃的代词。盎格罗—撒克逊人却问， “你干些什么？”（How%do%you%do？）后者所认为应有的常态是“做”，前者所认为应有的常态是“吃”。时间就是金钱的见解，在我们差不多已经习惯成自然，在理论上我们既已公认为毫无疑问，在事实上却也真能做到，离开理想的鹄的只得一间；但是中国人，和大多数的东方人一样，却毫不受此种见解的束缚。以前中国人的计时方法，一日之间只有十二时，这十二个时辰的名字，又并不专指那每两个不同的时辰转变时的一霎那，而是指那些时辰的全部。例如西洋表上的一点钟，便是指十二点五十九分五十九秒后的一转瞬，但是中国的子时就要代表一昼夜的十二分之一。又如“午”的一个名词，在西洋是很准确的，但在中国却指着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中间的一切时光。我们有一次亲耳听见一个中国人向另一个中国人发问， “月亮在中午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这种问法，真是越问越糊涂，但发问的人的意思是： “夜间月亮在子午线上时是什么时候？”子午线的翻译名词里就免不掉那比较笼统的“午”字！
不但十二个时辰如此，一切指点时间的名称也大都如此。例如“日出”与“日落”或“落山”，在中国语言里要算是很准确的了，但实用的时候，还是大有伸缩的余地；再如“半夜”、 “黄昏”，就不知道究竟指着什么；夜间的打更也是最靠不住的，比较最靠得住的是最后那一更，那时候天已明亮，谯楼上打更的人看光起鼓，就不由得不准确一点。就是在城市里，那五更的分法也不很确定、不很划一的。中国的“打更”和西洋的“表”在英文原是一个字，叫做 watch，但以前的中国只有打更的 watch，而没有表的 watch；就在现在，大多数的中国人还并不知道表是什么；就是那少数有表的人，即使把表每天挂在身上，天天开着，隔了些时候还要拿到钟表店去整理一下，他们平日的行径，却并不十分受它的支配；还有些人是开也不一定开着的，算身上或家里，有一只或几只表就是了。至于买不起表的平民，只要天有太阳，他们可以在“旗杆 ”上看太阳的高度，一杆、两杆、三杆……他们便觉得心满意足；但若天气不好，非云即雨，他们也可借了猫的眼睛，凭它瞳仁伸缩的程度，来测度时间的早晚；这样得到的结果，也就大致不差，够对付了。（译者按：作者在此小有错误，他把日上三竿误作旗杆，古时以竿测日影，那竿也就叫做表，今日西式时计的所以称表，也就出典于此。）
以前英国有一位富有幽默的牧师叫做斯密士（Sydney%Smith）的，曾经把世界上的人分做两大类，一类是洪水前期人（ante-diluvians），一类是洪水后期人（post-diluvians）。所谓洪水，自然是指犹太经典里相传的大洪水了。洪水后期人很早就发现人的寿算不再像洪水以前那么动辄就是几百岁，甚至于差不多一千岁，所以他们就竭力把时间撙节，迫不及待地想在很短的时期以内做很多的事体，并且力求迁就当前的环境，做一天和尚，好好地撞他一天钟。那洪水前期人却不然，你很难教他们了解那天皇、地皇、人皇氏的日子是早就过去的了，他们的生活还是照着一万八千岁的高寿去安排的。（译者按：作者在原文里引的是犹太经典里相传下来的最长寿的人，默苏塞勒 Methuselah，今酌改为天皇氏等，取其多一点本地风光而已。）中国人怕都是洪水前期的人吧。
中国人总得算做“洪水前期的人”，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一个在茶坊酒馆里说书的人会使你发生的第一个联想，便是英国大诗人帖尼逊（Tennyson）的那首《溪流》（Brook）的诗。那首诗的末句说： “世人来复去，溪流无尽时”；这说书先生可以说，喝茶喝酒的人尽管来来往往，他说的书却是永无结束的一日。说书如此，演戏也是如此，一个戏班唱戏也许可以接连唱上好几天。但据说比起暹罗的戏班来还稍逊一筹；有人告诉我们，在那里的连台戏或轴子戏，有唱上两个月不断的，这个人说也奇怪，居然在两月后，还活着把这消息递给我们！中国变戏法的人，要是做得好，往往极巧妙，极有趣，但有一点最要不得的，就是在变出一套戏法以前，搭档的人总喜欢说许多打趣搭讪的话，你问我答地说一个不休，一个外国人到这种地方，往往不等戏法变出，早就懊悔不该降临赏光的了。尤其可怕的是中国的宴会，菜肴花样之多，和上菜所费的时间的长，真可以教一个身临其境的外国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但是在中国人看来，似乎是还嫌其费时太短。中国人有一句意味极深长的老话，叫做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这句话可以说很确，也可以说很不确。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此种筵席的拖长也就够你想象，所以他们形容许久不了的一件事的时候，又常喜欢用“长筵挂席”的一个比喻。这是准确的说法。一个外国人吃中国人的酒席，欲罢不能，罢便却不过情，真有天地长久之感，他那时候就觉得天下虽无不散之筵席，至少当前的一席是一个例外！这是不很准确的说法。
