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安德烈亚斯的婚姻关系形式，赋予了我完全的自主，使我能够保持自己独立的精神和发展自己的智慧。对于我们俩来说，没有一点通常人们所乐于做的东西，经过40个春秋，我们也没有真正地结合过。我们不仅没有融入到对方的内心，连外在的隔阂都没有消除。甚至在我们都变成老人之后，当我在日常生活中碰到深深忧虑的事情时，我也很少去找我的丈夫。我偶尔去他那儿时，感觉就好像自己是刚从日本或澳大利亚来的，就好像是访问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陌生而遥远。
别人很难理解我们的婚姻状态。如果仅仅用“距离”这个术语来看待这种状态，那是错误的。因为距离往往是由时间拉大的。我对我丈夫一生中最后一年的一个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在那年晚秋季节，我生病住院差不多有六个星期。我习惯于每天下午四点去参加心理分析学的讨论课，而我丈夫在下午三点钟来看我，因此正式探望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促膝而坐，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种全新的体验，因为我们在年轻时都没有这样做。我们从来没有像一般家庭那样，享受着温暖、舒适的灯光下的夜晚。即使我们有时候会结伴去散步，但也很匆忙，我们一般都不互相打扰。现在，这种促膝之谈太不寻常了。我们为此感到兴奋，就像战争年代的人们发现还有剩下的面包一样，就像是从遥远的地方赶回家一样。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一点的珍贵，于是在这难得的时光里，宁静而温馨的气氛降临了，最后当我病愈回家后，我们继续这一“探视时间”，当然不再局限于下午三点到四点。
也许是人之将老，其言也善，其行也善。我们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纠结于是否给予和拒绝。
我们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我们的生活从没有这样和谐过。我们都感觉到了相互依赖的需要。年轻时所发生的抗拒和冲突，都已经化为远去的尘烟。我自从在家里开了心理诊所后，就很少出门了，除了年龄大、比较忙的缘故外，也与我的心境的改变有关。我不再想逃避什么了。我所有时间，除了工作外，就是留在家中。我们很珍惜这最后的时光，用一种倍加珍惜的心态，来弥补曾经失去的时光。因为我是一个年近七十岁的人了，而安德烈亚斯的年龄更大，已经八十多岁了，都是来日无多。
岁月无敌，岁月可以改变一切。
现在真应当给自己的每一分钟造成错觉，把时间拉长，就像当年在战争期间对待稀缺的面包一样。我们就像长期离散的亲人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心中唯一的渴望是重建。此时此刻，我们不仅感到万分的欣慰，而且还深深感到时光是多么地珍贵。
是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早点认识到这一点呢？为什么不能早点达到这个境界呢？不过，好在我们在有生之年还是答成了和解，没有我们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
没有想到的是，死神即将光顾安德烈亚斯。安德烈亚斯的身体一向都很健康，他平时很少生病，腰板一直都挺得很直，心态日渐平和。可是这一次他病得很急，不得不住进了医院，我有时去陪护他，期盼着他能再次回到家中。但是，他毕竟是八十四岁的人了，这一次进医院就没能再出来。
一九三0年十月四日，安德烈亚斯离开了人世。他走的时候很安详，就像一个深深沉浸在玩耍中的儿童，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末日将近的痛苦。
他走了以后，我彻夜难眠，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孤独。
在我们结婚之后所结识的文学圈和政治圈的人物中，有一个人叫乔治.勒德布尔。在我年轻时候，曾经与他产生过情感，他对此感到紧张而恐惧，反过来又使我受到更重的折磨。后来，我主动中断了与他的联系。
这段情事的结果是，我服从了安德烈亚斯的要求，永远不再跟这个人见面。
这段情事对我们的婚姻的影响也渐渐地显现出来了。我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维持两人的婚姻，但也谈不上闹到离婚的份上。我丈夫的典型思维是：我们的婚姻既没有未来的希望，也没有过去的过错。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在现在修复。尽管前前后后发生了很多事情，但他固守着一个观念，即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固定的、真实的、不可更改的。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不管你在外面怎么样，你还是我的老婆。”
我们有时为了逃避孤独而呆在一起，有时又分开。我们在一起痛苦地度过了几个月这样的光阴，后来找到了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表面上什么都没变，实际上一切都变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我感到内心需要释放的时候，我就背起行囊到处旅行，以这种分开来解决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我家里常备着一套旅行的设备，每次几乎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就可以出发。
