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文学作品的娱乐价值实质是作品艺术美的审美价值。人们在欣赏作品艺术美的同时，也在通过审美移情，关照自己的人生，受作品中塑造的理想人格的感染和熏陶。因而，作品的审美价值，又必然地蕴涵着认识生活的认识价值，陶冶情操的教益价值。娱乐价值不是独立于认识和教益价值而存在，而是与认识和教益价值有机统一，密不可分的，它们共同统一于审美价值之中。文学作品愈能达到娱乐、认识、教益价值的完美统一，愈能使读者获得快感、愉悦感，愈受读者的喜爱。
创作出娱乐、认识、教益价值有机统一的文学作品，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客观需要。社会的发展是人们进行生产斗争、社会斗争、科学实验三大实践活动的结果，是人对客观世界改造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实现的结果。自从有人类以来，客观世界就是人的客观世界，进入主体实践范围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马克思说，在社会中，对于人来说，既然对象的现实处处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都是人的现实，也就是说，都是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那么，对于人来说，一切对象都是他本身的对象化，都是确定和实现他的个体的对象，也就是他的对象，也就是他本身的对象。
人要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强化对客观世界的“人化”程度，以获得愈来愈多的自由和幸福，必须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首先必须正确认识自己的本质力量，正确认识人生。人的本质力量归根结底是以结合起来的群体方式改造客观世界的力量。从人的结合体而言，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们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伦理关系等一切人与人关系的总和。人们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改造客观世界的本质力量，就必须不断调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以及主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因而，就必须正确地分析和认识这些矛盾，寻找调适矛盾的途径，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同时以理想人生作为社会实践的“摹本”，以理想美的火炬照亮人生的前进道路。因而，除娱乐之外，人们还需求文学具有认识价值。文学作品是对现实人生的再现或对理想人生的表现，是以人生画卷展示人生底蕴。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其所以吸引广大读者，引起千万人的情感共鸣，并且经久不衰，就在于它不仅具有娱乐价值，而且具有“镜鉴”价值，能够满足人们认识现实人生和理想人生的需求。恩格斯称他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我国古代王朝所以采诗，是把诗作为“镜子”，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在现代，茅盾的《子夜》等作品正是我国民主革命的“镜子”，人们通过文学作品这面镜子，扩大了认识生活的视野，加深了对生活底蕴的理解。
人的本质既有肯定的方面，也有否定的方面。勤劳、勇敢、顽强、进取、拼搏，是肯定的方面，懒惰、怯弱、畏缩、颓废、萎靡，是否定的方面。人性既有动物性，又有社会性。自私、损公、欺诈、弱肉强食等，是人的动物性；诚信、关爱、助人、集体主义等，是人的社会性。人的本质的否定方面和人的动物性，加剧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斗争，人的本质的肯定方面和人的社会性强化人与人关系的协调。人们要通过相互间矛盾斗争的解决，实现相互间关系的协调，以结合起来的群体方式最大限度地实现主体改造客体的本质力量，就必须正确认识人的本质的两重性以及人性的二重性，不断克服人的本质的否定方面，强化肯定的方面，不断克服人性的动物性，强化社会性，实现主体自身的完善和人性的复归，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最终从动物界中脱离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作品是作家思想情感的表达，作家创作作品不能不对生活中的人或事作出主观评价。仍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艺术的主要作用是再现现实中引人兴趣的事物。但是，人既然对生活现象发生兴趣，就不能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说出他对它们的判断；诗人或艺术家不能不是一般的人，因此对于他所描写的事物，他不能（即使他希望这样做）不作出判断。这种判断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就是艺术作品的新的作用。凭着这个，艺术成了人的一种道德的活动”。文学作品正是通过对生活现象下判断，教育读者应该怎样对待生活，应该爱什么、恨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追求什么、厌恶什么，通过“寓教于乐”，以其艺术魅力感染读者，发挥陶冶情操的教益作用。《巴黎圣母院》、《死魂灵》、《儒林外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其所以能唤起广大读者的美感，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是它们或者贬斥卑俗，或者褒扬高尚，或者鞭挞丑恶，或者歌颂美好，或者兼而有之，给人们的情操陶冶和精神境界的升华以深刻的启迪。相反，那些片面追求形式技巧，缺乏丰富的思想内容，或思想内容卑俗的作品，人们读它，如饮劣质酒，原本是为了引兴，可是饮后却感到无比的苦涩，毫无回味之余地。
