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客观再现就是写实，它讲求描写的客观性和具体性。但是，不能不看到，在客观再现中存在着两种迥然相异的创作倾向，一种是在客观描绘之中深深溶进作家的主观见解、独特发现和情感力量；一种是以纯客观的描写反映生活真实，侧重记录生活现象。作家们如果不能将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有机结合，单纯追求客观再现的客观性，就很容易使客观再现成为无意义的纯客观描写，削弱文学作品的思想力量。20世纪20—30年代，在我国写实主义作家群中，鲁迅、茅盾等伟大作家能够透过社会现象的表层，深入社会历史和生活底蕴，使客观再现大大超越了一般表面描绘的水平。但有不少作家，仍停留在肤浅的描摹和被动地再现境地。他们的作品往往是对表面事件的照搬和堆砌，缺少深刻的思想意蕴。20世纪50—6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的倡导以及作品真实性与思想性相统一的强调，使文学创作基本上摆脱了写实作品侧重记录生活现象的倾向，出现了如《暴风骤雨》、《创业史》等优秀作品。但是80—90年代，侧重客观再现的作品却再次出现自然主义倾向。如先锋派、新写实主义、新体验小说，反对作家对生活进行主观评价，标榜“意义消解”，追求描写的客观性达到“感情零度”。当然，用这种方法创作，在对生活现象进行取舍和凸显中，能够选取和凸显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以及其他具有积极意义的生活现象本无可厚非。然而，问题就在于这些新潮派中的不少作家作品打着“反传统”、“反文化”的旗号，不去选择和凸现生活中积极向上的美好事物，却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侧重写人的吃喝拉撒，甚至醉心于写人的性冲动、性心理、性行为，大力宣扬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其他悲观颓废情趣。他们并没有消解作品的“思想倾向”和“意义”，而是消解了作品积极的思想倾向和意义，渲染了消极的思想倾向和意义。要使文学创作避免上述偏颇，根本途径是倡导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的结合，防止写实作品对表现作家主观见解、独特发现和情感力量的削弱。
其三，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有机结合，有利于避免批判现实主义的偏颇。
文学史上出现过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果戈理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复活》等作品，我们称它们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并不在于这些作品没有反映人们对生活美的追求和对社会美的向往，而在于作家受时代和世界观的局限，在揭露社会罪恶时，往往通过伦理道德的途径来解决问题，没有在作品中把批判资本主义的丑恶现实与实现社会主义的美好追求结合起来，没有给人们指出社会变革的真正出路。20世纪30—40年代，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则努力避免批判现实主义的偏颇，在作品中尽可能将批判旧中国的黑暗与实现新中国的光明结合起来，给人们指出斗争的美好前景。20世纪50—60年代，由于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再现客观现实中，深刻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新社会、建设新社会的火热生活，给人们指出了前进的道路。但是，进入80—90年代，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理想遇到严峻挑战，社会主义在前进道路上遇到重重困难，人们对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出现了严重危机。文学作品如何反映人们对生活美的追求和对社会美的向往，如何在揭示现实生活的矛盾和斗争中给人们指出发展的前景，成了文学创作面对的难题，这种状况使得这一时期的严肃文学或多或少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痕迹。如80年代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写实作品，在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作用，充分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这类作品带有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偏颇也是很明显的。如短篇小说《班主任》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但如何“救救孩子”却没有具体展示；《我应该怎么办》发出了“天啊！我应该怎么办”的呼喊，但到底“怎么办”，却没有展开描绘。90年代，一些仍保持严肃文学传统的作品，如一些描写改革的作品，一些揭露政治腐败等社会弊端的作品，仍带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痕迹。这些作品充分展示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却没有很好地表现人们对生活美的追求和对社会美的向往，特别是没有形象地描绘合乎现实生活逻辑、代表生活发展趋势的“未来的现实”。显然，要使文学创作避免这些偏颇，应在客观再现中深深溶进主观表现，把现实的生动描绘与美好社会理想的展示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
