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表现就是作品在反映人生时，不是按照生活的原貌摹写生活，而是侧重于表达作家的主观情感和理念，或者描绘理想人生，或者以非现实的手法反映现实人生。这种创作方法，在外国文学史上，首始于古希腊神话。之后，经古希腊英雄史诗和悲剧的发展，到中世纪演变为梦幻文学。之后，经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卢梭等作家的倡导，到19世纪初，演变为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到了20世纪，演变为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派。在我国，亦始于古代神话。之后，经《离骚》等骚体诗的发展，到了汉唐，出现了陶渊明、李白等侧重描写理想人生的伟大作家。到了明清，出现了《西游记》、《镜花缘》等以非现实手法反映现实人生的代表作品。到了现代，则有郭沫若、徐志摩等浪漫主义作家及其倡导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
客观再现就是作品在反映人生时，力求按照生活的原貌摹写生活，侧重反映现实人生的实际情形，追求描写的客观性与具体性。这种创作方法又称写实主义。在外国文学史上，始见于古希腊的喜剧，在文艺复兴时期，经薄加丘、莎士比亚等文学巨匠的倡导，成为当时的文学运动主潮。到了19世纪后期，演变为席卷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之后，在西欧演变为自然主义，在俄国，则向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纵深发展。在我国，最先见于《诗经》的十五国风。之后经《汉乐府》和建安文学的发展，到了唐代，成为唐诗创作的主潮。到了宋元明清，成为宋人评话、文人小说等描绘社会风俗画作品的创作方法。20世纪，经文学革命先驱的倡导和发展，成为持续不断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
从各时期各家各派创作方法的实际情形看，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是并行不悖，相互渗透的。各家各派都在对立面中汲取合理的内核，完善自己，使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呈现一定程度的结合。在外国文学史上，古希腊的史诗、悲剧和喜剧，既继承了神话“想象或借助想象”的主观表现传统，又产生了客观再现的创新因素。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以“摹仿现实”、“给时代照一面镜子”为主潮，同时又并存着主观表现人文精神的流派。启蒙运动三大领袖中，伏尔泰、卢梭倡导浪漫主义，狄德罗则倡导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时期，文学以浪漫主义为主潮，与此同时，批判现实主义也在孕育和成长。司汤达的《红与黑》刚问世时读者甚少，15年后，却备受推崇，成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先驱。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已不像古希腊的史诗、悲剧，中世纪的梦幻文学那样，侧重表现主观情感，或者借助想象、梦境、幻景，表现观念人生，而是以非现实的手法表现现实人生，即以主观表现再现客观。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在写法上，不是按生活原貌去写，但其表达的内容却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生。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文学一脉相承，但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文学“是把生活复制、再现，像凸面玻璃一样，在一种观点之下把生活的复杂多彩的现象反映出来”，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再现客观的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越了前者，不仅再现“生活的复杂多彩的现象”，而且深刻揭示社会历史和人生的底蕴，在再现客观中深深溶进作家的主观感受。20世纪的苏联文学，则出现了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的合流。我国文学的发展也同样，诗歌创作一直沿着《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楚辞》的浪漫主义传统两条线索发展，并不断出现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相互渗透的佳作。小说创作，古代神话故事侧重主观表现，其后的志人小说，唐宋传奇，宋人评话则侧重客观再现。明清小说中《三国演义》等作品在客观再现中大量掺进对人物主观评价的虚构成分。《镜花缘》等作品则以非现实的手法反映现实人生，在主观表现中深深溶进客观再现。“五四”运动之后的写实文学，如《阿Q正传》等作品，舍弃了对人生现状的表面记录，深入到社会历史和人生的底蕴，通过再现客观，表达创作主体的人生感悟。
从具体的文学作品看，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不朽作品，大都是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密切结合的作品，很难区分它们是主观表现还是客观再现的。在欧洲，古代的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既有主观表现的因素，又有客观再现的成分；18—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歌德的《浮士德》、拜伦的《唐璜》等作品，无疑是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相结合的杰作。