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文件的特点是：根据马列合作理论，对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了阐述，说明了联产承包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文件指出：“长期以来，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流行着一些错误观念”：一讲合作，就合并全部生产资料，不许家庭经营；就只限按劳分配，不许有股金分红；就只限生产合作，排斥产前产后环节合作；就只按地区合作，搞所有制的逐级过渡，不许跨地区、多层次合作。这些脱离实际的框框，被农民搞联产承包制的实践打破了。农民说这个文件给他们“松了绑”、“指了路”，让他们“开心”。文件从理论方面破除了流行的“左”的观念后，曾经争论激烈的、涉及是否允许农村个体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得以放宽。文件终于作出明确的规定，包括承认、支持专业户（重点户）以及承包专业户和自营专业户；允许资金、技术、劳动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多种方式的结合；允许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和雇工；允许农民个人购置大中小型拖拉机、汽车、农副产品加工机具和小型机动船；允许农民个人从事商业和运输……这些在放宽政策上是一次大的突破。
第三个中央一号文件
1983年1月12日，小平同志找中央书记处、国家计委、经委和农业部门的胡耀邦、万里、姚依林、胡启立、张劲夫、宋平、杜润生、朱荣（农业部副部长）8人谈了农业问题，他称赞：“一号文件很好”。针对当时放宽农村政策后，引起人们普遍感到担心的情况，他指出：农村个别户雇工，不怕，冲击不了我们，来得及解决，十年、八年解决也来得及。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
以这次谈话精神为基础，万里于1月22日要求农研室提早动手进行第三个一号文件的准备工作。农研室根据到1982年底止，全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联产承包制）的队已达到90%，基本覆盖了全国农村的情况，布置了调查研究工作。其研究重点是：如何继续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并在此基础上，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农村商品生产。随后，农研室于2月下旬至8月上旬，陆续召开了6个有4至7个省的地县干部和有关研究人员参加的专题座谈会。万里参加了有的会议的讨论。专题座谈会主要探讨的问题有：1、在已建立责任制的大多数农村，根据农民迫切要求稳定责任制的意愿，如何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期限，加强土地承包管理。2、在尚未建起责任制的农村，要继续完成改革，包括完成牧区、渔区、林业、国营农场等方面建立生产责任制的改革。3、按照宪法规定，如何完成乡村的政社分设，建立乡政府，并研究解决村级基层组织的建立、健全问题（已有20%左右的农村党支部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4、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前景如何？当时对此问题有几种估计或设想：稳定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上（什么新花样都不要搞了）；下一步主要搞供销环节上的合作服务（即在生产环节上维持现状）；把家庭承包再组织、联合起来（搞出新的合作经济）。
5、针对一部分农产品卖难或买难的情况，如何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和流通体制。
7月16日，胡耀邦去雁北视察临行前，询问了专题座谈会情况，叮嘱必须搞出、搞好明年一号文件。
中央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于11月29日至12月15日举行。会前，11月17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为这次会议准备的一号文件初稿；会后，12月19日和22日，中央书记处又两次讨论文件稿，并最后通过。当时，在全国开展反对精神污染后，在农村出现了联系反对农村现行经济政策的苗头。有些人一时认为“农村啥精神污染也有”，并上纲上线，提出要“批判单干”，“批判投机倒把”，要“禁止雇工”，“防止自发倾向”，要“斗争搞长途贩运的”；农民说“风又来了”，“政策要变了”，感到紧张。针对这些情况，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由赵紫阳、万里分别提议，会议决定在农村不提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强调清除精神污染主要是针对思想战线，中央并没有清除经济战线上精神污染的提法，申明农村改革以来中央已出台的政策要继续执行。但文件从另一方面强调，党在农村的政策越放宽，就越需要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农村党组织的建设。针对当时责任制普遍建立后，原来的生产队组织已经实际处在消亡的状况，会议提出“生产队为基础已消亡，不宣布”。在11月19日的书记处会议上，赵紫阳特别提出：土地承包期原来说的三年，时间太短，农民不敢在土地上投资，只上点化肥，看来承包期至少要15年不变。这样把使用权稳定下来，使“耕者有其田”。对此，邓立群提出：不要叫“耕者有其田”，免得误会，还是用新的说法好。这次会议上，对文件是否写允许雇工、包括允许农村党员雇工的问题，再次发生了争论。有人认为，雇工，就有剩余价值，就是剥削，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对此，陈云提出：赞成雇工，看两年再说；至于党员雇工问题，另议。邓小平也指出：雇工出点问题，不怕。党员雇工要慎重，文件最好不写。最后，大家同意这一意见，没有在文件上涉及党员雇工问题。
第三个中央一号文件体现的基本精神是：稳定、完善生产责任制，决定土地承包期从原来的3年延长到15年。稳定各项政策，特别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第二个一号文件所提出的各项政策。对此，农民热烈拥护，他们反映说：第一个和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让我们吃了“定心丸”，这个一号文件让我们吃了“长效定心丸”。
第四个中央一号文件
1984年5月29日，农研室召集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四省省委书记或省长，烟台市委书记、吉林省德惠、辽宁省金县县委书记座谈农村工作，为酝酿第四个中央一号文件作准备。万里出席了这次会议。
