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教授（1912—2001），山西平陆人，是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作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一生勤于治学，在这门学科的主要领域都多所致力，著述等身，成绩斐然，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一）对历史农业地理学学科理论的探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工作者经过50多年的艰苦努力，使我国的历史地理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实现了由沿革地理学向更具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转变。关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学术界也已基本上取得共识，即认为它虽然具有明显的边缘性质，但仍属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历史地理学既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也应和现代地理学一样，分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部分，这一点，学术界基本认同。不过对于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学应包括哪些分支学科，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以往学术界对历史农业地理方面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所以这一学科的归属问题也鲜有人探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念海由于主持《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地图集》中的历史农牧图组的编绘工作，对历史农业地理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入，相应地提出了建立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动议。他认为：“在绘制农牧地图时还应先撰写出相应的论文，再根据论文绘制相应的图幅。或者不至出现若何纰缪。特别是有关农业部分更是如此，这样的论文按理说就应该属于历史农业地理，如果编印成册，就称之为历史农业地理，也是无可非议的。”至于历史农业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的关系，史念海也作了相应的探讨：“若是要撰著以中国历史地理学为名的著作，而以历史农业地理与历史民族地理、历史经济地理等相提并论，使之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却似乎还要再作斟酌，因为这不免和历史经济地理有所重复。既讲历史经济地理，就不能不涉及农业的发展和凋敝。不论其为发展或凋敝，都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布局。在历史经济地理部分涉及农业，又另辟历史农业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并列，是难免叠床架屋之讥的。”可见，在史念海看来，历史农业地理学应当是历史经济地理中的一门分支学科。
现代农业地理学是研究现代农业生产布局的学科，而历史农业地理学则应侧重于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研究。史念海认为，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不应仅局限于“狭义”的农业，还应包括农、林、牧、副、渔等方面，就以种植农业而言，除了粮食作物而外，还应兼顾蚕桑、麻类、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研究。探讨“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历史农业地理也不例外，不仅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发展演变的自然、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因素，还要探讨农业生产布局发展演变对自然环境及社会政治的影响。这些学术思想在史念海教授撰著的有关论著中都有生动的反映。
由于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化剧烈，仅凭历史文献的考证并不能完全正确地把握农业生产布局的变迁情况。有鉴于此，史念海积极提倡在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中开展野外实地考察的工作，这在他的有关黄河流域历史农业地理、黄土高原历史农业地理等方面的论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今后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借鉴。
（二）对北方地区农牧分界线变迁的研究
历史时期北方地区农业生产布局变化频繁，对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其间究竟有怎样的规律？搞清农牧分界线的变迁情况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关于战国时期农牧地区的分布格局，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有过“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的说法，但对农牧分界线在龙门碣石间的具体记载则不甚清楚。史念海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对这一农牧分界线进行了初步复原工作，认为“如由碣石向西南作一曲线，沿今燕山南麓，至于恒山之下，再西至于汾水之源，循吕梁山而至龙门，其西其北，当为当时的畜牧区域，或农牧相杂的区域”。后来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史念海在《论两周时期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一文中又对战国时期龙门以西的农牧分界线作了确定：“龙门山以西还应继续向南延伸，达到陇山之下，再越过陇山，经嘉陵江上游西侧趋向西南，经今四川省平武、茂汶诸县之南，西南过岷江，再经天全县西，荥经、汉源诸县之东，又经冕宁、西昌诸县市之西，而达到今云南省剑川县及其迤西的地方。”战国时期的农牧分界线是由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农牧分界线发展而来的。西周和春秋时期北方地区族类众多，生活方式差异较大，且由于史料简约，各族类的居地范围也多有含糊之处。在这篇论文中，史念海又“钩稽史籍，参证野外考察所得”，对西周、春秋时期的农牧分界线也分别进行了研究，清楚地勾画了两周时期800余年间农牧分界线的变化情况。自秦汉以来，不断移民实边，战国时期形成的农牧分界线逐渐向北推移，南北朝时期曾有所反复，但隋唐以来又重新呈现不断北移的趋势。大体而言，农牧分界线的西段变化较东段变化更为明显和剧烈。史念海曾以黄土高原地区为对象，详细地探讨过历史时期农牧分界线西段的南北变化规律及其对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史念海对历史时期北方地区农牧分界线变迁问题的重视。
