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出了个神汉，名气越来越大。有人找他看病，有人找他许愿，还有人不过是找他诉说。
三年前吴大贵就聋掉了，他成为聋子已有三年。但外人并不知晓，外人以为吴大贵还是吴大贵。让吴大贵聋掉，是因为一件事。一桩车祸。他孙子吴开发被一辆车撞死了。
下午五点多钟，快六点了，吴大贵骑着自行车去接孙子。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外地打工，吴开发是吴大贵一手带大的。老伴走后，爷孙俩就相依为命。吴大贵这天来得稍晚了一点，没见着爷爷，吴开发背着书包自己往家里走，他已走到印刷厂转弯处。吴大贵也看见孙子了，这时一辆大货车急驰而来。那地方是环城路的岔路口，往来车辆混乱。货车司机属疲劳驾驶，他已经开了一天一夜，盼着早点卸下车里的货好回去睡觉。到了环城路上，距离货场不足五六百米。货车司机有些放松，眼睛再一次迷离。
根据司机后来交代，他发现吴开发时猛地惊醒了，他还狠狠地踩下了刹车。吴大贵听到的，正是刹车所发出的巨大啸声，轮胎擦着地面冒出火花，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焦糊气味。因为车速和重物惯性，踩了急刹车的货车还是往前滑行了十多米。吴开发因此当场死亡。
死者的父母回家，料理吴开发后事，理赔。在所有场合里，吴大贵都像是一个木偶。
这件事，吴大贵唯一的记忆是货车最后的声音。那样锐利粗粝的声音，一直响在他耳朵里。像滚滚的沙子，像刺刀。那声音喧嚣着，从不停歇。白天是那样，夜里也是那样。即使他睡着了，耳朵里也在轰鸣。刚开始脑子里还有影像，货车像醉汉一样扭动，吴开发被放大了的惊恐的脸。那些影像不停地闪回。后来影像不见了，就剩下声音。
声音还可以变幻，变成哭泣，或尖叫。不是正常的哭泣，也不是正常的尖叫。非人的感觉，有点像是兽类，也可能是鬼魂。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个月，吴大贵经常会捂着耳朵。许多来历不明的声音，在他耳朵里经久不息。这使他确信自己患上了耳疾。耳鸣、幻听，而且十分严重。它还引发了偏头痛，吴大贵的半个脑子里像是被什么锯子给锯着。甚至，它真的还引起了器质性病变。吴大贵先是左耳后是右耳，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化脓症状。不知是何原因？也许他老在用手指抠掏耳朵，试图把里面的声音给掏出去，是否正是这些动作造成了感染呢？
吴大贵对此并不了解，他不去医院就诊。突然降临的耳疾，也没有让他觉得焦虑。相反，吴大贵很平静。他一直认为，吴开发之死他是有罪的。如果他早一点去，正点到达学校门口，吴开发就不会死。所以，轰鸣不止的耳疾，对吴大贵无异是一种逃避。
大约过了半年，吴大贵双耳彻底失聪，他什么也听不见了。车祸发生在九月中旬，教师节后一星期。次年三月，在温暖的春天，吴大贵成了聋子。这一变故从外表上丝毫也看不出来，没有人知道吴大贵失去了听觉。
对吴大贵而言，聋掉让他获得了一种平静。他的耳朵里不再流出脓水，或许感染已自动痊愈。那些困扰过他的各种声音全都消失了，就像万里晴空，没有一丝云彩。
吴大贵是一名花工，雇请他的单位在府河河堤的外侧建了所小院，粗坯房。他就住在那儿，每天培植栽种一些盆栽花卉和植物。院子里全是盆盆罐罐，有从土窑里烧制而成的陶盆瓷罐，也有塑胶制品。颜色大体分两类，赭黄色或乳白色。院子里总有些摔碎了的花盆，形似碎瓦片。一小堆一小堆的新土或旧土。旧土是先前种花时，剩余下来的边角余料。新土则正准备着装进花盆里去，被反复地翻搅过，里面拌上有机肥。
自来水龙头，接上长长的红色塑料软管。短把锹，铲子。那些工具的木柄上，常常沾有湿润或干涸的泥土。
在这个僻静的院子里，吴大贵有条不紊地劳作着。他种的花被用来装饰单位领导的办公室，会议室，单位食堂和办公楼走廊。遇到劳动节和国庆节，吴大贵的花还会一卡车一卡车地拖到街上去，以单位的名义装点景观大道。
县城里种花的人很多，别的单位里有，人们在家里私底下也有。但吴大贵的花有些不一样，到底怎么不一样？也没人能说清楚，就是感觉不同。好像他种出来的花有着不同的气韵，比如，有点像是寺庙里的花草，隐约间似含着些梵音。这当然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说法，出自一位喜欢读书的老者之口。更多的人体会不到这么细致，他们只是从花的外形和色泽上，来简单地喜欢它。
因为喜欢，总有些小车开进这所小院，拖走一盆盆较为名贵些的花。来拿花的多半是单位领导，或领导打过招呼的人。
