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早年即以《江村经济》（又名《中国农民的生活》）、《乡土中国》等著述见重于世，自1980年开始将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小城镇和区域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结集有《费孝通论小城镇建设》、《费孝通论西部开发与区域经济》等论著。
（一）乡村社会研究中对人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
作为一位社会学家，费孝通毕生致力于城乡社会发展的实地调查与研究，这也是其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所在。《江村经济》一书是他在1936年对太湖东南岸的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农民社会生活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查后完成的博士论文，这一点，从此书的副标题“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中也可得到印证。正因为如此，1938年10月，伦敦大学人类学系的布·马林诺斯基教授在为《江村经济》一书的英文版所作的序中曾经高度评价说，“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做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费博士著作中的原理和内容，向我们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方法论基础是多么结实可靠”，他还特别地引用了E。丹尼森·罗斯爵士在读了该书手稿以后的一段话来阐明其价值：“我认为这篇论文是相当特殊的。据我所知，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澳大利亚悉尼人类学系的W。R。葛迪斯在其所著《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对开弦弓村的再调查》一文的引言中也评价说：“该书确实在一系列学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社区的社会经济情况调查的早期范本，而且还证明了以文明社区作为调查对象的这种研究工作的价值。”费孝通《江村经济》以实地调查为基本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和方法，的确给他带来了至高的学术声誉。
而除了实地调查以外，费氏的社会学研究实际上还广泛地吸收了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如对人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
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是地理学中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和空间组织及人为利用自然环境的学科。作为学科的重要分化，人文地理学从自然地理学中分离是近期的事。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的德国和法国的文献中，人文地理学就已萌芽，而且大多数的英文著作一直涵盖人文和自然的内容，强调社会环境关系和区域变化。《江村经济》一书是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当时他对于西方的人文地理学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故已自觉地注意到借鉴人文地理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来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问题。1939年，以英文形式正式出版的《江村经济》第一章前言中，费氏说明了撰写此书的宗旨：“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这种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宏观的研究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在分析这些问题时，它将说明地区因素的重要性并提供实事的例子。”从上述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费孝通在其乡村社会学研究中，通过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发现了问题并积累了相关的数据与资料，但研究的主旨却在于“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并且特别强调地指出是要“说明地区因素的重要性并提供实事的例子”，由此可见其乡村社会学研究多少已明显具有人文地理学（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乡村社会地理学）的色彩。