三
文学的社会需求要求文学作品不仅具有娱乐价值，而且兼具认识和教益价值。与哲学中的“三维空间”相类似，文学价值是由娱乐、认识、教益三种价值共同维系的三维价值。任何一方面的纰漏都会产生审美流程的梗阻，影响作品艺术效果。一个有远见的、有艺术追求的作家要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使之经久不衰，就应审时度势，深刻认识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刻认识文学的社会需求，确立正确的文学价值观，不为扑朔迷离的社会表象所迷惑，不为一时一事的社会思潮所左右，精心耕耘，创作出真正满足社会需求的作品。
一是创作出具有观赏价值的艺术美的作品。首先是在文学形式上具有艺术特质的可读的作品。
从共性上说，各种文学作品都是语言的艺术，都应运用生动的、形象的、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从个性上说，各种文学体裁，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电影文本、电视剧文本，各有各的语言特点，各有各的艺术规定性。文学创作应创作出既具有文学作品共性，又具有各种文学体裁个性的作品。诗歌应像诗歌，散文应像散文，小说应像小说。诗歌应讲求韵律、节拍感、音乐感，语调的抑扬顿挫，意境的描绘；小说应讲求生活环境、人物肖象、人物心理的描绘，人物个性化语言等。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作家的艺术追求，读者的审美趣味是不断变化的，同时，作品的艺术效果与读者的审美情趣是相互影响的。因而，文学作品的艺术规定性也是不断变化的，不应该也不可能墨守成规。但是，不能不看到，文学创作既有代代革新的一面，又有代代相承的一面。读者的审美情趣既有不断变化的一面，也有认同历史文化积淀的一面。当代读者阅读古典诗词，大都喜欢唐诗宋词，而不喜欢宋诗，更不喜欢魏晋的玄言诗、清代的《庚辰集》（纪晓岚主编）；对现代诗歌，大都喜欢贺敬之的《回延安》、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以意境创造表达真挚情感的诗，却不喜欢直抒胸怀的豪言壮语诗。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诗歌有诗歌的艺术特质，如毛泽东所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作家在艺术追求中应不断创新，但这种创新不应背离文学创作的历史积淀，同时，创新应特别注意读者的审美情趣、审美习惯以及心理接受程度。在物质生产中。我们常说消费者是上帝，在文学创作中，我们也可以说读者是上帝，作家只有创作出合乎读者普遍的审美情趣、审美习惯的作品，才能真正实现作品的价值。因此，作品的艺术形式不应以作家个人的标新立异、求新求奇为尺度，而应以广大读者的喜闻乐见为尺度。首先应反对在“阶级斗争工具”说、“文以载道”说价值观影响下出现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同时也应反对反文化积淀，缺乏艺术意蕴的创作倾向。那些高举“反传统”、“反文化”、“反语法”旗号的作家，创作的诗歌、小说让读者难以解读，这种“离经叛道”，与其说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不如说是对广大读者的反叛。这种反叛，最终是对作家自身的反叛，它愈来愈使作家自己成为不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人。
二是创作出具有艺术真实的作品。
作品的艺术形式是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首要条件。但是，仅此还不足以唤起读者的美感，如同物质产品仅有精美的包装还不足以让消费者满意那样。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以前的骚体诗，如屈原的《离骚》是美的，但在传承骚体诗艺术形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魏六朝的赋体诗和骈文，尽管语句词藻极其华美，但读起来味同嚼蜡，这是因为前者具有丰富的思想意蕴，后者的思想内容空洞，或思想内容不美。朱自清的《春》、《荷塘月色》，贺敬之的《回延安》，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并没有堆砌华美的词藻，但读起来很美，而且常读常新，这是因为这些作品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所以，文学作品要具有审美价值，不仅应有精美的艺术形式，而且应有丰富的、健康的思想意蕴。再进一层看，作品丰富的、健康的思想意蕴是以艺术真实为基础的。文学作品要发挥价值功能，增强艺术感染力，必须真实地反映人生，逼真地描绘人生画卷。因为，作品的真实性是使读者产生审美移情的基础。