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项议程——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滋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紧急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尔后他就《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下简称《告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由于国际代表的报告很长，加上他讲一段还得由瞿秋白同志替他翻译一段，这样他的报告就花去了将近一个上午的时间。国际代表报告完毕，我随即向大家指出：国际代表的报告中包括几个重要问题：一、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二、工人问题；三、农民问题；四、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五、对国际的关系问题。并向大家说明：这个报告常委已经接受，现在各同志可以发言。
毛泽东同志首先发言，着重讲了四个问题：第一是国民党问题，批评党的领导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是去做主人而只是去做客人的错误。第二是农民问题，指出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但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第三是军事问题，批评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指出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他强调说，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要求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是组织问题，指出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是在党领导革命的根本性问题上，不但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而且提出了对尔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指针。
随后发言的中夏、和森、亦农、弼时等同志都指出，五次大会后党中央机会主义领导的中心在于强调联合小资产阶级，拒绝执行大会关于土地革命的决议。所谓联合小资产阶级，实际只看见上层，却不见群众。
为了向上层让步，把国民革命引向深入发展阶段的关键——土地革命束之高阁。亦农还指出党不注意为夺取政权而掌握武装。和森还指出：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厉害，并自我批评说，他是过去政治局的一员，应负此错误的责任。弼时还指出机会主义者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斗争。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秋白只对《告党员书》提了几点需要补充的意见。
发言者都表示拥护国际代表的报告，同意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都着重地揭发和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领导的错误。由于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我便建议停止讨论，由国际代表作结论。接着，国际代表对鲍罗廷、罗易、威径斯基的错误问题，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问题，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民族革命中的几个矛盾问题，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并提议对《告党员书》在原则上付诸表决。这个《告党员书》，是由国际代表罗明纳滋起草的，并由瞿秋白同志在8月6日晚上连夜翻译成中文。在会上，瞿秋白同志把它念了一遍，大家就在原则上一致通过了。并决定以瞿秋白、我和苏兆征三人组成委员会进行文字修改。
第二项议程——瞿秋白同志代表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秋白不是五人常委的成员，为什么却能代表常委向八七会议作报告？这是因为秋白在7月中旬由武汉赴庐山，下旬已从庐山回到武汉，参加了中央常委的领导工作，并主持了“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秋白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随后，他又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为了使这一斗争策略付诸实现，他提出了三条具体方针，第一，要更加注意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第二，为了纠正过去的错误，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第三，要在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最后，秋白提出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交会议讨论通过，同时要求会议对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予以追认。
接着，我依次将常委与国际代表起草的三个议决案，即《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一一提请大家讨论。在讨论这三个议决案时，都是先由秋白宣读议决草案全文，经大家发表意见后，由秋白作结论或由国际代表答复问题。会议决定，三个议决案的文字修改权交临时政治局，政治局应将会议讨论通过的新政策发布各地。
第三项议程——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开始，先由国际代表提议政治局委员7人，候补委员5人，并提出候选人名单付诸讨论。讨论中，我和蔡和森等主张让毛泽东加入政治局，而毛泽东却一再提出，他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不能加入政治局。后来，国际代表认为可将名单付表决。表决前决定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各增二名。表决结果，选出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9人，候补委员7人。9名正式委员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彭湃、任弼时；7名候补委员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选举完毕，我宣布会议圆满结束。
会议结束以后，8月9日，由秋自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秋白、兆征、罗迈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兆征兼管工委，我兼管组织部和秘书厅。
为什么大家都推选瞿秋白同志负责？我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秋白在当时是比较适当的人选。建党初期秋白即在中央担任宣传和理论方面的负责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治主张，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有贡献。在陈独秀推行投降主义时，他曾进行过抵制。他在党的“五大”时，发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这篇文章是1927年2月写的，是驳斥彭述之的谬论的，彭述之与陈独秀的根本观点是一致的，批判彭述之，实际上也是批判陈独秀。在当时，这是有系统地驳斥投降主义观点的一篇文章。党的“五大”时，他把这篇文章发给代表们看，也送给我看，问我的意见，我说赞成。后来，这篇文章还印成了单行本。由于瞿秋白同志的理论水平比较高，无论是反对戴季陶主义，还是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他的旗帜都比较鲜明。所以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被撤销以后，大家很自然地就推选了他。
