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已据历史地名遗存及地貌状况并结合《水经·泿水注》、《太平寰宇记》的有关记载，推测两汉番禺城应当在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的低丘台地区。以下还可以提出其他一些旁证，来支持笔者的这个新推测。
（一）市桥北一带低丘台地区周围多处汉墓群的发现
曾昭璇曾指出市桥西南的“沙湾、紫泥均无唐迹，更无汉迹”，“只于市桥北才有东汉墓区”，可惜因其着力于顺德简岸说的论证，并未对市桥北一带东汉墓区的存在过多留意。而麦英豪则以“广州近郊，由西汉前期到东汉末年的汉墓分布以及年代衔接都无间断或突然衰落的现象出现”为据来否定诸多历史文献关于汉番禺城曾经南迁的记载。广州考古界似乎普遍认同这一说法，以至于以先入为主的思维将西汉中后期和东汉时期广州南郊（即海珠区）汉墓点的逐渐增多也相应地解释为：“自西汉中叶以来，经济日益发展，人口逐渐增加，随着城区的扩大，葬地也跟着向南伸延。”其实这样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据有关考古资料，近年来番禺区北部至少已有3处汉墓群先后被发现，可知市桥北一带最迟自两汉时起就是人烟比较密集之地。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番禺市市桥镇西北的沙头（今属番禺区沙头街道办事处）龟岗东侧共发现东汉晚期墓葬21座，均为穹隆顶砖室墓，已对其中的11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其中3号墓保存较好，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为丰富。1998年5—8月，为配合广东省番禺市钟村镇屏山二村（今属番禺区钟村街道办事处）工业开发区的建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番禺博物馆对开发区范围内的东汉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东汉砖室墓15座。据说开发区内东汉墓分布范围广阔，105国道以南沿线的曾岗、村头岗、杉岗、竹叶岗等均有发现，此次抢救发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屏山二村的东汉墓群中的砖室壁中还清理出大量铭文砖，共计386块，其中CM1：89的铭文为“番禺都亭长陈诵”，这为判断汉番禺县城的大致方位提供了相应的证据。然而，研究者根据沙头、屏山的东汉墓群的分布情况却只是推测汉武帝时期“南迁的番禺新城应在现番禺市桥、钟村、沙湾镇一带”，论证似乎稍显粗略。2001年4—6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番禺博物馆对雅居乐房地产在番禺区南村镇员岗村南三把岗一带施工地段进行了全面勘探，发现并清理2座东汉砖室墓。另外，在今广州市番禺区北境新造镇辖区内珠江水道中的江心洲——小谷围岛的北亭村，过去就曾发现过东汉砖室墓。2003年，为配合小谷围岛广州大学城工程建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番禺区文物办在小谷围岛进行了拉网式的地上、地下的文物调查，据说发现100余座西汉晚期至东汉末期的墓葬，但研究者受传统观点的影响，对此的解释仍是：“广州的地形，北和东北面是丘陵和山地，汉墓分布只在近郊，距城区不远。南面因珠江河道阻隔，西汉早中期墓不见。随着城区的扩大，到东汉，城南成了主要墓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平灭南越国以后，番禺城毁于战火，已不是岭南最重要的政治中心，虽然仍保持着区域经济中心地位，却没有任何史料证实当时的番禺城以今广州旧城区所在的秦及南越国的番禺旧城为中心向外扩展。其实，今广州市南郊海珠区以及番禺区北部之所以会发现多处汉墓群，正是与汉番禺城的南迁密切相关的。当然汉代墓葬区不可能与当时的新建城址完全重合，而只能分布在其外围，今番禺区市桥北一带低丘台地区的西南方向有沙头汉墓群和屏山汉墓群，北侧有小谷围岛汉墓群，东南侧有南朝陈元德家族墓，而西北方向海珠区的西汉中后期和东汉时期汉墓点更多。两汉及南朝墓群尤其是番禺区北部地区汉墓群的分布形势，正提示了汉番禺城的大致方位。
（二）市桥北一带具有便利的水道交通条件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平灭南越国以后，改迁南海郡治与番禺县治于旧治之南，虽然旧城相应衰落，而新番禺城仍然发挥着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司马迁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班固也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的汉初全国19个区域中心城市中，被称作“都会”的城市只有9个，而番禺即居其一，可见其商贸经济发达的程度。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北近珠江及其支津三枝香水道和沥滘水道，东邻莲花山水道和狮子洋，南有市桥水道和沙湾水道，西侧邻近陈村水道，这些水道历来即为内河水运及海外交通的重要通道，至今仍有通航之利，秦汉时期这些水道当更为宽阔，水运交通之利自然更为显著。番禺城在元鼎六年（前111）南迁后，商业贸易仍然发达并保持着区域经济都会的地位，显然得益于其河海的港口优势和便利的水道交通条件。
（三）市桥北一带最符合所谓“沮洳难居”的历史城市生态环境
据嘉靖《广东通志》记载：“初，州治在番禺城南五十里，西接牂牁末流，沮洳难居。（建安）二十二年，（步）骘徙治尉佗故都，筑立城郭，民用绥集。”明人郭棐《粤大记》、清人仇巨川《羊城古钞》也有大致相同的说法。“沮洳难居”之说虽不见于今本《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记载，但绝不会是明人所杜撰，或出于已佚之古书，在无反证提出之前，其说大致是可以相信的。“沮洳难居”这样的历史城市生态环境的局限，应当是东汉末年吴交州刺史步骘迁徙南海郡治与番禺县治于旧地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客观地说，历史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河网如织，符合“沮洳难居”环境的地方一定不少，不能任意指定，必须结合方位、里数、地形地貌环境、历史交通形势等其他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才能确定。曾昭璇以顺德简岸一带当之，论证虽勇，但其他方面的证据不太充分，所以终究有些牵强。笔者认为，若以“沮洳难居”而论，市桥北一带最为符合。一则这一地区在历史时期本身就是诸多水坑分布区，现在这些水坑仍多有遗迹可寻，加之区内又有不少河、涌交错其间，古时水网当更为复杂一些，颇符合“沮洳难居”之说；二则如前已述，市桥北一带四周为多条宽阔的水道所环抱，这些水道历来即为内河水运及海外交通的重要通道，所以使得两汉时期的番禺城虽经改置而不至于完全衰败，并且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汉代新置的番禺城所处地理环境也有严重的缺陷，水运固然通畅，但因其地河网如织，地势低洼，对外陆路交通十分不便，难以控制整个岭南地区的政治形势。如果从位于珠江三角洲顶端水陆交通枢纽地点的秦番禺旧治即今广州旧城一带南下汉南海郡治和番禺县治所在的新番禺城，则需要三渡珠江河道（今广州市河南地区即海珠区南北皆为珠江河道，海珠区以南、番禺区北境的三枝香水道与沥滘水道亦为珠江支津），现在主要以依靠轮渡或桥梁来渡人行车，古时江面更为宽阔，陆路交通之不便可想而知，这可能更加深了当时人们南到新番禺城一带而产生的“沮洳难居”的印象。可以说，正是“沮洳难居”这样的历史城市生态环境制约了这座新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这也导致东汉末年最终还是将南海郡治和番禺县治一并迁回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