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观点得到广泛地认可：在近乎于自我毁灭的偏见和可笑的迷信的背后，在这片未知领域，隐匿着一项神秘的实实在在的本事——它超越了西方人的知识范畴，那就是中国文学。汉学家低调地提及各门学科的精妙文字资料，公允的历史记载和人物传记同时也在彰显汉语的精深，他们还小心翼翼地提及这些典籍的数量（有些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有一种现象，即很少有（学汉语的）学生会去读小说以外的作品，这就使得他们的学习仍然处于黑暗困顿的状态，狂热的爱好者乐于认为中国文学这个宝藏还有一大部分尚待挖掘。不过，判断一本书的价值不需要从头到尾去读它，同样，那些读小说的学生（他们可以轻松阅读、不需要老师的帮助）也许已经从有限的阅读中体会到广博的自然科学和历史作品的文学价值。它们确实是广义上的文学作品，我们必须给予公允的评价，但是较之世界上的其它文学，它们早就被抛弃了。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W。汉密尔顿爵士曾经说过：一个人会多少种语言那他就成为多少种人。这句话可以这么理解：一个会说法语的英国人也就成了法国人，因他能自如掌握法语口语。而我认为在学习外语方面，以学习文学的方式来开启探索一片新的思维领地，比在沙龙里用想象中的完美口音说话更有价值。因此，汉密尔顿爵士所说的对汉语并不适用。中国人认为，他们大量的“经典”足以令其独霸世界文学之巅，这些典籍已由里雅各博士翻译给了英国人，而过去和现在的英国人都是从伦理学作品的角度去考量它们的价值。假如我们能在这些“非典型”中国文学作品中找到足够多的部分可以构成一套“四书”，那么我们论断就更具说服力了。我们有理由去指责某些鲁莽的判断，这些言论是由那些没有机会去作评断的人做出来的，并且这种判断正在加强。人们已经普遍相信中国拥有大量有价值的文学，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还有深埋土里的宝石未被挖掘。是否可以这么认为，这些宝石的价值还并不为人所知。现在外国人已经比中国知识分子掌握更多的中国文学方面的知识，说来奇怪，迄今为止这些被译介的文学作品主要还是局限于戏剧和小说。我认为那些对汉语有需求的人还有一项伟大的义务，那就是翻译更多的当代作品。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就能看到中国的诗人、历史学家特别是科学家所曾经做过的已经而且现在仍在进行的表述。很多的这些资料我们西方人认为是一派胡言或是幼稚的迷信，但中国人可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那是开垦梦幻之地的成果。过去那些中国文化的狂热分子曾经把它介绍给我们，但现在已经难觅踪迹了。
我们现在仍然受《字林西报》上的一篇文章的影响，它发表于1874年7月10日，作者写道：中国“就像是贫瘠的东亚土地上的一片精神绿洲”，它“拥有无与伦比的深厚而古老的文学财富”。他接着说，迄今为止的翻译“并没有传达出中国文学的方向、多样性、坚实可靠以及语言上美感”。这篇言辞精彩的文章使得门外汉相信这里所说的两方面的矛盾，然而只要这篇文章的作者本人把自藏的几本英译本摆出来，他的说辞就变得缺乏说服力了约翰内斯·冯·甘巴克男爵，1875年7月31日死于上海。不过我们的狂热分子面临更现实的问题：他们说在中国“没有图书贸易和出版广告，没有夸里奇图书编目，也没有在售旧书或新书的图书编目”，我认为他们所说并非事实。现在我们桌上摆着的就是一本非常详实的书目，那上面的书都是近期在武昌的大书店上架销售的，还标明了定价。伟亚列力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笔记》中用了整整5页来罗列古代和当代的30部知名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