探求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的有机结合，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按照生活原貌摹写生活，而在于正确解决主题来源和主题表达问题，使作品内容达到真实性与思想性的统一。
因为，作品中的形象是“熟悉的陌生人”。在具体的创作中，无论采用主观表现或客观再现或二者结合的方法，其形象或意象，都不是按照或不按照生活原貌去描绘，而是按照作家的创作意图和美学设计重新编织生活，即围绕一定的主题，选用一定的题材和体裁，重新创造形象或意象。作家不同于一般人的，是他们善于进行艺术构思，善于运用想象、联想和虚构编织人生的画面，以生动感人的形象或意象，表达自己对人生的主观见解和感受。一个成熟的作家，其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情节发展、环境描写以及结构安排和语言形式都是紧扣主题的。在作品中，主题思想是作品的主观表现，是灵魂，起着统帅形象或意象及其他要素的作用。因而，主题的来源对于反映生活真实和情感真实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主题是从现实人生中概括提炼而来，那么，与主题相伴随的，是现实人生的具体形象，作品在表达主题时必然要描绘与之相伴随的形象，从而使作品具有真实性。例如，以真人真事为生活原型创作的作品一般都具有真实性。如果作品的主题是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概括提炼而来，是对人生底蕴的认识，那么，表现这一认识的作品则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具有典型意义。如曹禺的剧作《雷雨》，主题是从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概括提炼而来，因而作品在表达主题时，能够恰当地把握各种人物在各种环境下的相应活动，使剧作通过周朴园家庭内部的矛盾斗争，反映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的社会生活面貌，充分揭露周朴园一类资本家的丑恶嘴脸，达到真实性与思想性的完美统一。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描写的生活，是作者重新创造的生活，是虚构的。但作品的主题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的，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情节发展、环境安排符合生活的逻辑，因而作品能够通过蛤蟆滩村庄的变迁，真实地反映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广大农村和广大农民群众走上合作化道路的社会生活面貌，达到了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的完美统一。
但是，如果主题不是从现实人生中概括提炼而来，不是对现实人生的真切感受，而是从客观现实之外的观念世界中来，那么，围绕此类主题创造的形象或意象，虚构的生活，尽管能突现主题，表现主观，却难有生活真实，作品亦难有艺术特质。在西方古代文学中，一些作家受柏拉图、普洛丁、黑格尔艺术思想影响，把文学看成绝对理念的形象化，看成按主观意志表达生活的工具。以形象或意象创造图解绝对理念，他们的作品如马克思评论拉萨尔的《济金根》时所说，“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在西方现代派中，一些作家又受康德、厨川白村等主观唯心主义艺术思想影响，把文学看成自我意识的表现，看成无目的、下意识的活动，竭力表现自我，使作品缺乏真情实感和生活气息。在我国的古典文学中，不少作家长期受“文以载道”说的影响，把文学看成是对“道德”或“义理”的图解，使不少作品流于概念化，成为“道”的附庸。特别如魏晋玄言诗、清代《庚辰集》等诗作，图解“理念”或“易经”，缺乏意象描绘和意境创造，失去诗的特质，更谈不上情感真实。在我国现代和当代文学中，不少作家长期受“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是阶级斗争工具”思想影响，为了忠实于党性原则，往往从政治斗争需要出发选取主题，使不少侧重客观再现的小说、剧作图解政治理念，流于公式化、概念化，失却生活真实；不少侧重主观表现的诗作标语口号化，很少有真情实感和优美的意境。“文革”时期进一步强化“文以载道”和“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价值观，并推行“主题先行”的创作原则，使不少作家从中心任务中选取主题，“写中心”、“画中心”，违背生活逻辑和人物性格逻辑，虚构生活，虚构阶级斗争，使作品严重失真。进入80—90年代，随着“文以载道”、“文学为政治服务”价值观的淡化，作品主题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写真实成了文学界的普遍呼声和实践。但仍有不少作家受主观唯心主义文学观影响，崇尚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创作方法，不从现实生活中提炼主题，却从个人潜意识中寻找创作灵感，以表现自我取代对时代精神的认知，使他们中不少人的作品缺乏生活真实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所以，主题来源是作品能否具有真实性的决定要素，因而是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相结合的关键环节。要使作品具有真实性，作家应深入生活，认识生活，从生活中提炼主题。
