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打击，从重从快，1983年初的中国，社会治安一度恶化，邓小平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发动了第一次“严打”斗争。
“严打”十分必要
1983年7月19日，盛夏时节，小平同志在北戴河找我谈了一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问题。他分析了什么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以下简体“严打”），为什么要“严打”这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他精辟指出：“‘严打’就是加强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同过去一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思维敏捷，洞察及微，言语明晰，记忆力强。
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相当大的一部分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大好形势下，社会治安不好，成为公安司法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1980年至1982年，在党中央领导下，依照《刑事》、《刑法诉讼法》，连续开展了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但由于对刑事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完全一致，实行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方针思想不够统一，对刑事犯罪分子心慈手软，打打停停，摇摇摆摆，零打碎敲，软弱无力，从而出现了“坏人不怕法，好人怕坏人”的不正常状况，导致刑事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狂。
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及时作出开展“严打”战役的决策，他针对有人“怕搞错两类矛盾”，直截了当地指出，就是应该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1983年4月，我从司法部调回公安部。在这前后几个月间，连续发生了多起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公安部党组研究了治安形势，7月16日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提出了我们认为急待解决的一些紧迫问题。
17日我到了北戴河，第二天向王瑞林同志询问小平同志看到报告没有，有什么指示？出乎意料，他告诉我：“小平同志正要找你，有意见同你谈哩。”
小平同志对这次“严打”的战略决策，结束了几年来打击刑事犯罪徘徊不前的局面。从1983的8月起，全国开展了持续三年、分三个战役的统一行动，集中打击。这一场“严打”斗争，在明确的思想指导下，步调一致，行动迅速，当年8月、9月两个月，全国各大中城市就依法收容审查、拘留、劳动教养和逮捕了一大批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并给予了各种应得的法律制裁。“严打”的效果非常显着，治安形势迅速改观。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同他1982年提出依法从重从严打击经济犯罪一样，贯穿着“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两手抓”的指导思想，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历史上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7月19日上午9时，我遵约到了小平同志住处，彭真同志和张洁清同志也来了。小平同志手里拿着我们写的报告，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这个报告不解决问题。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长，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小平同志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就不能解决问题。”
小平同志态度非常坚决。他说：“搞得不痛不痒的不行，这样搞是不得人心的。”他提出：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二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他进一步指出：“严就能治住”，我们不叫搞运动，是不搞整人的运动，但集中打击刑事犯罪还必须发动群众，只是不叫运动的运动。他要求对刑事犯罪分子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对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人贩子、老鸨儿等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小平同志强调：“不能让犯罪的人无所畏惧”，“这就是加强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
彭真同志对小平同志提出开展“严打”战役的决策，非常赞成。他认为这个决策能够从根本上扭转软弱涣散的被动局面。从这以后，公安司法机关在党的领导下，从1983年8月至1987年初，持续进行三个战役的“严打”。依我看，这次“严打”战役，意义极为深远，就其指导思想、气势、规模和效果来说，是继1950年到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又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严打”成效卓着
1983年7月20日公安部立即在北戴河召集部分省市的公安和政法领导干部开会。我传达了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和彭真同志的指示，组织学习和研究作战方案。经党中央批准，8月2日，陈丕显同志主持召开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经过大会充分讨论，大家一致拥护小平的指示，决心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接着，8月25日，党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从8月到年底实施了第一战役的第一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中城市，或失或后地陆续统一行动、集中打击。这一次打击是很有力量的。犹如撒下了天罗地网，犯罪分子纷纷就擒。在此期间，群众检举近150万件，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7万多名，投案自首的10万多名。
在小平同志的正确思想指导下开展的“严打”战役，意志统一，目标明确，进展顺利，发展健康，成效极为显着。经过这一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被震下去了，各种公共场所秩序好转了，妇女上夜班不要家人护送了，保障了生产安全，维护了社会安定。“严打”行动，大得人心，大快人心。
小平同志对“严打”战役的决策，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典范。正确的思想产生正确的决策，在正确决策指导下的行动，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严打”战役给广大人民生活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严打”要贯彻始终
“严打”的巨大效应，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984年继续开展第一战役第二仗，案件继续下降，人民群众获得广泛的安全感。但1985年转入第三战役以后，对于是否坚持“严打”战役又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有的说打击面宽了，个别地方一度出现过“复查风”，少数不知悔改的犯罪分子翻案，以至刚刚纠正过来的软弱涣散倾向又有重新抬头的苗头，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不安。1985年春召开了全国政法工作会议，陈丕显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虽然出现这样的小反复，或轻或重地影响了点工作，但由于继续坚持了“严打”战役，1985年刑事案件数仍然保持了较低的水平，社会治安明显的好转，流氓团伙的骚扰破坏继续大幅度减少，反革命案件逐年减少，治安案件也相应有所减少。1986年，因为“严打”声势逐步减弱，特别是各种配套的综合治理工作结合得不够有力，盗窃大案成倍增加，在总案件中占80%左右。对此，群众意见很多。但大数地方治安秩序较好，群众仍然有安全感。
“严打”斗争和刑事犯罪活动出现波动，并不奇怪。犯罪现象是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的表现之一，也是社会各种消极现象的综合反映。从主观上来看，一个好的方针和行之有效的政策，不能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是犯罪反复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986年1月17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了话。他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就是要从具体案件抓起。”“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屡教屡犯的多得很，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且很熟练，更会对付公安司法机关了。对这样的罪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迷信职业活动和反动会道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加重判处？”他说：“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总要依法杀一些人。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小平同志再次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只有一手不行。四个坚持为什么有一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
三年“严打”战役的实践充分证明，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重要一环。没有大局的稳定，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严打”为改革开放服务
“严打”战役的巨大效果，从一个方面说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非常重要，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重要环节。人民民主专政同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其他三项同样重要。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大陆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产生犯罪的根源。因此，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时刻提高警惕。必须毫不动摇地理直气壮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毫不懈怠地长期坚持做好各项工作，维护社会安定，保卫国家长治久安。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打击敌对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经济犯罪分子和处置突发事件等各项工作，很重视反腐败斗争，领导坚强有力，公安司法工作的形势很好。
在工作中，如何贯彻运用小平同志关于“严打”的指导思想？我有如下一些体会：
首先，要毫不含糊地坚持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只要还有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存在，还有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分子存在，就不能放松打击犯罪的斗争，对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要依法从重从快予以打击。
其次，持久地深入地开展和加强法制教育，加强改造罪犯、预防犯罪、强化管理和制度建设等多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使这些工作同“严打”密切结合起来。大力开展群众陆的综合治理，一个街道，一个厂矿，一个学校，一个村庄，认真逐个抓落实，使群众性的工作同公安司法机关的工作密切配合。
再次，建设强有力的公安司法队伍，必须有一支具有快速反应能力，能迅速侦破大案和恶性案件，有效地处理、解决各种治安问题的队伍。公安司法队伍要具有很高的政治、业务和法律素质。这方面，小平同志有过许多重要指示。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建设一支数量足够、质量很高、装备完善、有战斗力的公安司法队伍，是十分必要的。
全国解放以后，小平同志在党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间，多次主持讨论公安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公安保卫和整个政法工作有过大量的指示。对我个人来说，1983年7月这次谈话是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我把这次谈话和随后的实践，看作自己一生受到的最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