有的同志提出，当时应不应该让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现在回过头来看，1927年7月间陈独秀拒绝去共产国际，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但“八七”会议主要是批判他所代表的投降主义，应当要他参加会议，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在这里附带地叙述一下陈独秀问题的处理经过。“八七”会议前后，陈独秀住在汉口前花楼，黄玢然继续在他那里当秘书。“八七”会议后，秋白和我到他那里，把“八七”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国际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但他坚持不去，并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后来，党中央于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陆续迁到上海，也照顾他迁居上海。秋白和我又一次去看他，劝他去共产国际，他仍然坚持不去。当时党中央对他的态度是对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也没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直到1929年他发展到有组织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1月15日，才被中央开除出党。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一时的错误，而是如前所述，有他的“二次革命论”作为根源的。因此，他当时对待错误的态度很顽固，以致后来堕落到同托派相结合。陈独秀从1921年党00的成立到1927年7月下台，前后当了6年的总书记（开始称书记，“二大”、“三大”称委员长，“四大”、“五大”称总书记）o在这期间，特别是在建党初期，他是为党做了工作的，我们对他要进行具体分析，要历史地看问题，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功过。以前某些历史书把他的名字根本抹掉是不对的，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他的照片是对的。目前对陈独秀有三种看法：一说他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说他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一说对他要一分为二。我赞成他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对他在党的历史上的是非功过要一分为二。
对八七会议的评价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不开这个紧急会议，就不能纠正我们党中央领导机关所犯的投降主义错误，就不能确定新的方针和政策，就不能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1927年8月7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但是，“八七”会议也是有缺点、错误的。它的主要缺点是“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同时在组织上开始了惩办主义的过火斗争。
当时党在理论上和经验上还属幼年，还很不成熟。在“八七”会议上和会议以后，还不能对陈独秀投降主义在理论上思想上作系统正确的分析和清算，也不能对新的方针和政策在理论上思想上作系统正确的分析和阐释。尤其是党第一次遇到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大批同志和革命群众被敌人逮捕杀害了。许多不坚定的分子和投机分子跑的跑，叛变的叛变。那时报纸的广告栏里，常常登载着一排排退出共产党的声明。当时留在党内的同志，看到革命被陈独秀投降主义断送了，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一股愤恨的情绪和拚命的精神。特别是在革命干部中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他们具有赴汤蹈火的革命决心，却还缺少无产阶级的坚韧精神，这种“左”倾情绪更容易滋生起来。在“八七”会议上，这种情绪是有反映的。会议的文件中就有“左”的东西。我自己就有一种“左”的情绪。那时“左”比右好的观点就已发生，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1927年11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同时组织上的惩办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
在“八七”会议的“左”倾错误中还有重要一点，就是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在1927年附和了蒋介石的反革命以后，便笼统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以后在党内长期把蒋介石反动统治宠统称为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这种把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同样对待的“左”倾政策，给党在白区和根据地的工作带来重大损失。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才改正了这个错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此外，“八七”会议还有其他的缺点，这里不再具体叙述了。
“八七”会议以后，在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迅速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大大鼓舞了广大党员的斗志。许多优秀共产党员率领广大革命群众，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各省部分地区纷纷举行了武装暴动，同时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恢复、重建和整顿党的组织，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机关，组织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出版党内刊物，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新的斗争，从而把党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中挽救出来，胜利地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当时，毛泽东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到湖南负责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党的湖南省委，建立工农武装，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随后，他根据当时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把战略上的退却和进攻巧妙地结合起来，率领秋收起义剩下来的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步解决了“八七”会议和后来的“六大”所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增添了新的内容，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