以前住在这里的还有老伴。吴大贵在城里苦干两年，算是立住了脚跟之后，老伴才从乡下迁来。随老伴一起来的，还有孙子吴开发。儿子儿媳妇在外面打工，结婚生下孩子，就扔在老家了。老伴一把屎一把尿，把吴开发拉扯到三岁时进了城。孙子的名字是儿子取的，他认为开发才有出路。什么时候城里的开发弄到老家去，他们也可以发达。因为开发可以高价转让出土地，这是儿子的梦想。
但是，老伴去世了。对老伴的死，吴大贵从不抱怨，她死于疾病。谁不生病啊？怪只怪她病没得好。问题是吴开发死得太冤。吴大贵必须要按时去接孙子，这是他对自己下的死规定。他做到了，可那天他正要出门时，却来了一辆小车，他往小车的后备箱里搬了五盆花，因此耽误了那么一会时间。
吴大贵一直在想，只要时间上稍许错过，吴开发就不会死。
现在，吴大贵不知不觉间聋掉了。它是一种降临，吴大贵竟然以沉默的欣喜来迎接这一降临。他不愿让人知道。干活时，他也老把收音机开着。他种花，收音机里播放着单田芳评书，楚戏，相声或新闻，间或也有广告和天气预报。吴大贵干活时保持着倾听的姿态，或者，他偶尔会停下来，凝视着收音机。他的目光因为空洞而坚定。
没有人知道吴大贵听不见。他现在即使出门，也要带着收音机。这一举动和散步的老干部非常相似，那些老干部时刻牵挂着国际国内新闻。因为害怕漏掉某一件大事，所以总是边散步边把收音机举在肩头。吴大贵在外面总能遇见这样的老干部。自从他聋掉以后，人们发现他也拿着这玩艺儿，并时而举到肩头，以便更靠近耳朵。
晚上睡觉时，吴大贵也会把电视机开着。人们从他屋子旁边经过，能听到最流行的电视剧台词。
如此说来，吴大贵是在以声音来掩饰他的失聪。或者说，他在尽力制造声音，并用这些声音来围困自己，以此来否认他已聋掉了的事实。
可是，与那些假象不同的是，吴大贵突然从哪一天起不说话了。具体是哪一天？也没人记得。总之，吴大贵和谁也不说话。当然喽，吴大贵这种人本来就沉默寡言，但闭上口一言不发，还是让人觉得奇怪或暗含玄机。
有些人主动和吴大贵搭讪。若是你在前面，他的反应总是慢半拍，或一拍。如果在后面，吴大贵则根本没反应。
对吴大贵的这种状况，没人觉得滑稽。有意思，相反，人们从吴大贵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庄严的味道。说他庄严，实际上是民间的传说或猜想。它往往附着在某种高人身上。比如通神者，得道之人，风水先生，知晓各种秘方的老年中医，或主持殡葬仪式的人。这样的人，被敬畏，他们外表的愚钝，恰恰在证明他们内心的智慧。
吴大贵被归为这一类人。按理说，他也有资格。从吴开发遭遇不测，人们就认为他是一个落难之人，人们见证了他的苦难和悲痛。而他隐忍着的外表，更是有目共睹。为孙子处理后事时，每时每刻他都呆若木鸡。不停地有人拨拉着他，让他去吃一口饭，或是喝口水。而每次他都会很听话，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奇迹，往往会在落难者身上显灵。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定律。乡下有很多这一类的佐证，它们以故事的形式在县城里流传。比如太平寨的白毛大仙，能为人预测命运，许多人慕名而来，求她算命卜卦。传说她曾得过一场被认为无法痊愈的大病，高烧七七四十九天，随后又发寒七七四十九天。忽热忽冷，夹着她煎熬。烧的时候，身上热得一块一块地往下脱皮。冷的时候，捂在七床被子里，还缩得像婴儿。家人已为她备下棺木，但白毛大仙捡回一条命。她头发全白，不是在夜间，而是在太阳光里。村里人亲眼见到她的头发根根转白，就像是阳光在漂染它们。
从此，白毛大仙成了远近闻名的算命者。
还有另一个例子，响堂湾的巫婆刘桂兰能随意进出阴阳两界。猛一晕厥，她口吐白沫，就能进入阴间。过段时间，再一激楞，又能回来。刘桂兰之所以能得道成巫，也是源于刘家的一桩惊天大事。全家人因为误食毒蘑菇而中毒身亡，亡者有她母亲，她老公和两个孩子，一共四人。而从山上采回蘑菇，并精心做成蘑菇菜汤的刘桂兰却得以逃生。原因是她还在厨房里忙着做别的菜，外面的人已纷纷倒地。
没能救回家人，刘桂兰喝农药自杀。她倒是在极度的昏迷中被救活了，却落下了类似癫痫一样的症状。这种症状经常发作，刘桂兰细加揣摩，居然打通了一条秘密通道。
成为巫婆的刘桂兰，她最初的意愿肯定是想要见到亲人。
这些故事在县城里几乎每一个人都耳熟能详。它不是宗教，却有类似宗教的情绪。人们以此来推测，吴大贵有可能真的成了一名智者。
在现场的人，谁都无法复述吴开发被撞死的惨状。处理事故的交警认为，那是全县交通事故史上最悲惨，或者说最无耻的一例。而作为受害者的祖父，吴大贵眼睁睁地看到了孙子被撞碎的那一幕。这样深刻的伤害和刺激，吴大贵要么不能复原，若能复原，他一定可以悟道。
