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中国是一个先进而文明的国家。政治鼎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产生着很大影响。特别是唐代，更是疆域辽阔、国势富强。统治者又施行比较开放的政策，恩加海内，威慑四方，成为中外交流史上的极盛时期。
唐代是一个开放型社会，表现在它所具有的包容性，能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唐王朝与数百个国家和地区有着政治上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这使唐都长安不仅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大都会，而且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在这种背景下，周边不少民族归附唐廷并迁居内地，西方不少国家的商人、学者慕名涌入大唐，有的甚至长期定居下来。他们的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唐王朝的社会生活，对唐代体育活动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代不少体育项目都是吸收外来文化而广泛开展起来的。像唐最为盛行的马球活动，就是唐太宗在街上见“群蕃街里打球”后，“比亦令习”而广泛开展起来的；足球虽系中国古代的传统体育项目，但一直未为女子涉足。唐代女子蹴鞠之所以开展普遍，是受突厥“男子好樗蒲，女子好蹴鞠”（《隋书·突厥传》）之风的影响所致。在中国体育史上极富健身意义的佛教导引、按摩术以及武术，则深受天竺佛教的影响。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就辑有“天竺国婆罗门按摩法”十八势；《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的《调气方》等佛教著作中，都不乏天竺国传入的导引、按摩等健身术。由于唐代统治者崇佛，迷信长生不死之术，曾派人到天竺学习，也有天竺人来中国传授技术的。如唐太宗贞观年间，王玄策奉命使天竺，“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有不死术”，归国后“帝改馆使治丹”。唐高宗时，“卢伽逸多者，东天竺乌茶人，以术进，拜怀化大将军。”（《新唐书·天竺国传》）唐王朝与东罗马帝国（拂菻）也有频繁交往，唐贞观、乾封、大足、开元年间曾多次派使节来唐，唐墓中曾出土有头部类似罗马执政官西赛禄塑像的拳击和摔跤俑，十一世纪时德国教会也有类似唐十五柱球戏的九柱球戏（《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七、八辑）。唐和东罗马都是盛行体育活动的国度，两国人民在友好往来中，也有体育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唐代的十五柱球戏，是一项适于中老年人特点的室内球类运动，时称“木射”。在唐代陆秉的《木射图》一书中，记载有这项活动的方法：在场地的一端，设置十五个筍形平底木柱。在每个木柱上分别用朱笔写“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十字和用墨笔写：“傲、慢、佞、贪、滥”五字。在场地的另一端，参赛者用木球抛去击倒木柱。以击倒写有红字的木柱为胜，击中写有墨字的木柱则为败。因这项运动以球当箭，以木柱为靶，故称“木射”。由木柱上的字看，这显然是一项寓德育于体育的活动，真是别出心裁。它在德国的出现，说明中国古代文明对西方的影响。
极具健身意义的舞蹈，隋唐时代都很盛行，更是宫廷里常备的娱乐活动，其中有的就传自西域诸国和朝鲜（高丽）。据《隋书·音乐志》记载，隋文帝时的“七部乐”中就有“高丽伎”以及“新罗”、“百济”伎；炀帝朝的“九部乐”中也有“高丽伎”。唐代的国外舞蹈更多，不仅有“高丽伎”（《新唐书·礼乐志》），而且有印度的“天竺乐”，是唐十部乐中的一部，其他舞蹈中也有印度舞的成分（《旧唐书·音乐志》）。此外如踏球舞（胡旋舞）、剑器舞等，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唐代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体现了唐人的开放精神，也丰富了唐人的文娱生活。
唐代文化的繁荣与发达，随着对外交流的发展，对周边邻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育文化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受唐代体育影响最大的是日本。当时日本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积极谋求与大唐建立友好关系。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起到唐昭宗乾宁元年（894）的二百六十余年间，日本先后派“遣唐使”十三次，派船迎送唐朝赴日使者也有六次。使团人员最多时，一次便达五百余人。使团人员除政府官员外，还包括留学生、学问僧、医师、阴阳师、画师、乐师，以及射手、翻译等各行各业的人。他们也就成丁唐代体育活动东渡日本的桥梁。其内容包括蹴鞠、马球、围棋、武艺及百戏。