正确地解决主题来源，只是为作品真实性与思想性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要使作品能真正围绕主题编织生活，实现真实性与思想性的统一，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又必须正确处理主题表达问题。具体的创作过程常常会出现下述情况：一是重蹈自然主义偏颇，隐没主题。自然主义在理论上是庸俗唯物主义，只承认感性认识的实在性，否认理性认识的实在性。在文学创作中只承认客观人生的真实性，否认艺术真实更带普遍意义。因而主张对生活现象进行纯客观的描写，反对对生活素材进行艺术概括和加工，反对虚构。按照这种思维定势进行创作，很容易出现对表面事件的照搬和堆砌，再现生活表象，隐没主题。如先锋派小说、新写实主义作品那样，消解作品的意义，消解主观表现。二是单纯追求趣味性和娱乐性，编造荒诞故事，隐没主题。如近年来不少作品追求情节的曲折、感情的跌宕、出人意料的结局，背离生活真实，胡编乱造，结果既影响了主观表现，又影响了客观再现。三是片面追求主题突现，离开生活逻辑虚构生活。如不少作品不是通过对生活素材的概括加工，塑造“熟悉的陌生人”，而是按照“文以载道”的思维惯性，为了突现主题，随意编造生活，把作品中的人物活动和情节发展看作可以由作家任意呼唤支使的东西。结果，从表面看，好像是充分表现了主题，实则因虚构背离真实，影响了主题表达。
所以，为了更好地表达主题，使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有机结合，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既要防止对生活现象进行纯客观描写的偏向，又要防止在虚构生活中，编造荒诞故事和离奇情节的偏向。应在概括加工生活素材的基础上，按照生活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创造人物形象，营造人物活动环境，安排人物关系，推演情节发展。如恩格斯和许多经典作家所概括的那样，围绕主题，“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少著名作家的创作经验充分说明，从现实生活出发，按照生活逻辑创造作品生活，是实现作品真实性与思想性统一的根本途径。法捷耶夫谈他创作《毁灭》的经过时说：“在写作《毁灭》时，我初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从前思考过的东西有许多无论怎样也放不到作品里去。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在写作过程中出现了我从前连想都没有想到的新的情况。比方，照我最初的构思，美帝克应当自杀，可是当我开始写这个形象的时候，我逐渐逐渐地相信，他不能而且也不应该自杀。”之后，法捷耶夫再次谈他的创作体会：“随着小说的发展，这个或那个主人公就仿佛开始自己来修正原来的构思——在形象的发展中仿佛出现了自身的逻辑……结果是，如果作品的主人公是为艺术家所正确地了解，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他自己就会带着艺术家向前走。”列夫·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原打算把安娜·卡列尼娜作为坏女人来写，后来发现按照生活的逻辑和她的性格逻辑，安娜·卡列尼娜应该是一个受损害的形象，因而，修正了原来的构思。
所以，要将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有机结合，作家们应坚持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认识路线，从客观的现实人生中提炼主题，并按照生活的逻辑创造形象或意象，完美地表达主题，避免陷入唯心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的泥坑。有人把主题的提炼称为作家“第一次生活体验”，把主题的表达称为作家“第二次生活体验”。两次体验生活也许能够概括从生活到艺术的全过程，也许能够概括文学创作方法的深层意蕴。
形象创造遵循典型，不拘泥典型
文学是用形象反映人生，展示人生底蕴。文学形象如何才能生动、具体而又蕴含深刻意蕴，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对于典型化方法的理解和运用。文学创作中多次出现的自然主义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既与创作方法相关，又与要不要创造典型形象，如何创造典型形象相关。因此，要创作出蕴含艺术特质的优秀作品，应深入研究形象创造的典型化问题。
一
首先应充分认识典型化方法是文学反映生活必需的方法，典型概括是文学创作实现由生活到艺术飞跃的必然途径。要使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生动、具体而又蕴含深刻意蕴，应精心创造典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