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月】
2005年3月，已经离休十几年、曾担任《大众摄影》主编的佟树珩宣布，决定将自己默默保管了34年的156件珍贵摄影文物郑重移交给中国摄影家协会。
这些文物的身世和价值，犹如中国一百多年的摄影发展史：中国早期人像摄影师罗以礼先生的自拍像、1873年出版于北京的《脱影奇观》丛书一套、1907年出版于广东的《实用映相学》、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临终前在遗嘱中指名赠给沙飞同志的一台新型莱丁娜照相机、毛泽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亲笔题写的会名……
可是，有谁知道，这一件件珍贵的摄影文物曾在丹江口藏匿了整整两个年头。
艰辛搜集构筑中国摄影发展史
1956年底，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前身中国摄影学会创立。1957年创刊的《中国摄影》随即把关于我国摄影创作问题的探讨、作品评论、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列入征稿范围，征集摄影文史资料也被列为学会理论研究部的重要任务。那时，老一辈摄影工作者、中国摄影学会领导人如石少华、吴群、陈勃、高帆、郑景康等同志，主动无偿捐出了第一批珍贵摄影文物。
从那时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0年间，文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一直在有计划地进行着，发表了“摄影工作参考资料”80余篇。
当时，学会征集摄影文史资料工作由学会秘书长兼理论研究部主任吴群直接领导，具体由理论研究部的龙熹祖负责，还聘请了退休干部冯再生登记、造册、保管，后来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弥松颐，也具体承担了这些史料的整理、陈列、研究工作。这些史料的来源，除了个人捐献之外，还靠他们经常到北京古旧书店去淘宝，甚至趁出差到上海、广州等地去搜集，每每见到有价值的东西，便花钱买回来。
如此，中国一百多年的摄影发展史，便通过一件件陈列的摄影文物展示在人们面前：中国早期人像摄影师罗以礼先生的自拍像；1873年出版于北京的《脱影奇观》丛书一套；1907年出版于广东的《实用映相学》；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临终前在遗嘱中指名赠给沙飞同志的一台新型莱丁娜照相机；1942年吴印咸在延安电影团摄影训练班的讲义手稿；1962年，毛泽东主席为中国摄影学会、《大众摄影》杂志、《中国摄影》杂志和中国摄影家协会亲笔题写的会名、刊名……
历经坎坷摄影文物藏匿丹江口市
“文革”一开始，中国摄影学会便停止了工作，干部陆续下放到“五七”干校。
时间到了1969年下半年。中苏两国的边境不断发生摩擦，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战备活动进入高潮。
按照上级的要求，各文化单位的重要文物必须转移保护。于是，包括毛泽东的题名真迹和其他学会重要物品、档案材料一同被运送到文字605厂附近的山洞隐蔽起来。
地处鄂西北丹江口市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即现在的文字605厂，其前身是上海字模二厂。1964年，为支援国家三线建设，以生产华文体字模和华文体铅字而著名的上海字模二厂，整厂迁往丹江口市，改名为文字605厂。
1970年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全国的战备工作逐渐趋于平稳。1971年8月，已是学会留守组成员的佟树珩接受上级交给的任务，冒着酷暑独自前往丹江口市，将包括题名真迹在内的重要物品和档案再次运回北京，并从此开始负责保管。
当年如何一路颠簸、费尽周折，如何将文物平安运抵北京，那段经历，佟树珩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他记得自己初见“根本无人能搬得动”的那三大木箱东西时的讶异；他也记得自己怎样把这三大箱东西改装进八只较小的木箱中；他还记得自己为了防止途中文物受损怎样一把一把地在箱中絮上稻草；他更记得半夜在郑州换车时，箱子因野蛮卸货被摔裂自己如何的心急火燎、情绪烦躁；他甚至记得深夜里硬座车厢中邻座睡梦中的旅客怎样把口水淌在自己的裤子上……
历尽周折和磨难后，这批珍贵的摄影文物终于平安地运回了北京，继续封存在中国摄影学会。
由于佟树珩是当时学会惟一的留守人员，所以保证这些重要文物的安全就成了他的重要职责。1973年，中国摄影学会移交新华社代管，文物有了新主人，可是佟树珩能交出去的只是一份文物清单，文物的保管人仍旧是他。
1979年，中国摄影学会更名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从1971年的那个盛夏算起，佟树珩保管这批摄影文物已经长达八年之久了。本以为随着协会工作的逐步正规化，文物保管员的担子很快就可以卸下来，谁知道佟树珩的担子非但没能卸下来，而且还加了码儿。佟树珩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保护着这批文物！
“文革”期间，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派人来协会，要求把白求恩大夫当年使用过后来转送给沙飞的那台莱丁娜相机带走，说是“物归原主”。佟树珩无论如何不肯松手，才使得这台莱丁娜相机今日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镇宅之宝”之一。
但每有同志请求查阅资料，佟树珩也从不轻易拒绝。为了保证文物不遗失受损，佟树珩总是将资料摘抄、复印、拍摄和整理后提供给他人。
不辱使命执着坚守风雨34载
156件珍贵的摄影文物，从北京转运到丹江口市，再从丹江口市运回到北京。
从1971年摄影文物“回家”算起，佟树珩一共默默保管了34年！他为这批文物付出的心血难以细述。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学会的楼房被震出裂缝，地下室也严重漏水；1982年楼房翻修加固；1986年楼房拆除重建；多少次搬家；多少次工作变动；多少次办公室调换，多少次……佟树珩走到哪里，这些装文物的箱子就跟着搬到哪里。
每次搬家时看到佟树珩带着几只沉重的箱子，总会有人不解地问：“佟树珩，您的东西怎么这么多呀？”佟树珩只好顺口说：“嗯，东西不少。”
协会的晚辈们并不知道这位老前辈在默默地担负着怎样的重任；甚至同在协会工作的女儿，也全然不知这些文物的存在，她不明白，为什么爸爸一直不肯丢掉那几只破旧难看的铁皮箱子。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1993年，佟树珩正式离休了，可他依然坚守在文物守护人的岗位上，全心全意地照看着这些无价之宝。
1999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所在的红星胡同开始大面积拆迁，佟树珩为文物的安全焦虑得寝食难安，经过再三思考，他郑重地向协会领导提出请求，暂时把这批摄影文物搬回自己家中保管。
时间转到了2005年3月29日。在中国摄协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第一阶段表彰大会上，佟树珩宣布，决定将自己默默保管了34年的156件珍贵摄影文物郑重移交给中国摄影家协会。
他郑重地说：“我一定要尽快把这些文物移交给协会，这是我迫切要完成的一个心愿。同龄的老同事们陆续去世的消息让我心中极为不安。因为我的家族有心脏病史，我的父亲和四弟都是因心梗去世的，我自己的心脏也不好，如果突然出现什么意外，别人连箱子钥匙放在哪儿都不知道。”
随后，协会的新领导班子非常重视这件事，特意买来保险柜，既防盗又防潮，给文物准备了稳妥的家。
2006年12月22日，是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的纪念日。
在谈到佟树珩移交的这批珍贵摄影文物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李前光说：“建立中国摄影博物馆，已经作为正式提案由全国政协委员多次在‘两会’上提出，在国家批准立项之前，我们需要加紧文物征集和博物馆的筹备工作。佟树珩同志悉心保存下来的这批珍贵摄影文物，将成为未来中国摄影博物馆收藏的第一批具有奠基意义的重要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