日本的蹴鞠，是从唐代引进的。据日本古代足球著作《游庭秘抄》引《口传集》说：“蹴鞠者，起自苍海万里之异域，遍于赤县九陌之皇城。”而另一部古代足球书《蹴鞠九十九箇条》则说得更明确：“鞠始于唐”。由日本古代的足球专著之多，也可见蹴鞠活动在日本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开展广泛的程度。
日本的击鞠也是从唐代引进的。公元七二七年日本的嵯峨天皇观看了马球后，曾写了一首《早春观打球》诗：“芳春烟景早朝晴，使客朝时出前庭。回杖飞空疑初月，奔球转地似流星。左承右碍当门竞，群踏分行乱雷声。大呼伐鼓催筹急，观者犹嫌都易成。”（《渤海国志长编》卷一八引日本《经国集》卷一一）这与唐人诗词中“……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毕竟入门应始了，愿君争取最前筹”等描写马球运动的场面几乎如出一辙，其球杖、球以及比赛时擂鼓助兴增威等，与唐也基本一致。在日本的一些古籍中，不乏达官贵人以打球取乐的记载。《西宫记》则明确记载有天历九年（周世宗显德二年）的日本宫廷马球，仍然“衣冠如唐人”（参见《中国体育史》）。
体育活动和唐交往最频繁、受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日本的围棋。日本的围棋是隋以前就从我国传去的，至唐代已有较大发展。日本遣唐使团中的不少学问僧，都精于围棋。来唐后，常与唐朝高手对弈，以求提高技艺。日本的吉备真备就曾与唐朝的玄东对弈过，并把玄东的棋艺带回日本。唐玄宗时，日僧弁正入唐，因善围棋而受到玄宗的眷宠。频繁的交流，促进了日本围棋的棋艺。如唐宣宗大中八年，唐朝国手顾师言与日本王子对弈时，日本王子的棋艺已使这位国手不得不经过深思熟虑，“汗手凝思，方敢落指”。中日围棋的交流可谓源远流长。
唐朝还与日本进行过射箭技艺的交流。据《新唐书·日本传》记载：唐高宗永徽年间，日本射手曾随遣唐使团来中国，“其使者须长四尺许，耳箭于首，令人戴瓠立数十步，射无不中。”日留唐生吉备真备曾将唐人的“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二十枝，平射箭十枝”等带回日本（日·本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他们不仅重视唐朝的射箭技术，而且对大国的射箭工具也崇爱备至。
唐代体育对高丽、新罗、百济也有不小影响。它们同日本一样曾多次派使节或留学生、僧人赴唐朝贡或学习，吸收了不少唐代体育文化，促进了三国体育的发展。如《旧唐书·高丽传》记载：高丽人“好围棋投壶之戏，人能蹴鞠。”开元二十五年（723），新罗王兴光卒，唐遣左善大夫邢癉为特使前往吊祭。“又闻其人多善弈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杨季鹰癉之副。癉等至彼，大为蕃人所致。其围棋者皆在季鹰之下，于是厚赂癉等金宝及药物等。”（《旧唐书·新罗传》）可见唐代盛行的围棋，已被统治者用作外交手段，而外国也为大唐高超的棋艺所折服，积极吸收、引进，以促进本国棋艺的发展。唐与新罗在枪术上也有过交流，甚至有的使枪能手曾为大唐效过力。如《新唐书·新罗传》记载：新罗“有张保皋、郑年者，皆善斗战，工用枪。年复能没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皋不及也。年以兄呼保皋……自其国皆来为武宁军小将。”在那个时代，有武艺方面的特长，是深受社会重视的，故他们回新罗后，又都成为新罗重臣。这或许也是受大唐的提携所致。
大唐的舞蹈不惟引自域外，也曾流入国外。如唐太宗时的“秦王破阵”乐舞，“左圆右方，先编后伍，鱼丽鹅贯，箕张冀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舞姿刚健，“乐工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阵，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旧唐书·音乐志》）。确实是寓体育于舞蹈的乐舞，故当时颇负盛名，玄奘去天竺取经时，曾把它介绍给了天竺王尸罗逸多（《新唐书·天竺国传》）。
隋、唐时期的繁荣与富强，使两代都能以恢宏的气魄与博大的胸怀接纳外来文化并输出大国文化，就体育文化而言，体育活动的频繁交流，不仅丰富了隋、唐体育习俗的内容，而且使隋、唐固有的体育习俗在异域大放异彩，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而言，唐代体育与东西方各国的交流，也反映了大唐的开放精神和唐人勇于开拓的豪放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