所谓审美移情，就是当作品中的人生逼真于现实的人生时，读者就会不由自主地将现实人生中的感受移到作品人生中去，同时将作品人生中的感受移到现实人生中来。作品只有真实地反映现实人生，逼真地描绘人生画卷，创造出“熟悉的陌生人”形象，才能使读者产生审美移情。如果编织的故事荒诞不经，创造的形象完全陌生，描绘的生活远离现实，读者难以解读作品，也就难以产生与作品思想感情的共鸣。同时，作品的真实性是实现作品认识价值的基础。作品只有逼真地描绘人生画卷，真实地反映现实人生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及其矛盾斗争，才能充分发挥“镜鉴”作用，使读者充分认识现实人生。而且，作品的真实性又是实现作品教益价值的基础。作品思想倾向性的流露、作品理想人格的塑造，只有建立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让读者觉得真实可感，才能起到“感动人、教育人、改造人”的作用。如果片面强调“崇高美”，过分拔高艺术形象，脱离生活真实，使读者感到作品人物生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宗教天国，作品主人公是“神”而不是人，自然不会受感动，受激励。不可否认，20世纪60—70年代，我国文学界尽管是“一花独放”，但也创作了一些感人至深的好作品，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这些作品所以感人，是作品以生活原型为基础进行艺术概括，实现了真实性与思想性的完美统一。相反，这一时期的《龙江颂》、《杜鹃山》等作品，硬要把艺术典型塑造成“一个大姑娘，站在高坡上，举手指方向”，脱离生活真实，就不怎么感人了。
三是创作出具有抑恶扬善，人世进取思想倾向的作品。
文学的真实性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思想性。文学作品是作家思想情感的表达，它总是打上创作主体的鲜明印记。自然主义、新写实主义，倡导文学作品的“意义消解”，倡导艺术描写的客观性达到“感情零度”。其实，绝对的“意义消解”，绝对的“感情零度”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作品都不可能将无限博大的现实人生全部搬进作品，只能选择一定的角度或一定的方面，有所删舍，有所凸显，这本身就是创作主体思想倾向的流露。一部作品如果不蕴含高尚的、积极的思想情趣，就必然蕴含卑俗的、消极的思想情趣，进而给读者产生高尚的或卑俗的、积极的或消极的艺术感染。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本身看，无数优秀作品都流露了积极的、健康的思想情趣。它们或者颂扬高尚、贬斥丑恶，或者表现正义战胜邪恶、睿智战胜愚昧、善良战胜欺诈，或者“把高尚的毁灭给人看”（悲剧），或者“把卑俗的撕破给人看”（喜剧）。相反，那些非英雄化、非崇高化的作品，那些醉心于写人的性冲动、性心理、性行为，或者宣扬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作品，则是流露了卑俗的、消极的思想情趣，产生了消极的艺术效果。文学创作要满足社会需求，给读者带来高尚的娱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应将真实性与思想性有机结合，使作品能够帮助读者认识什么是善的、美的，什么是恶的、丑的，从而抑恶扬善，人世进取，使人的精神境界不断得到升华。如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所说，教育他的时代，是每个作家应该向自己提出的任务，否则他只是一个逗乐的人罢了。一个不愿消极颓废的作家，应以奔腾的思想激情认识生活，评价生活，褒扬顽强拼搏的积极进取精神以及集体主义和无私奉献的品格，批评悲观厌世、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情趣，贬斥极端个人主义以及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他人痛苦之上的丑恶事物，促进主体人格的完善和人性的复归。
总之，文学创作要满足社会需求，创作出具有娱乐、认识、教益三维价值的优秀作品，应求美、求真、求善，使作品不仅具有艺术美，而且不愧为“人生教科书”。只有这样，作家才不愧为“人类灵魂工程师”。
努力探求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的有机结合
创作方法是与创作目的密切相关的。要创作出具有艺术特质的优秀作品，满足社会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进一步明确文学创作价值目标的同时，应进一步探讨文学的创作方法，实现创作方法的创新。
一
探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方法，应以真正历史主义的态度，正确分析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及其演变，正确总结文学创作的历史经验，正确处理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汲取各种思潮、各种流派、各个作家创作经验的合理内核。
从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看，文学史上，文学巨匠繁若群星，文学思潮彼落此起，文学流派各有门路，但他们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主观表现，一种是客观再现。各种思潮，各种流派皆由此演变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