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时期。其标志不仅仅是庆历之际的学统四起、宋词的绚丽以及理学的奠基，在商品经济的孕育下，体育娱乐文化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在民间和市民阶层开展更为普遍，并出现了体育的商品化趋势，反映出体育娱乐在人们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体育已成为传统的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九六〇年正月，后周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为了防止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跋扈局面的再现，宋代统治者采取了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除收夺高级将领的兵权外，对军队时常易置更调，军队的驻屯区也不时更换，虽美其名曰借此使士兵“习勤苦，均劳佚”，实际上是防范军队和某一地方结成不解之缘。但不管其目的如何，军队驻地的频繁更换，使军队中的体育活动得以随之流动，客观上促进并影响到各地区间体育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两宋时期北方与南方之所以均有尚武之风，除面临北方辽、金等劲敌的威胁与侵扰这一因素外，与此也不无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理学对体育及其风尚的影响。理学，也称道学，是适应两宋统治阶级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官方哲学，是佛教哲学和道教思想渗透到儒家哲学中产生的一个新的儒家学派。它起于北宋仁宗时期，兴盛于南宋孝宗时。理学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教的“禁欲”、“主静”等修养方法，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其实质就是要人们安分守己，放弃改善生活的要求。对体育的影响极大。
首先，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禁欲”、“主静”的主张与修养方法，与体育本身的运动宗旨相去甚远，除围棋、象棋、投壶等屈指可数的项目外，大多力量型体育项目都为其所不容，这势必会影响到社会风气，并使之趋于文弱。宋代早期理学家周敦颐、程颐吸收佛教的禅定方法，提出了用内省功夫以摒除恶念、回复善性的“主静”主张，以“主敬”方法达到“去欲明理”的目的。朱熹更是认为：“静者，谓心不安动”（《大学注》），“敬……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朱子语类辑略》），提倡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宋代理学所提倡的这些自我修养方法，“主敬”、“慎独”的内省功夫，一旦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必将对人们的思想产生禁锢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体育生活的追求。宋代及其以后，体育领域的力量型、竞技性项目日渐衰落，文人从事体育活动更如凤毛麟角，与此不无关系。
其次，理学把封建宗法制提到“天理”的高度，强化封建礼教，主张治家要有一个严厉的家长，宁可治家严厉，也不要失于放肆，强调“女从男”、“女归于男”是“天地之大义”（《伊川易传》）。在理学家们的眼里，妇女的任务就是生孩子，传宗接代，至于“主中馈”，围着锅台转，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甚至规定妇女不得随便外出，抛头露面，上街要戴花面纱……这些封建礼教，把妇女沦于奴隶化的“合理”地位，极大地束缚了妇女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使唐朝所开创的女子体育运动，日趋没落，以至于湮灭。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当然，理学所倡导的“主静”等内省功夫，及其关于“气”、“太极”等哲学理论观点，为养生及气功、武术所吸收，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整个社会的体育风尚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它对体育的消极作用，可谓难以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