从《江村经济》一书的正文中，我们也可发现不少涉及人文地理学的论述。社会学调查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调查区域，而如何确实合适的调查区域，这自然要受社会学研究特点所制约，费孝通认为：“为了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内来进行。这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另一方面，被研究的社会单位也不宜太小，它应当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同时，他认为调查区域选择还需要具备人文地理学的眼光，他指出自己之所以选择开弦弓村这个调查区域，除了对这个村庄比较熟悉和有姐姐这个亲戚关系以外，主要是考虑到“这个村庄有下列值得注意和研究之处”：其一是“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其二是“开弦弓一带，由于自然资源极佳，农业发展到很高水平。有关土地占有制度在这里也有特殊的细节。开弦弓将为研究中国土地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实地调查的场地”。其三是“这个地区广泛使用水上交通，有着网状分布的水路，因而城乡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与华北的情况截然不同。这样我们就能够通过典型来研究依靠水上运输的集镇系统”。由此可知，区域的代表性、特殊性和典型性是费孝通选择调查区域的主要依据，而且对于开弦弓村上述特性的确认，在很大程度是基于这个村庄在人文地理上的特征。
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费孝通对开弦弓村所处区域的地理状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他首先明确地揭示开弦弓村“坐落在太湖东南岸，位于长江下游，在上海以西约80英里的地方，其地理区域属于长江三角洲”，并依据地理学家G。B。克雷西所著《中国地理概况》（China's Geographical Foundation）一书有关长江平原的地理概况的论述，指出“这个地区之所以在中国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一方面是由于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在交通上的有利位置”。费氏还结合自己的实地考察，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论述了开弦弓村与上海、苏州、南京、杭州、嘉兴等长江平原各主要城市以及该村所依傍的市镇震泽的区位关系，并特别绘制了两幅地图（即《地图Ⅰ长江下游流域》和《地图Ⅱ开弦弓周围的环境》）。在对开弦弓村经济背景的论述中，费孝通还特别提到，“人文地理学者会正确地从人们所占据的土地的自然条件推论人们的职业”，借鉴这个思路，他指出开弦弓占户数约76%的人家以农业为主要职业，其发达的蚕丝业，与当地稻田的广泛分布和桑树的普遍栽植有一定的联系。另外，他还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开弦弓的土地类型及庄稼用地和居住用地的比例，指出住宅区仅占相当小的部分，就在三条小河的汇集处，而房屋则分散在城角圩、凉角圩、西长圩和谈家墩（吴字圩）这四个圩的边缘；他还研究了住宅区的规划与村子交通系统的联系方法，指出“由于船只在交通运输上的重要位置，为便利起见，房屋必须建筑在河道附近，这就决定了村子的规划。河道沿岸，大小村庄应运而生；大一些的村子都建在几条河的岔口”，并进而利用地名学的原理分析说，一条主流河“像一张弓一样流过村子，开弦弓便由此而得名。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拉开的弓”。对于开弦弓内部的布局，费孝通也按照人文地理学者的思路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他认为由于“这个村的陆路系统不能形成完全的环行路”，因此村中的几座桥便成了交通中心，这就造成“小店铺大多集中在各桥附近。特别是集中在村子西边的桥旁”；他还分析说，村子的总部设在村子东端合作丝厂里，“厂址的选择是出于技术上的原因。河A（引者按：指村子南部的小河）的水自西向东流。由于河A供给沿岸居民的日常用水，所以把厂子建在下游，以免污染河水”；“新的公共机构，例如学校和合作丝厂，只有在老的住宅区外围找到地盘。它们的位置说明了社区生活的变迁过程”。这些研究成果，都集中反映在他所作的一张地图之中（即《地图Ⅲ村庄详图》）。至于村子里的人，费孝通则研究了人口密度、外来户的职业和本籍、本地人与外来户的语言与文化差异。这些研究同样也属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因此，《江村经济》一书的整个第二章《调查区域》，实际上就是专门针对开弦弓村人文地理状况的系统性描述和研究。