作为一名花工，吴大贵的确和从前大不一样。他不再不起眼，相反却很特别。吴大贵成了一个不说话的人。这条消息迅速在县城里不胫而走。人们越来越想听到吴大贵说话，却谁也听不到。他们相互打听，问吴大贵说话了吗？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是摇头，没有！
当人们接受了这一现实之后，经过反复观察，大多数人都相信吴大贵有了某种神奇的变化。前面说过，沉默着的吴大贵看上去很庄严。即使在他干活时，他的样子也有肃穆的味道。这不单单是苦难的烙印，更像是风暴过后的沉静。吴大贵一定会经常想到孙子的体温，吴开发和他睡在同一张床上。夜里，孙子的腿动不动就横到他肚子上去。怕弄醒他，吴大贵从不敢动弹。到了早上，要喊孙子上学，吴大贵也从不出声叫他。他总是伸出两根指头，夹住孙子的鼻头。夹不了多大一会儿，吴开发就会因透不过气而睁开眼来。
吴开发一睁开眼，就能看到爷爷的脸。
正在干活的吴大贵因此而走神，短锹或铲子屡屡敲上他的手指。人们从院子外能清晰地看到被敲伤的指头，那上面冒出的血，像红色的珠子，一颗一颗地悬挂着。
吴大贵并不包扎伤处，他把手指放在嘴里，噙着。只是噙着，待拿出手指，那上面的血丝和伤痕都已不见。无一丝痕迹。很多人以赏花为名，悄悄地看到了这种场景。他们亲眼看到了手指被敲伤，可是从他嘴里拿出的手指却完好如初。而收音机里还在唱着楚戏，戏文的唱腔，让这座花工的院子更显静谧。阳光，盆里的植物，和戏文。
谁是第一个来找吴大贵倾诉的人？已不可考。
总会有一个带头的人，或许是那个女人冯秀枝？就算她不是第一个，那也没关系，她来过。而且，她后来到处传扬吴大贵的好话。她说，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苦处，来说给吴先生听听，对你就会有帮助。注意，冯秀枝已经开始改口称吴大贵为吴先生。
但是，在她这儿，冯秀枝说的，依然还只是让吴先生听听。
冯秀枝的苦处，差不多尽人皆知。她老公是建筑包工头，有钱是有钱，却养着三处外室。这事谁都知道，冯秀枝那个恨啊，她连死的心都有。可是自打她和吴大贵诉说过这事，冯秀枝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她不再见人就咒骂，骂自己的老公死半头身子活半头。她好像一下子想通了，该花钱就花钱，努力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她给自己买一些时鲜衣服，买化妆品。老公再怎么不是东西，至少他有钱啊。
人们认为冯秀枝早就应该这样。以前也有人劝过她，却都无效。很多人都将这件事归功于吴大贵，好像是他劝醒了冯秀枝。冯秀枝坦率地说，吴先生并没有开导她，他从头至尾没说一句话，只是听着而已。
后来，很多人都来找吴大贵诉说心事。他们所说的事情五花八门。有情感方面的纠葛、失恋、引诱或背叛。阴谋，算计与被算计。一些难以确认的猜忌，对某个人的仇怨。还有一些难以启齿的愧疚和悔恨。所有那些被羞羞答答，被遮掩着，或是被直截了当说出的话语，即使是倾诉者本人也会感到惊讶。他们惊讶人的内心怎么会隐藏着这么多东西？在诉说过程中，有人痛哭流涕。有人还会冷笑、叩齿、顿足。
其实，吴大贵并没有听，他也听不见。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有那么多人来找他？吴大贵干着自己的活，不问，不答。有时会喝一通茶，或是到厕所里去方便一下。
他从不搭理那些人，这被看作是一种智慧和通透。越不搭理，越愿意喋喋不休地讲给他听。因为听不见，还因为不愿意被识破他已经聋掉了，吴大贵紧盯着对方又无所依傍的目光，却因此而被当成了慈悲。这真是没道理可讲。他们信他，信吴大贵。陌生人对自己的隐私会讲得更为大胆和细致。
这毫无办法，讲过之后，他们会好受得多。
吴大贵从不拒绝别人，这是他性情所致，也是他不说话的好处。谁愿来就来，愿走就走。尽管他一个字也听不见，却可以盯着别人，看尽人家的表情。不时地，那些表情也许真能让他流露出悲悯。
吴大贵的名头渐响，他这儿成了可以倒苦水的地方，能得着安慰的地方。一些人回过头再找他，给他捎带来礼品，像什么一条烟啊，两瓶酒啊，或者干脆就是一只红包。
另一些人刚来，也会带上这些东西。至于红包里面的钱，数额不等，有五块的，也有一百的。吴大贵推辞过，但每回都被强行留下。
也有人空手而来，带上钱物还没有成为惯例，带与不带全凭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