有一次，我问安德烈亚斯：“我能告诉你从那以后发生的事情吗？”
“不。”他斩钉截铁地说。
一种沉重的静默笼罩在我们的头顶上，也笼罩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上。我们之间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静默。
不管环境怎么改变，不管我的丈夫性格有多乖僻，但他的回答总是具有某种阳刚之气。20年之后，一个朋友也给了我类似回答。由于某些原因，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他了，他误解了我。我于是向他解释。他默默地想了想，坚定地回答：“不，我不想知道。”
这个人就是乔治.勒德布尔。
我了解到，他厌恨我的程度不亚于我的丈夫。当时是十月革命发生之后，俄罗斯沙皇政权被推翻。我由于为那些留在俄罗斯的亲人们所受到的迫害而担忧，给他写了一张简短的便条，请求他的帮助和建议。他已经是“国会议员”了。他认出是我的笔迹，便在便条的封面上加了“拒收”的标记退了回来。
同样是“我不想知道”，但我丈夫和这个人的回答，给人的感觉是两种况味。人生如棋，世事如烟，莫过于此。想一想，徒增感慨。
到了老年时，我和安德烈亚斯更是深居简出。我不知道外面的人是怎样看我们。按照一般世俗逻辑，要么是我丈夫对我不忠，要么是我对丈夫不忠，或者是两个人都有问题，才让婚姻频频亮起红灯。谁会想到，在这一阶段，我会乐于做安德烈亚斯的妻子，或者做他最善良的情人？我们俩之间的默契会抹去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为了他，我一直在企求那种时光洗尽之后的默契。这个时候，我们真真切切地有了一种执子之手，与子携老的感受。
对于我来说，由于过去那些风风雨和内心的挣扎，曾经无情地阻断过我对青春的向往。它可能真正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就是当爱情真正到来时，它显得相当宁静而自然。
我没有感到歉疚，也没有感到抗拒，而是感到了幸福。这种迟到的福分会使世界变得完善而且更加完整——不仅对于某个人来说是完美的，而且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是完美的。这福分就像是奇迹，伴随奇迹出现的是永恒的赞美，没有渗入一丁儿其它的杂质。
因此，我们不应该去试图并衡量那些真正的激情的强度和长度。不管它们延续一辈子，还是短暂地融入到现实中的不同阶段。我们能感觉到这份激情，它像是一个奇迹，超出了所有凡人的理解力。我们还能谦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为通过这份激情，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去区别、判断爱的表现。由于我的几次恋爱都是以戛然中止而告终，我几乎不了解爱情的神秘，我只能用自身的观念来理解爱情。我们热切地寻找着超人王国，但我们周围的整个环境太人性了，卷入了各种各样的评价和判断。从来没有一人向别人完全地揭示过这些评价和判断，包括对爱情和婚姻的评价。
在两性关系中，除了那最神秘的生理高潮，没有任何东西留下来供头脑思考。生理高潮对普通人更具有吸引力，它跟圣餐中的面包和酒类十分相似。为了达到现实中的存在，神圣的面包和酒变成了身体的食物和饮料，然后变成了两性关系的助动剂，让男女在恩爱情仇中展开了一场场难以排解的纠葛。
对于我们来说，存在一直是一种拼图玩具，而我们自己就在它那公开的秘密之内。
我丈夫进入哥廷根大学时是副教授，他的教授职称很晚才评定。不过，他25年如一日，在工作上一直保持着活跃的状态，甚至到他退休以后，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他的一些主要学生，还有来自其他国家共同做研究的同事，大多留在他的身边。
有一次，柏林即将评定他的教授职称，但最终还是落评了。因为他有一篇论文本以为很快就可以发表，但没能赶上。在等待发表的过程中，他感到了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使他在快乐的工作中越来越感到烦恼。每次他错过了截稿期，他都会抱怨阻碍的因素。他十分厌恶与我们隔街相望的那家餐馆，那里留声机放的庸俗的音乐常从餐馆飘向我们家，干扰了他的工作。
霍夫曼教授是他的老朋友，在我们结婚不久之后造访我们。这位教授说过一句幽默的话：“如果想让安德烈亚斯感到苦恼的威胁，也许我们可以出版他的著作——也许不用到出版之日，他就感受到了。因为写作本身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折磨。”完成一篇文章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弃它，因为那种完美的表达只在我们内心深处，它会弥漫我们的一生。一旦把它写出来，遗憾就会伴随始终，这样就需要不断地修改，让人殚精竭虑。
这一点上，我不禁想到了德国战争给他造成的印象。最初，战争给他带来了狂喜，他还感到自己被战争行为中的那种富于感染的情感力量和无与伦比的决绝态度提升了。他时刻关注着战争，不放过任何一个最细小的细节。他羡慕那些参战者，这使他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个人的问题。不过，随着战争的进展，他感到了茫然，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使这两种倾向相互砥砺，而不是相互作梗。