（三）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主要农业区兴衰变迁的研究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我国农业文明的两大重要发源地，从古至今我国的重要农业经济区多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和人类开发程度的差异，这两大农业地区的生产布局的变化各具特色。大致在唐中叶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经济较长江中下游发达；唐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的农业经济水平则赶上并进而超过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全国经济重心也随之发生了由北向南的转移。正是由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史念海对这两大农业地区的研究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他已发表在历史农业地理方面的论著中，多半是有关这两大区域的内容。在《由地理的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一文中，史念海最早揭示出，关中渭河中下游平原，晋西南汾河下游平原，豫西北伊洛河下游平原，冀西南、豫北、鲁西北的河济平原等地及其附近地区，是黄河流域远古时期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原始农业最为发达的所在。在《古代的关中》《春秋战国时代农工业的发展及其地区的分布》《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发展》《三门峡与古代漕运》《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化》《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各地经济的变迁和发展》《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等一系列文章中，分别对春秋战国、秦汉、隋唐等重要历史阶段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主要农业地区的农业发展及其地区差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许多相关问题，也为历史农业地理研究者树立了典范，实际上也成为这门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奠基之作。
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受着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条件的制约，也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史念海所撰《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化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一文就阐发了这方面的思想，他以都城长安为中心，将隋唐的版图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是富庶的农耕地区，是粮食的主要来源地；西半部是半农半牧地区，为军马的主要来源地。他认为，这东西两半部“犹如左右两臂”，在内政清明、指挥裕如的前提下，就可保证国富兵强、郅治太平。唐朝前期，由于控制着这两个地区，所以国势颇为强盛。及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威胁粮道，政府对“左臂”的控制实际上已经瘫痪；加之吐蕃伺机东侵，半农半牧地区沦于敌手，国家失去“右臂”，马匹的来源也几至断绝。“左右两臂，一边瘫痪，一边断绝，不仅指挥不灵，甚至无以指挥，所谓郅治太平，就都无从谈起了”。这样形象生动的论述，对中国政治史的研究当有一定的启迪。
（四）对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变迁的研究
在我国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相当兴盛，发达的丝织业解决了人们的衣着问题，丝织品还通过丝绸之路被远销国外，在世界贸易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而后由于种种原因，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渐趋衰落，甚至当地的丝织物还要依赖外地供给。种桑养蚕是当时一项关系国民经济的大事，所以探讨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蚕桑事业变迁的过程和原因，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史念海就撰写了《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一文，依据大量的文献史料并结合当时考古发掘的成果，系统地论述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及其以后诸时期黄河流域蚕桑事业兴盛、衰落的过程和原因。他在这篇论文里阐明，北宋以前，除了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蚕桑事业一度衰敝外，基本上都是相当繁荣的。北宋以后，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就有了较大的变迁，“无论就它的地区而论，或者就丝织品的质量和数量而论，都在逐渐衰落”。其衰落原因，史念海认为除了金元之际人口锐减、纺织技术逐渐外传而外，也与棉花的传入和植棉地区的逐渐推广有重要关系。史念海还以陕西米脂县和河南密县的事例，驳斥了气候变迁论者的错误说法，积极倡导恢复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可惜当时有关部门囿于陈说，未能接受史念海的建议。后来又逢十年动乱，百业俱废，史念海谋求恢复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的宏愿自然更是无以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结合新形势的要求，史念海又鼓起勇气，踵继前业，发表了《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一文。在这篇7万余字的长篇论文中，史念海博采文献，并参证最新考古成果和野外考察所得，详尽地论述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陕西地区蚕桑事业兴衰变迁的历程。他认为陕西地区虽然不是黄河流域最重要的蚕桑地区，但这一地区蚕桑事业的兴衰却有其独特的方面。金元时期这一地区的蚕桑事业有所衰落，但明代则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只是到了清中期才完全走向衰落的。通过大量的实例，史念海批驳了一些旧方志中所提出的“风土不宜”的观点，同时也否定了有些人把陕西蚕桑事业衰落的原因归结为当地妇女懒惰的荒谬说法。在这篇文章中，史念海对如何解决桑业和棉业的矛盾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安康地区荒山沙滩育桑的成果，史念海认为：“种棉和种桑在土地利用方面并不像从元朝以后数百年来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二者是不会冲突的。如果到处都能利用闲田空地，大量种植桑树，解决了衣服原料的问题，甚至棉花都可以少种，腾出土地，改种粮食或者其他作物，土地利用率不仅不受到影响，相反还要更为扩大。”陕西地区的养蚕和黄河流域其他地方一样，是只养春蚕而不养原蚕的，也就是说所养的只是一岁一化的蚕。这时棉花下种不久，还不需要多费人力。根据这一特点，史念海还建议，“乘此农闲的时候”，积极养蚕，“发展农家副业，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些科学的论证和积极的建议，对陕西地区乃至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的复兴当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对黄土高原地区农林牧分布地区变迁的研究