在我国，《诗经》的《硕鼠》，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戏曲《窦娥冤》、《牡丹亭》，民间传说《天仙配》，都具有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结合的鲜明印记；现代文学中，“为人生”的写实文学，强调文学要成为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这种写实文学，如程金城所说，“绝不是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的翻板，而是以审美意识反观现实，超越现实意识的表现”，“是以崇高的理想之光烛照现实人生”，换言之，是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的紧密结合。在伟大的作家那里，即使是一首小诗、一篇小散文、小小说，也常常是用两结合的方法创作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再现“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客观现实时，又表现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主观愿望；《凡卡》、《卖火柴的小女孩》、《我的叔叔于勒》等短篇小说，都是把理想人生与现实人生交织在一起描绘，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正如高尔基所说：“在伟大的艺术家的身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好像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
从创作方法继承与革新的演变过程看，一些作家在进行创新并倡导新的文学思潮之时，往往会将前辈的宝贵遗产丢弃。而当他们丢弃前辈宝贵遗产之时，他们的后辈则会重新进行文学寻根，找回被丢弃的遗产，使之发扬光大。在外国文学史上，中世纪的梦幻文学丢弃了古希腊喜剧的写实主义传统，文艺复兴文学则以“复兴”古希腊文学为旗号，恢复和发展了写实文学；古典主义继承了文艺复兴文学传统，但它较多地汲取了文艺复兴文学讲求技巧的方面，倡导了刻板的“三一律”，其后的浪漫主义文学则突破“三一律”的清规戒律，倡导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自然主义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之后出现的写实主义，但它反对对现实人生进行艺术概括和主观评价，倡导纯客观描写，丢弃了写实主义文学最宝贵的东西；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派，继承的是主观表现的文学传统，如法国美学家列菲伏尔所言，带有明显的形式主义色彩；与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同期发展的俄国文学，则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出现了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在我国，汉魏六朝的赋体诗，承继了先秦骚体诗的语言形式，丢弃了骚体诗丰富的思想意蕴，形成了堆砌华丽词藻的浮靡文风。其后，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则从汉乐府文学中寻根，继承和发扬乐府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则以恢复先秦文学的清新为旗号，反对汉魏六朝的浮靡文风。
历史经验启示我们，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是古往今来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历史演变中，二者逐渐趋于融合。因此，实现创作方法的创新，首先应正确汲取前代创作方法的合理内核，顺应创作方法演变的历史趋势，努力探求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的有机结合。
二
把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来认识，创作方法是为创作目的服务的。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价值目标要求运用与之相适应的创作方法。
其一，文学作品是艺术性、真实性、思想性的统一，是娱乐价值、认识价值、教益价值的统一，是真美善的统一。这就要求文学创作在追求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同时，必须将真实性与思想性、认识价值与教益价值、真和善的两方面结合起来。就真实性而言，它要求文学创作能够逼真地描绘人生画卷，充分地揭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展示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际情形和斗争进程。因而要求文学创作采用客观再现的创作方法，客观地再现现实人生，使读者通过作品阅读，身临其境，观照自己的现实人生。就思想性而言，它要求文学作品能够表达作家对现实人生的主观评价，表现作品颂扬什么、贬斥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的思想情趣。因而要求文学创作采用主观表现的创作方法，使作品饱含浓烈的人生感悟和情感力量，使读者通过作品阅读，受作品理想人格的感染和熏陶，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真实性与思想性的统一，必然要求创作方法实现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的结合。