当然，除了第二章这一人文地理学的专章以外，在全书的其他章节也反映了费孝通在具体的社会现象研究过程中对人文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如在第七章《生活》中，他研究了区域自然环境与文化传统对于消费的双重影响，指出“在农村社区中，由于生产可能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因此，知足和节俭具有实际价值”，“但是在婚丧礼仪的场合，节俭思想就烟消云散了。人们认为婚丧礼仪中的开支并不是个人的消费，而是履行社会义务”；在第十一章《土地的占有》中也有专节论及湖泊、河流及道路等项的资源利用与管理方面的问题，其中提到“丝厂不得不建在河的下游，否则脏水就会污染河水，使得他人无法饮用”；在第十四章《贸易》中有不少贸易地理学方面的论述，如指出开弦弓村的“购销分成内部和外部两种，内部购销是在村庄社区范围内交换货物和劳务，外部购销是村和外界进行的交换”，“职业分化程度小，这使社区内部市场非常狭窄，人们靠外界供应货物或劳务”；从城镇来的小贩“都有一个习惯卖货的地区，有时是几个村，范围的大小取决于小贩能走多少路，能赚多少钱。售货的次数也取决于上述因素”；“三家杂货店在三座桥的附近。它们主要出售香烟、火柴、糖果、纸张、蜡烛、纸钱及其他带宗教色彩的物品”；“航船的存在使村庄的店铺处于一种辅助性的地位。村庄店铺无法与航船竞争。它们太小，不能像城镇商店那样直接向城市里的大批发商店订货。它们也像航船一样向城镇店铺购货。但航船代客买东西免收服务费，而村庄的商人零售时要赚钱”，所以“村庄小店里只有那些急需品及航船不能运输的货物才有买主”。
费孝通关于贸易区域和集镇的研究更为精彩，他指出“贸易区域的大小决定于运输系统——人员及货物流动所需的费用和时间。消费者直接购买货物的初级市场局限于这样一个区域，即买者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以致妨碍他的其他活动便可在其中买到货物。在这个村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有两个初级购销区域。住在河B（引者按：指村子西北部南北向的小河）的桥附近的人们不会到河A的桥附近的商店去买东西。例如，理发店、肉店、杂货店和庙宇都分设在两个地区，大致与航船活动分工范围相当。但银匠、鞋匠和药店坐落在河A的西桥附近，是村内道路系统的中心。这些行业在村里各自只有这一家店。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村子也是一个初级市场”；他认为中级市场就是初级市场的零售商用批发价格购买货物的地方，航船限制了村里初级市场的作用，并使远处的城镇成为消费者初级购买的中心，“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航船主能把他所有的时间用于这一活动。因此，购买者和出售者之间的距离便延长到适于当日往返的旅程。实际距离取决于船的速度，估计每小时为1.6英里。能够派出航船到镇上代购货物的村子，其最远的距离不能超出5英里以外。因此，这样一个购销区域的直径是8至10英里”；费孝通又从区域比较的视角分析了长江流域城镇市场规模与北方城镇市场规模的差异，“每个贸易区域的中心是一个镇，它与村庄的主要区别是，城镇人口的主要职业是非农业工作。镇是农民与外界进行交换的中心。农民从城镇的中间商人那里购买工业品并向那里的收购的行家出售他们的产品。城镇的发展取决于它吸引顾客的多少。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航船的制度使这地区的城镇把附属村庄的初级购买活动集中了起来，从而减弱了农村商人的作用。这一类购销区域的范围比中国北方的购销区域大得多，中国北方主要是陆路运输，代购或代销体系不发达。杨庆堃的研究说明了在村庄初级市场之上的典型的中国北方购销区域的直径约为1.5至3英里。更高一级的购销区域，包含六个基本网区域，其直径约为8至12英里。后者与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城镇市场规模相仿”；与此同时，费孝通还注意到了城镇的市场竞争问题，他分析指出，开弦弓村所依托的城镇是在村庄以南约4英里的震泽，“这个镇没有垄断这个村庄的全部贸易活动。在北面，还有一个镇，叫大庙港，离村庄1.5英里，在太湖边上。这是一个专门与太湖里的岛屿进行贸易的小镇。镇附近有一座太湖神庙，镇由此而名。人们去庙宇的时候，通常在这个镇购买物品。徒步走去约1.5小时。但这个村庄和大庙港之间的贸易同这个村庄和震泽镇的贸易相比是无足轻重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提醒人们，“关于城镇之间如何竞争以保持它们的附属村庄，将是一个有趣的研究。但是对这一问题的详细分析，需要对整个地区作更广泛的调查”。这些有关区域贸易系统的论述，尽管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学者看来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但实际上已经涉及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范畴，或者至少可以说是社会学与人文地理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总之，从《江村经济》一书的有关论述来看，在费孝通的乡村社会研究中，人文地理学的色彩是相当浓重的，这也正是这部著作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一环。
（二）小城镇研究中的历史地理学视野
尽管在费孝通早期的乡村社会研究中已经包含有城镇研究的内容，但其学术重心主要在于乡村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方式方面，有关城镇研究内容只在研究乡村贸易体系时有所涉及，并非其研究的重点所在。但是，从1980年开始，亦即费孝通进入其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以后，他的学术兴趣似乎有了较大的变化，将小城镇研究视为自己致力的重要研究领域。