研究历史农业地理不能仅局限于农业生产布局本身，还应探讨土地利用与自然环境演变的相互影响。这个观点，是史念海对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重大贡献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推究其中缘由，史念海对这一地区农林牧分布格局的变迁状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两文便是有关这一方面的代表性论文。
黄土高原是一个农牧兼宜的地区，由于历史时期国内各民族的矛盾和冲突，这个农牧兼宜的地区为农为牧，曾经有过几次大的改变。在《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一文里，史念海认为，黄土高原由牧转农先后共有三次：“第一次是战国后期至秦汉时期，第二次是隋唐时期，第三次则是明清以来。在第一、二两次之间，这里又恢复到游牧地区，当时游牧地区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了扩大，远远超出于黄土高原之外。在第二、三两次之间，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参差并存。虽是并存，游牧地区仍稍逊于农业地区。”在这篇文章中，史念海还探讨了黄土高原农林牧布局的变化对黄土高原本身和黄河下游地区环境变迁的影响，他认为：“黄土高原在作为畜牧地区时，侵蚀就不甚显著，在作为农业地区时，侵蚀就较为严重。”由于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变迁，进而影响到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历史时期的黄河曾经有过两次相对安流的时期，一次是由商周至秦代，一次是由东汉初年至唐代后期；也有两次频繁泛滥的时期，一次是西汉时，一次则是唐代后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正是由于这两个长期相对安流时期黄河中游植被相当良好，侵蚀不甚显著，随河水下流的泥沙不多，黄河下游的河床不致因泥沙堆积而迅速抬高，所以能够长期相对安流。而黄河频繁泛滥的时期，正是黄河中游到处开垦，破坏草原，农业地区代替了畜牧地区，而森林又相继受到严重摧毁，林区相应地大幅度缩小。植被既已破坏，侵蚀就趋于严重，泥沙也随水流下”，基于这样的认识，史念海提出了两条治理黄土高原的原则：一是“应立足于保原治沟”，二是“调整农林牧分布的地区”。至于如何搞好农林牧的合理布局，他认为关键是要“解决农业地区的问题，甚至于在某些地方实行退耕还牧”。调整后的农林牧分布格局，大致是犬牙交错的景象，“利用河谷川道以及其他一些平坦地方经营农业，较高的缓坡地方则经营牧业，再高的陡坡地方就可以植树造林，使之成为林区”。如此精心的论证和设计，对当前黄土高原的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应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与黄土高原毗邻，自然生态环境的演变过程与黄土高原有相似之处，属于广义的“黄土高原地区”范围，史念海的《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一文，对这两个地区历史时期农林牧布局的演变情况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自秦汉以来，这两个地区或农或牧曾有过几次大的转变，但自清中、后期以来，垦辟日盛，明长城“这条长期存在的人为的分界线终究被冲毁了”，使这两个地区，尤其是河套平原，遂完全演变为农业地区。农牧格局的变化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沙漠化和盐碱化这两个方面。关于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毛乌素沙漠的形成和河套平原西部乌兰布和沙漠的扩大的原因，侯仁之在20世纪60年代曾进行过研究，认为与人类的垦殖活动有一定的关系。史念海在上引文章里进一步肯定了侯先生的论断。他还通过野外考察并结合有关文献，对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的库布齐沙漠的形成过程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杭锦旗西北的库布齐沙漠的形成时代晚于清代的结论，并认为“在沙漠未形成之前，当地本来是有森林的，只是由于森林受到破坏，才引起沙漠的”。通过对河套平原灌溉农业历史的研究，他认定，“由于多年来大水浸灌的不当，也由于黄河在河套平原这一河段河床的抬高，使灌溉的水流排泄不畅，引起地下水位的高起”，这是这一地区产生盐碱化的主要原因。另外，他还指出，后套地区的“黄河自来是无须修筑堤防的。可是近年为了防洪，也不能不加修堤岸，这是几千年来罕见的现象，也严重影响了后套农业的发展”。
（六）对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人才的培养
史念海不仅自己为开拓历史农业地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还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人才。自1985年以来，史先生所招收的20多名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大多以历史农业地理作为研究方向设计博士论文或硕士论文，现已出版的即有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陈国生《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马雪芹《明代河南农业地理》（台湾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环境》（人民出版社，1999）、李令福《明清山东农业地理》（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吕卓民《明代西北农牧业地理》（台湾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王双怀《明代华南农业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2）等。即将出版的《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地图集》中的农牧图组分册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研究人员承担完成。这些系列成果，在学术界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标志着中国历史农业地理这一分支学科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