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将番禺县城迁回旧址一事，素来未引起人们的充分关注，其实从史料记载中可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元和郡县图志》云：“献帝末，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迁州于番禺，即今州理是也。孙皓时，以交州土壤太远，乃分置广州，理番禺。交州徙理龙编。”这里仅仅简单地提到了“迁州于番禺”与交广二州分治之事，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七《泿水》述迁州番禺事由更详：“建安中，吴遣步骘为交州，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怪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记。佗因冈作台，北面朝汉，圆基千步，直峭百丈，顶上三畮，复道回环，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台。前后刺史郡守，迁除新至，未尝不乘车升履，于焉消遥。骘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迁州番禺，筑立城郭，绥和百越，遂用宁集。”其中“建安二十二年，迁州番禺”之句，清人杨守敬疏云：“《续汉志·注》引王范《交广春秋》，建安十五年，交州治番禺。《晋志》同。《舆地广记》亦同。《宋志》在十六年，此作二十二年，又异。”已指出了史书记载在具体时间上的分歧。而其“筑立城郭”一句，熊会贞疏云：“《元和志》，广州城，步骘所筑。《寰宇记》引《续南越志》，旧说有五仙人，乘五色羊，执六穗秬而至，至今呼五羊城。其城周十里。初，尉佗筑之，后为步骘修之，晚为黄巢所焚。”熊会贞引《元和志》说“广州城，步骘所筑”，似与原文有些出入，自是演绎之辞，却不无道理。因为《史记》、《汉书》已明言南越国都番禺城在元鼎六年（前111）冬曾受火攻，《水经注》又记建安中步骘观尉佗旧治处时只是盛赞其形胜之壮、物产之饶，并未说到宫室建筑的情况，显然已是废墟，所以当是在后来“迁州番禺”之时，才有“筑立城郭”之举动。
关于东汉末年步骘迁州番禺的时间，明清志书也多有不同。清人顾祖禹系年于建安十五年（210），与《水经注》二十二年（217）说异。明人黄佐所记则颇多混乱，或谓“建安十五年，交州刺史步骘以越城久圮，乃廓番山之北为番禺城，二十二年迁州治于此”，或谓“建安十五年交州刺史步骘徙治于此，后改交州牧，俄而复旧。吴分交州为广州，俄亦复旧。二十二年，步骘用治中姚文式言，徙治五羊城，因尉佗故国筑而固之”。郭棐则仅取黄佐前一说法，谓“建安十五年交州刺史步骘开番山之北，广故越城，筑而固之，二十二年复徙治焉”。前人说法既众，值得一辩。
史书确有建安十五年（210）徙交州于番禺的记载，《续汉书·郡国志》注引王范《交广春秋》云：“交州治蠃县，元封五年移治苍梧广信县，建安十五年治番禺县。诏书以州边远，使持节，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镇。”《晋书·地理志》记两汉交州沿革及交广分治事颇详：“武帝元鼎六年，讨平吕嘉，以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日南、九真、交阯七郡，盖秦时三郡之地。元封中，又置儋耳、珠崖二郡，置交阯刺史以督之。昭帝始元五年，罢儋耳并珠崖。元帝初元三年，又罢珠崖郡。后汉马援平定交部，始调立城郭置井邑。顺帝永和九年，交阯太守周敞求立为州，朝议不许，即拜敞为交阯刺史。桓帝分立高兴郡，灵帝改曰高凉。建安八年，张津为刺史，士燮为交阯太守，共表立为州，乃拜津为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诏以边州使持节，郡给鼓吹，以重城镇，加以九锡六佾之舞。吴黄武五年，割南海、苍梧、郁林三郡立广州，交阯、日南、九真、合浦四郡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值乱不得入，吕岱击平之，复还并交部。赤乌五年，复置珠崖郡。永安七年，复以前三郡立广州。”所说与《交广春秋》有一些出入，但记汉末移交州于番禺的时间却完全相同。但《宋书·州郡志》则云：“交州刺史，汉武帝元鼎六年开百越，交趾刺史治龙编。汉献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苍梧广信县，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县。”此处云徙州时间是在建安十六年，与前引二书不同，后世鲜有从之者。
另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骘到，燮率兄弟奉承节度。而吴巨怀异心，骘斩之。”其相关行事，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也系年于建安十五年，元胡三省作注则引用了《晋书·地理志》建安十五年移州居番禺的说法。建安十五年移州说，后代地理志书多采之。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广州条云：“建安十五年兼立交州，吴永安六年分立广州。”王象之《舆地纪胜》也说：“《通鉴》：建安十五年，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而交趾太守士燮率兄弟奉承节度。则交州刺史时已治交趾矣，自步骘为刺史之后，始理番禺，又以番禺为广州，而交州复治交趾。”然而事情可能未必如此简单，因为据《三国志·吴书·步骘传》：“建安十五年，出领鄱阳太守。岁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将，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节、征南中郎将。