7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提出准备再次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制订第四个一号文件。对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解决的问题，万里于9月5日召集田纪云副总理和农研室主任杜润生、农业部部长何康、商业部部长刘毅等人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于9月13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汇报。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我国当前粮食生产供销形势中，粮食“卖难”、“存难”、“运难”的情况突出，是农村工作中急需解决的问题。1984年秋粮正在陆续登场，一些地方的粮库暴满，农村集市上的粮价下缺（集市价一般的已低于国家收购价的15%左右）。谷贱伤农，这种情况已经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据书记处会议分析，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全面增产，主要农产品供应紧缺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粮食总产已从改革前的6000亿斤提高到8000多亿斤（1984年），6年间增产2000多亿斤；我国从1949年到1957年增产2000亿斤粮食。用了8年时间：从1958年到1978年再增产2000亿斤粮食，用了20年的时间。所以应该说，改革以来粮食增产的速度较快，成绩很大。但是，总的说来，我国粮食生产仍然是低水平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较低，所以粮食过剩，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剩，粮食并没有真正过多。这表明，农村建立生产责任制后，农村流通体制的改革滞后，导致农业生产发生了种种不协调的现象，特别是其中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虽然曾经起了保证供给的作用，但现在已不适应农村新的情况。会议决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主要研究进一步改革农村流通体制问题，在国家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
11月5日至22日，各省农口负责人来京参加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预备会，汇集各省调查材料和各地提出的有关问题，研究、酝酿将要起草的文件的框架、要点。
12月5日至22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12月14日，万里到会讲话12月27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修改文件草稿，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名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的第四个中央一号文件。
这个文件制订的最重要的政策是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即宣布从1985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生猪、水产品和蔬菜也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其他统派产品，也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同时，国家决定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这是在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民已成为相对独立商品生产经营者后，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及时扩大市场调节，为在农村建立市场机制作的大胆尝试。小平同志说这个文件在改革上“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
第五个中央一号文件
1985年6月，全国完成了政社分设和建乡工作，至此，实际上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8月3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由万里提出、会议决定：要准备搞第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同时，在这次会上证实，当年农业减产已成定局。但在此之前，就不断传来这种消息，为此，农研室曾于5月29日至6月9日召开了西北五省、其他地区的七省（产粮大省）和农口各部负责人的三次形势分析会。随后，又派出几个组下去进行了调查。减产原因，除自然灾害外，主要是宏观失控，农民在调整产业结构时，粮田播种面积减少过多，达6900万亩（相当于改革以来前6年每年平均调减面积的6倍），致使粮食大幅减产（减了550亿斤）。
文件起草小组于9月4日组成，并开始了文件研究工作，到10月7日完成初稿。11月26日至12月4日，召开了部分省的农口负责人会议讨论、修改初稿。12月5日至12月18日召开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19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修改文件，对文件改动较大。12月27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部署》。这个文件主要是针对农村改革以来由于放松了对农业物质技术基础的加强，农业开始面临停滞、徘徊的局面，强调了要进一步摆正农业的基础地位，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也就是要在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抓好发展和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这个文件为80年代后半期增强农业后劲的工作揭开了序幕。
综上所述，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按照邓小平理论，基本上一步一步地突破原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模式，创造出了一个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模式。我国改革前，农村所走道路，从内容到形式，是照抄原苏联的，即基本上是苏联“农业公社”（1919年）、“合作化”（1924年前后）、“集体化”（1928年后）道路的一套作法。现在中国农业改革后发展起来的自己的模式，实际上已经根本改变了照搬苏联的旧模式。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