不过，他似乎生来就要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觉得他们之间的冲突是无法解决的。对他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一方为另一方做出牺牲，从而在表面上解决冲突。没有什么东西比作假更让他感到受伤了。所以，我们在当初的婚姻生活中虽然存在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都没有偷偷摸摸地遮掩着什么。
如果说，那样的未来使他或焦虑不安，或筋疲力尽，那么他也会用某种力量来加强自己的最内在的表达。那种力量对我来说几乎是一无所知。甚至在他老了的时候，在人的肩背都弯了的时候，那种力量都没有减弱，正如他的白发能使人更加深刻，他的黑眼睛似乎更加有穿透力。
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过70岁生日时的样子。由于他把自己生日的时间搞混了，所以60岁和65岁的时候都没有过生日，甚至他就没有想过这回事。这回，他的朋友和同事们要为他庆祝七十大寿。但他并没有做任何准备，头天晚上，他照常和朋友们举行夜谈，快天亮时才上床休息。早晨，他又被大伙从床上强行拽了起来。不过，他最终乐呵呵地站在大家的中间，接受着大家的祝贺和敬意。学校领导向他暗示，希望他仍能为学校发挥余热，不必急于退休。他满怀激情和自信地说，他已初步形成一个学术观点，不过，还需要完善。他预见，在未来的几十年时间里，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正如自然学科一样，相互之间出现合作的趋向。在那儿，有一个人插话说，他会活着亲眼看到这种情况，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会肯定出现。人们相互致以微笑，有人则眼含泪水。当然，他本人不会想到他们以前对他的期望，那些期望至今没有实现，或许它们永远不可能实现。毕竟研究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时并不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我一直关注着他的内心状况，但这从来不是我们之间的话题。这么多年里，我们曾经触及到这个话题，但常常是点到即止。跟对方说话时把脸侧向一边，不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这一直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特殊的习惯。这并没有因为时间长了而有所改变，从一开始就很简单，而且一直没有改变。
用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待一个人，可以超越自己对这个人的所有感情，在心灵深处某个地方的爱与恨，都只不过是程度不同上的差异罢了。超越于自我的忠诚或不忠，我们同样可以获得一种关系。他从形式上一直是我的伴侣，如果我要深度地探究他，不久就可能会失望地看穿对方。因此，我一直吝啬地将精神分析这一套方法用于他的身上。
事实上，我自己虽然不作假，但自己的行为都是私密的。我的任何一次“红杏出墙”，都可能使我的丈夫受到伤害。当我看到别人的生活时，内心里有所触动。但我不想去重复他们。我们俩都享有完全的自由，我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人可能会把这个称为“相敬如宾”。无论他有多忙，他总能保持良好的心态致力于一件事，他不管别人是否高兴。
我记得这样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回，我写一篇小说，这事在那时可以说是匪夷所思的，因为自从我开始研究精神分析，我已经彻底放弃了写作的习惯。写完之后，我良心上有些不安，于是笑着说，我这人肯定跟人难以相处。我丈夫的脸上却闪着永远无法让人忘记的光泽，高兴地说：“只要你觉得快乐就行！”
他有着分享别人的快乐的能力，这是他性格中最吸引人的地方。他总能把别人理解成他自己那样的人。他懂得双方拥有的共同的基础。
即便在今天，尽管他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从未在意过死亡，似乎死亡压根儿就跟他无关，就像当初拿着一把短刀插进自己的胸口上一样。他这话依然存留在我的内心。每次当我省察自己的内心深处，我都好像能面对这种共享的快乐。
他说的是否是真心话？
这已经不重要。
当时我是否被他的回答征服了？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我是熟悉这样的快乐时刻的。
我对安德烈亚斯的回忆，不仅是追忆过去的事，而且是向着某种正在向我们走来的事。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回忆，它以越来超强有力的方式向我展示，那些正在消失的事物会重复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不完全是因为某些意外的因素，而是因为他们年龄大了，就好像他们在开始长途跋涉前来向我宣示：他们是不朽的。
这回忆不是人生最后的葬礼，它变成了人生的一堂课。在我衰老的岁月里，供我慢慢咀嚼。
在经过多年的旅行生活之后，1913年6月9日的傍晚，里尔克再次来到我在哥廷根的家。我提前从信中得知了这一切，特意在院子门口等他。当里尔克还没走进院子时，我们的双手已经越过篱笆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我已经显老了。里尔克因为多年不安定的生活，也显得不年轻了。我终于可以亲热地叫他“老莱纳”。
我真是太高兴了。这不是一般的重逢。而是和一个像他这样常被拉离现实的人重逢。以前，我只能在书信中感觉到他的存在，现在，我能直接地面对他，一分一秒，一颦一笑，即使是在那些不太美妙的时刻，也是如此的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