费孝通之所以被人们视为现当代中国小城镇学最重要的倡导者，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他不仅在小城镇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身体力行，而且对这门学问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他对小城镇研究方法论的有关论述尤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他的有关小城镇研究的一系列论著，不仅推动了中国小城镇学的兴起和发展，而且也可以看作是这门学问的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论述。
费孝通在1980年率先提出了小城镇问题，随后撰写了《小城镇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通过对集镇形成的历史过程的考察，首度系统地论述了小城镇的地位和作用，并指出要深入了解小城镇的发展规律就“有必要进行一次综合性的小城镇调查研究，包括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各种体例、规章制度，都应全部综合起来看一看，理理清”，“在进行中必须依靠各方面的协作，不仅是社会科学方面，将来还需要有自然科学方面”。在同年所写的另一篇论文里，他也曾呼吁对城市住宅问题社会学的研究不仅要积极开展社会调查，而且应当努力“与兄弟学科通力合作，共同发展，为研究和解决住宅问题提供科学的依据”。后来，他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小城镇研究是个多学科交叉的，结合实际的，有理论指导的，科学的，实事求是，能用来解决问题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这么一个课题”。可见，在他看来，小城镇问题固然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但研究的视角却不宜局限于狭义的社会学方面，更需要多种学科的协作，采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
在如何提高小城镇研究的学术水平方面，费孝通提出要“首先学会从客观事物的发展里提出问题”，在社区研究中要关注“历史过程”，要观察、调查“整个中国的历史”对城乡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并且他还特别提倡“搞典型的、深入的、直接观察的并用定性在前、定量为后的调查方法”，注意“历史过程中的变迁，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来”。类似的论文在其他论文中也有涉及，与早年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有所不同，后来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除了重视社会调查和人文地理学方法以外，似乎对历史学的方法有了较大的关注。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的小城镇研究多少已具有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视野。例如，在前引《小城镇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就根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并结合自己在云南的实地调查所得，讨论了集镇的出现与古书里“日中为市”的问题，他认为“因为农民把自己生产的东西带来卖，从住的地方走到这儿，最远的地方要半天；再远处的人走到这儿是‘日中’，所以叫‘日中为市’。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到日中的时候人最多，各地方的人都来了。买卖完毕，大家都各自回去”。在该篇论文中，他又结合《吴江县志》的记载，研究了吴江县城的基本结构，指出早期吴江县城主要有四样东西，一个衙门，一个监狱，一个文庙，一个城隍庙。县城很简单，很小，不是做买卖的地方，只在吴江城外一里有一个市，叫盛家埭，在长桥附近。城里何以没有“市”，他的解释是“因为各地方来的人，怪里怪气的，要偷东西，靠不住，不安全，小孩子害怕，所以要到城外”。联系到在云南的考察经验，费孝通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早期的城（镇）同集（街）是分开的，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是商业中心。”在《谈小城镇研究》一文中，费孝通又进一步研究了“城”与“市”的区别及“镇”的起源：“其实城和市不是一回事。传统的城是地主阶级的堡垒，他们和农民对立，所以害怕赶集、赶街之类的活动，主要是怕四乡的人聚集在一起闹事，不好维持和掌握秩序。一般城和集市的地点是分开的，常常在城区的外面设立固定的地点作为赶集的人交换货物的场所。以后定期聚合的赶集赶街的贸易方式发展到固定化和经常化，从12天一次，6天一次，发展到3天一次和天天赶街。商人也随之在此开设固定的店铺，这就出现了镇。‘镇’，《康熙字典》解释为‘重也、压也’、‘言镇守也’。镇是有人管的集市。”费孝通的上述解释可能有片面的地方，但他作为一位社会学家，在其开展小城镇研究之初，即已能自觉地采用历史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可视为其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已出现较大转型的一个表现。
