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银行”成熟时期以亚洲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的资产管理公司为代表。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东亚、拉丁美洲、俄罗斯都造成了很大影响。为应对危机，有关各国借鉴美国重组信托公司和瑞典赛克拉姆的经验，组建或改组“坏银行”。马来西亚可以说是上述两家公司特别是赛克拉姆的好学生，在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只剥离大额资产、分步进行资产管理和处置、分类管理资产、实行市场化激励机制等措施下，Danaharta运作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日本和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都扩充了原先的资产处置机构职能，并作为金融安全网的成员共同参与不良资产处置和企业重组工作，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两个国家的“坏银行”也存在明显区别，日本在存款保险机构下分别设立整理回收机构和产业再生机构；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则与存款保险公司并驾齐驱，部分也与韩国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早于韩国存款保险公司有关。印度在银行改革滞后和巨额不良资产问题困扰银行业发展的情况下，痛下决心成立印度资产重组公司，进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重组工作。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系统性地解决银行业问题，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形成了相对集中的资产管理模式。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是中国成立的第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自1999年4月成立以来，信达公司通过债转股、创新处置不良资产、托管清算问题金融机构等措施，帮助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脱困、改制和发展，化解金融风险和社会矛盾，实现了资产价值的最大回收。2005年年底，信达公司在率先超额完成政府下达的“两率承包”任务基础上，又通过挖掘不良资产资源价值，搭建了包括证券、基金、保险、信托、租赁在内的多元化金融服务平台。2010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信达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启动改革程序的资产管理公司。经过改制和转型，信达公司将逐步成为以不良资产经营为核心，以资产管理和金融服务为重点的综合化、国际化的现代金融集团。
“坏银行”创新时期又是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金融危机再次在美国和欧洲上演。只是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化而成的全球金融危机波及范围更广，影响更为深远，修复时间更长。由于不良资产规模过于庞大，资产衍生程度更高，有关各国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增加市场流动性、救助问题金融机构、调整监管标准等治标措施上，但也同时重视运用“坏银行”来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此外，主要国家以及国际组织之间加强了合作，对财政、货币等援救措施采取了一致行动。北岩银行由于发展过于激进，成为英国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首次遭受挤兑的银行，最终不得不被收归国有，并分拆为“好银行”和“坏银行”。爱尔兰作为欧洲小国，过于依赖房地产和金融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但也因此遭受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爱尔兰政府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署，在短时间内收购了大量不良资产，并采取抓大放小的快速处置策略。瑞银集团作为国际知名银行及其对瑞士的系统性影响，瑞士政府在其遭受巨额损失后帮助补充核心资本，同时瑞士央行成立特殊目的实体SNB StabFund提供贷款收购不良资产。瑞士政府已通过出售瑞银集团股权获利退出，瑞士央行也有望获利退出。西德意志银行因投资次贷产品损失惨重，德国通过《金融市场稳定法》，允许银行自设“坏银行”转移不良资产，提供国家注资与担保，并取得初步成效。美国是次贷危机的发源地，抵押贷款机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都深受冲击。为了摆脱危机，美国政府出台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但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被迫多次大幅调整，基本用于救助问题金融机构。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为了恢复金融体系功能，再次推出清理不良资产的公私合营基金计划，但实际进展有限。由于刚刚建立，加上不良资产规模庞大，主要经济体财政赤字严重，利率接近于零，宏观调控空间有限，全球经济何时真正恢复增长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坏银行”的运作成效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世界“坏银行”没有固定统一的模式，而且随着金融、经济发展和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变化，但是也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坏银行”都是在银行领域积聚相当规模不良资产之后才建立，都与金融安全网其他成员配合发挥作用，建立时国家都提供了法律、政策支持，除了经济目标外国家还提出了若干社会目标，在公司运作时最大程度地运用了市场化的管理机制等。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只有不断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同时快速有效化解金融风险，才能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以及社会财富的重大损失。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为中国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建立有效化解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避免不良资产的产生和积累，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一项长期任务，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在此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金融风险研究中心编写组
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