刘表所置苍梧太守吴巨阴怀异心，外附内违。骘降意怀诱，请与相见，因斩徇之，威声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宾，自此始也。”关于步骘赴任交州的具体时间问题，胡守为先生以为是：“建安十五年（210），孙权任命步骘为交州刺史，正式插手交州的事务。步骘有名于吴国，方受任为鄱阳太守，孙权急忙把他调往交州，就是迫切要解决交州的问题，而步骘所具备的名望和才干，又是合适的人选。翌年，步骘率武吏1000人赴任，孙权又加授使持节、征南中郎将的头衔，提高他的地位。”若依此考证，则建安十五年（210）孙权确曾遣步骘为交州刺史，希望其移治于南海郡番禺县，进而控制交州形势，但步骘似乎次年即建安十六年（211）才到任上，故而绝不可能于建安十五年（210）就发生如明人黄佐所说的“乃廓番山之北为番禺城”之事。如单纯从时间上分析，《宋书·州郡志》“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县”之说似乎也不是全无根据，但建安十六年（211）步骘初来岭南，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尽快铲除刘表所树立的敌对势力，岂有时间和精力来“筑立城郭”？如此说来，建安十五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当属事实，而其到任的时间可能是在次年，按照当时岭南的政治、军事形势，步骘绝不可能于孙权委任交州刺史的当年即建安十五年（210）或者次年即建安十六年（211），就在南越旧都之地大兴工程建造交州的新治所。
这样看来，东汉末年“迁州番禺”的时间虽有多种说法，但交州与番禺县皆曾迁建，却了然已明。以笔者的意见，建安步骘“迁州番禺”可能分作两步，建安十五年（210）是将交州从其原治所即苍梧郡广信县徙置于汉武帝新置的南海郡番禺县（此事大概实际上是在建安十六年即211年才落实的），待岭南形势粗定之后，乃采用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的建议，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又将交州治与南海郡、番禺县一道北徙于赵佗旧治处，并“筑立城郭”，以为官署之用。若此说不误，则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到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共计327年间，两汉番禺县城与南越国都旧址并不在一处，而在其南50里处的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
赵佗旧都所在的番禺，“负山险，阻南海”，自古为岭南形胜之地，清人顾祖禹评论说广州“不特为广东之根本，亦制广西之肘腋也”。秦末汉初天下纷争之际，赵佗正是因为据有这样的形胜之地，努力经营，才得以割据一方，与汉朝长期对峙。汉武帝胸怀远略，在元鼎六年（前111）平定南越后，力图南拓疆土并经略海外，遂将岭南区域政治中心南移交趾，又因越城已焚，加之想要根绝割据之患，才在赵佗旧都之南另建南海郡及番禺县城。但时过境迁，东汉末年，军阀并起，或据一郡，或占数郡，相互攻伐，无有宁日，孙权据有江东之后，欲遂其争霸中原之志，首先必须稳固后方，铲除刘表在岭南的势力，所以才在建安十五年（210）遣步骘为交州刺史，并移交州治所于汉番禺城中。待岭南形势粗定以后，步骘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又将番禺县徙治于秦时旧地，“广故越城，筑而固之”，交州、南海郡治当亦并依其城，方使得这个岭南地区新的政治中心自此既摆脱了“沮洳难居”的困境，又重新占据陆海形胜之地，可谓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样的分析，也可从后来的交州以及交、广分治后广州所发挥的军事作用上得到一定的印证。据《三国志·吴书·步骘传》：汉献帝延康元年（220），“权遣吕岱代骘，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会刘备东下，武陵蛮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备既败绩，而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骘周旋征讨，皆平之”。胡守为先生认为“这些所谓‘交州义士’，便是吴在交州征发的丁壮”，“孙权为征调劳动力而夺取交州的目的，于此又可证明”。其说或近于史实，但对已迁回旧址的新交州治所番禺城军事形胜的分析略有不足。而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孙权“以交阯县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阯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但士燮之子徽不愿将其父开创的割据基业轻易让人，故“发宗兵拒良”，于是“吕岱被诏诛徽，自广州将兵昼夜驰入，过合浦，与良俱前”，顺利平定交阯之乱。此事则更显出东汉末年交州即后来的东吴广州治所在军事地理上的独特优势。由此观之，如果说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改置南海郡及番禺县于旧治之南实属权宜之计的话，那么，建安二十二年（217）步骘重移交州、南海郡及番禺县于越城旧地，应该视为广州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这一英明的举动，始为广州城市的正常发展重新赋予了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