一个中国人从他幼年时代起，便习与性成，按照着洪水前期的计划办事。进学堂吧，他就进上一整天，从日出到日落，除了吃饭以外，真是一刻也不放松。这是历代相传下来的读书上学的不二法门，此外还有没有更经济的时间上的安排，做师生的便谁也不管。说科举考试吧，进考场的人总是夜以继日地在场里蜷伏着，连上好几天不见天日；明明是一种极不合理的办法，也是和一个人的学问的造诣极不相干的办法，但是你要这样告诉他们，他们无论如何不会相信。
中国的文字也根本是一种宜乎洪水前期生活的文字。你真要把它弄通，你非有天皇、地皇、人皇氏一类的寿命不可。以前有人说，倘若罗马人的学习罗马文，是出乎强制，而不是出乎自愿的话，我们敢说他们也许就会一辈子一句话不说，一个字不写，到现在也许就不会有罗马的文献存留在天壤间了！这话对于中国的文字，我们以为一样的适用。中国的历史也是有洪水前期的性质的，它不但远溯到盘古氏的开天辟地，并且好比一条大河，在它那又长、又弯曲、又低回迟滞的浊流里，不但隐蓄着往古以来所生生不已的无量数的动植之物，并且还拖带着不知多少的树皮、草根以及其他陈腐不堪的东西。除非是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民族，我想谁都不必希望把这一部历史看完，至于想编这一部历史，那就更不必痴心梦想了。惟有中国人，一壁既不受时间的限制，一壁又有那么好的记忆力，才能够装上“满腹经纶”，才可以 “胸罗万卷”。
中国人的光阴不算钱，也可以从他们的劳作里看出来，在新式的建筑术和包工制没有通行以前，你也有过福气在中国造一所房子么？你有过以后，还想再有第二次么？那些泥水匠和木匠，到工迟，放工早，在工作中间，又不断地喝一碗茶，抽一口旱烟。他们要泥，或调好的石灰，就用麻布袋到很远的地方去搬，所搬的无几，而走的路却不少；他们往往连一轮的小车子都不屑用，要不然一人也可以做三人的事。但他们的目的既不在快，你也就很难责成他们一定要用车子。要是逢着雨天，那工作就会全部停顿。你若到场察看，你会发现，动作不能说不多，大家在那里哪咻啷咻着，但是老不见有什么进步。一天的工作完毕以后，你真看不出来一大堆人究竟成就了多少。我们认识一个外国人，因为不满意于木匠们刨木工作的迟钝，便亲自出马工作，他在一顿饭的时候便做完了四个人在半天之中所能做完的工作。
……
在中国人看来，盎格罗—撒克逊人的没有耐性，真是不可救药。这种特点，在他们也认为极不合理、极不容易解释的。有人很有见地的说起过，中国人的反对我们品性中的这一点，好比我们反对他们的对人没有诚意和虚与委蛇一样。
总之，要老中国人明白办事贵敏捷和待人接物贵守时的道理，并且从而加以培植，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有一次有一大包外洋来的邮件，在两个只差得三十多华里的市镇中间的半路上，居然耽搁上好几天，惟一的原因是因为那邮差的骡子受了一点感冒，经不起跋涉！中国的电政，虽“速于置邮而传命”，听说也有同样的情形。（译者按：这是三十年前的情形，现在当然不再如此，不见那电政当局最近告某书局的那一状么？）关于中国人时间不经济的种种都说过了，但是还有最教外国人无可奈何的一点没有说，那就是中国人的拜客。拜客这种行为，在西洋是公认为有种种限制的；时间的限制自然也是一个。但在中国，假若一个客人不预备在这家人家过夜，而主人也不请他当夜留宿的话，那客人的任务就得不厌不倦地把话讲下去。普通的拜访如此，拜访外国人也是如此，拜访的人从不理会这其间有宝贵的光阴问题。他可以坐上好几点钟，自己既没有多少的话可说，又不兴辞告别。真可以急死人！以前有一位牧师在他会客室里贴上一条格言说， “凡是要见我的人也就是我所要见的人”，这无非是表示他好客之意；但假若他在中国住过，我信他一定会把这格言更改，他在中国的经验一多以后，我并且相信他会学另一位忙得不可开交的牧师，照样在会客厅里贴上另一句格言，“愿上帝保佑你，教你平安出门”。有时候有要事面谈，中国的客人也往往不肯（还不知不能）直截爽快地说出来，好像说了精神上会发生什么创痛似的，所以他总是半天不作声；外国人见了那种嗫嚅趑趄的情状，不要说一个就是十个，也难免不把无明孽火提将起来。到后来那中国客人终于开口的时候，主人方才明白那一句老话 “上山打虎易，要人开口难！”的真义。去世不久的那位麦铿齐医师（Dr。
Mackenzie），生前办了一个医院，来找他的中国人多极了；他们只来不去，把他服务的时间占去了一大半；最后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对他们说， “请坐，不要客气，我还有些要紧的事，恕我不能奉陪。”麦医生真是一个善解脱的人。但还有一位比他更能解脱的外国人，他那里正请了一位中国先生教中国话，有一次先生讲完了还坐着不走，他一半认真一半算练习他的中国话，说“开门！走出去！”那位虽对他发怔，但终于采取了三十六计中最上的一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