当然，就理论上的系统性和学术深度方面而言，在费孝通的诸多有关小城镇的论文中，还是以他在1983年所写的《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最具有代表性。在此文中，费孝通提到他当年春末夏初在江苏省吴江县做了为期一个月的社会调查，“对该县十来个小城镇的历史与现状作了初步研究”，“打算写一篇关于小城镇的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和发展的文章”，但是因为“时间由不得自己支配，这个打算便落了空”，只能依据自己的腹稿，谈谈“在吴江调查的感受以及由此联想到的一些问题”。但是，在笔者看来，虽然费孝通自谦这篇论文不是满意之作，但其实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作者关于小城镇研究的理论框架。从费孝通的说明来看，他在小城镇研究上是历史与现状并重的，并且认为小城镇研究应当重点关照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和发展这五个方面的内容。这些问题已经涉及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多个学科，所以他明确地指出，小城镇这样的社会实体，“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小城镇研究是一个综合的、长期的科研项目”，“科学研究要对客观事物负责，即实事求是”，“但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不等于消除了可能的片面性，每一个学科的研究，其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专家，其片面性或许会越大。为了不使决策陷入片面性，在决策和科研之间应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环节就是综合各个学科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进行‘会诊’，然后才向决策机构提出若干建议及论证”。这段论述，高屋建瓴，不仅明确地说明了小城镇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而且清晰地阐明了小城镇研究的意义及采用综合性研究方法的客观必要性。
从《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具体的研究论述来看，费孝通所谓的综合研究，就是在社会学研究中积极借鉴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例如，费孝通通过调查与研究，将吴江县的小城镇划分为五种类型，分析了其各自特点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民国时期的震泽镇通过几百条航船与周围乡村保持着商品流通，“说明震泽镇是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中心，是一个商品流通的中转站”；盛泽镇早在明代就有上万人口，家庭丝织手工业“这个传统在民间已存在近千年”，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地理基础，“盛泽镇现在是吴江县人口最多、产值最高的一个小城镇”，“是一个丝织工业中心，是具有专门化工业的小城镇”；松陵镇“在解放前后都是吴江县的政治中心，现在吴江县政府就设在松陵镇上。解放以来吴江县其他原有的小镇都处于停滞和萧条状态，惟独松陵是例外，它的人口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比解放初有较大增长”；“同里距运河边上的松陵只有六公里，离东南自苏州到上海的水路要冲屯村镇五公里半。同里镇本身四面环水，似乎是一片藏于水泽中的岛屿。它的周围地区河塘交叉，漾湖衔接，是典型的湖沼水乡。解放前的同里不通公路，只靠摇小船进去。对于一个不熟悉水道的陌生人来说往往在水面上转悠半天也找不到进出之河道。正由于同里处于交通闭塞的地理位置，具有不同于一般的水乡地貌，它就被地主阶级、封建官僚选中作为他们的避难所和安乐窝。解放前这个小镇集居着大量的地主和退休官僚”。“同里过去可以说是一个消费、享乐型的小城镇，现在正在改造成为一个水乡景色的游览区，已经成为文化重点保护区之一”；“平望镇地处江浙之间，形成北通苏州、南通杭州的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不过这样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使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易遭战争攻击和破坏，因此在解放前曾经几度由兴而衰，一直未能稳固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由于交通发达，物资流畅，具有发展经济的优越条件，使它常能衰而复兴”。在这篇大作中，尽管费孝通并没有使用“历史地理”这样的学科概念，但从他在具体行文中交织地使用“历史条件”“历史发展”“历史传统”“历史现象”“地理位置”“自然灾害”“自然地理”等学术名词，以及他一再强调各个城镇的特点“是各镇的具体历史形成的”、其兴衰演变是“由于自然灾害、地理发生显著变化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区域小城镇研究“不能不从该地区的历史传统和特定的社会条件去考察”等言论来看，历史学分析和地理学分析相结合正是他的小城镇研究的主要特色所在，而这正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