其二，就客观再现生活真实而言，人们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中，不仅有生活、有斗争，而且有愿望、有理想。愿望和理想是人们生活斗争的精神动力和蓝图，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表现形式之一。马克思说：“最糟糕的建筑师一开始就跟最优秀的蜜蜂不同。因为建筑师在建筑蜂房之前，在自己脑子里就已把它建筑起来了。在劳动过程结束的时候所获得的成果，早在劳动过程开始的时候就在劳动者的观念中存在了，即观念地存在了。劳动者跟蜜蜂不同，不仅是因为他改变了自然所给予的东西的形式，而且还因为他同时在自己所给予的东西中实现了自己的自觉的目的。这个目的作为法则决定着他的行动的方式和性质。并且他应当把自己的意志服从于这个目的。”人们的现实人生，人们的生活和斗争，归根结底是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社会实践活动，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为了实现人的愿望或理想。换言之，人们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生活愿望和要求，按照自己观念中存在的生活美的蓝图去进行社会实践的。因而，文学作品在真实地反映现实人生时，就不能不反映人们在现实人生中的愿望或理想。饱尝了“床头屋漏无干处”的苦痛，必然会希望“广厦千万间”；饱尝了给地主当长工，孤独寡居的苦难生活，必然会幻想从天上掉下一个美丽的媳妇来，于是就有了《天仙配》的传说；饱尝了近代工业社会的嘈杂之苦，必然会象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所表现的那样，希望重返田园风光或者设想新的生活美；深刻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于是就有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总之，人们的生活和斗争与人们的愿望和理想是与生俱来，密不可分的。文学作品要真实地反映现实人生，就不能不兼顾两方面：既再现人们的生活和斗争等客观的东西，又表现人们的愿望和理想等主观的东西。如席勒在《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中所说，朴素的诗“尽可能完善地摹仿现实”，感伤的诗“把现实提高到理想，或者是表现理想”，“诗的天才也只有通过这两条道路，才能显示它自己”。
其三，客观再现现实人生，可以用直笔，也可以用曲笔。不少著名作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便于用直笔，因而用曲笔。如鲁迅的《秋夜》运用了象征的手法，明代小说《镜花缘》运用了类似象征的手法。不少作家出于个人的艺术追求，也喜欢用曲笔反映现实人生，如编织童话故事或寓言故事。这些曲笔，从表达方式看，不是按生活原貌摹写生活，而是用象征的或其他浪漫的手法表现主观情意。但从表达的内容看，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生，是客观再现。因而，这种用曲笔再现现实人生的创作方法，也可以说是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的结合。在真正实现创作自由的时代，作家完全可以用直笔，直接再现客观，大可不必用曲笔，更不必编织天堂、地狱等神仙、鬼怪故事，但也不排斥作家喜好曲笔的艺术追求。为了防止作品内容胡编乱造，脱离生活真实，采用曲笔的表达方式也应将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紧密结合。
所以，为了实现文学创作的价值目标，创作方法的创新途径，要努力探求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的结合及其具体结合形式。
三
从现实的文学实践看，努力探求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文学创作避免种种偏颇。
其一，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有机结合，有利于侧重主观表现的作品避免脱离生活真实，缺乏真情实感的偏颇。
一般认为，文学创作只要能达到以人生画卷揭示人生底蕴的创作目的，无论采用什么创作方法都是无可厚非的，如茅盾所说，只要为人生“不管它浪漫也好，写实也好，表现神秘也好”。但是不能不看到，侧重主观表现往往使作家把表现主观看作是表现自我，即看作表现作家个人的忧愁、哀怨和“潜意识世界”，使不少作家注重于“人的内生命的探秘”，割断主观表现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割断作家与时代的联系，割断现实生活这一创作源泉，使作家愈来愈才思枯竭，无东西可写，无实感可发。20世纪30年代的诗人戴望舒，早年曾因诗作《雨巷》轰动一时，并获雨巷诗人殊荣。但是，后来他的诗作出现了空白，以至于他的朋友都不能猜度他何时再写诗。同时期的徐志摩及新月派其他诗人，也或迟或早地遇到过相同的问题。20世纪60—70年代，一些标榜为“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如大跃进时期的歌谣，“文革”期间的豪言壮语诗，尽管不是表现作家自我，但却迎合“左”的思潮，离开现实生活抒发所谓的“革命豪情”，因而，这些诗作不是以极度的夸张粉饰现实，就是流于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缺乏真挚的思想感情。随之，作家的创作道路愈来愈窄。进入80—90年代，不少作家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手法和技巧，创作了大量现代主义作品，如朦胧诗、意识流小说。这些作品突破现实主义传统，侧重于表现自我，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创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不能不看到，这些作品特别是朦胧诗，由表现主观渐渐脱离现实生活，由表现自我渐渐脱离时代和人民，由追求朦胧美、淡化情感意蕴，使读者愈来愈难解读。这些作家的创作道路也出现了与30年代的雨巷诗人相类似的情况，致使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一种文学思潮刚刚兴起，就很快衰落了。现实的文学实践充分说明，作家不能把主观表现局限在个人狭小的圈子里，转入纯内心意兴的表达，追求超现实的艺术效果，而应以客观再现为引导，深入现实生活，感受生活，以此获得创作灵感，不断拓宽创作道路。
其二，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有机结合，有利于侧重客观再现的作品，避免无意义的纯客观描写的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