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黯然下野，中共中央由谁来领班？瞿秋白异军突起是谁人支持？邓小平在会议期间做了什么重要工作？在汉口鄱阳街的小弄堂里，中国共产党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的内幕写真……
八七会议的历史背景
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失败的紧急关头召开的。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回忆起当时会议的一些情况，记录于后。1924年到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我们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曾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但在1927年遭到了失败。
这次大革命之所以遭到失败，在客观方面，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同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包括江浙财阀）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反对中国革命。它们的势力很强大，特别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势力的主要集中地长江流域。在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占领武汉、南昌、南京、上海以后，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和封建势力，就伸出千百只手来，先把蒋介石拉了过去，随后又把江精卫等拉了过去。在主观方面，主要是由于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的领导。那时，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经验是很不足的，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还缺乏统一的了解，对领导权的问题、武装斗争的问题、统一战线的问题，都认识不够。正因为党还处在幼年时期，陈独秀为首的投降主义才得以在1927年上半年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当时，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自愿地放弃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以致当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进行有效的反抗。
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二次革命论。他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要待到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因此，他没有在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实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思想准备。他反对共产党创建自己领导的军队，而把国民革命军全部让给国民党去领导，并帮助国民党去扩大和巩固它。当北伐军胜利占取长江中、下游，农民革命高涨时，他又不敢放手武装农民，夺取农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却依靠上层谈判，而谈判则往往以退让、妥协告终。
陈独秀投降主义助长了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从1927年“四一二”开始，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和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策动、收买和支持下，先后在上海、广州、长沙等地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同时，汪精卫集团也加速了叛变革命的步伐。6月，汪精卫解除鲍罗廷国民政府最高顾问的职务；纵容朱培德在江西强制“礼送”共产党人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出境，并派兵搜查革命群众团体；表面上决定对湖南马日事变采取所谓和平解决办法，实际上支持何键、许克祥等反动派继续实行白色恐怖，等等。这一切都是汪精卫等准备全面叛变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步骤。
就在上海、广州、长沙等地发生反革命政变之后和武汉发生反革命政变以前，我于1927年6月下旬到武汉就任党中央组织部长职（五届一中全会决定调我任中央组织部长）。我到达武汉时，陈独秀还在主持工作，党中央机关内部的情况很混乱。6月30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陈独秀提出一个所谓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这个议决案是陈独秀投降主义在政治上的最突出的暴露，是一个彻头彻尾地放弃领导权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的钢领。在讨论时，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代表团中央提出一个批评这个“议决案”的书面意见，当面交给陈独秀。陈独秀看了大发雷霆，也不传阅，就把它撕得粉碎，扔在地下，用脚踏上。任弼时同志要求发言解释，陈独秀横蛮拒绝，以致大家不便多发言，而集投降主义错误大成的十一条也就不明不白地通过了。
接着，在7月4日以后到7月12日以前，党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鲍罗廷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估计这时鲍罗廷已经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斥责投降主义、调回鲍罗廷及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训令，但鲍罗廷没说有这个训令。）这次会议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国内组织一个5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成员有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和我。在五人常委中为什么没有瞿秋白，我至今搞不清楚。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里说：“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按指鲍罗廷）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他还说：“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作的《党史报告》中也说：“当时国际对于中国的指导有不少电报来，可是党没有看到，都到了老鲍袋里去了，并且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5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同志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5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就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这次改组中央领导机构，虽然还谈不上已经是对投降主义的纠正，但开始改变了右倾投降主义统治我党中央的状况，改变了向汪精卫反动集团一味退让的政策。7月13日，我党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等所把持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我党同志退出政府。这是我们党改变政策的开始。
与此同时，汪精卫于7月14日晚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计划。7月15日又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了革命。接着，在武汉地区公开向革命力量进攻，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遭到失败。
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不久，新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来了。在这前后，罗易和鲍罗廷走了。罗易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也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代表。1927年6月5日，他把在6月1日接到的共产国际给他和鲍罗廷的电报交给汪精卫看，让汪精卫找到了背叛革命的借口，所以共产国际很快就把他调回去了。鲍罗廷是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我党在7月13日发表对政局的宣言后，他随即和瞿秋白一起到了庐山，7月下旬他从庐山回到武汉，随即回国。罗明纳兹是7月下旬到达武汉的。当时，五人常委开了一次会，罗明纳兹在会上传达了国际的指示，作了批判陈独秀的报告。那时，五人常委代行中央职权。在五人常委掌权期间，主要决定了三件大事：
第一是同意举行南昌起义。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五人常委派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前往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一部分力量，重回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老军阀。旋因军事形势变化，敌情紧急，李立三同志等一致向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征得当时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同志的同意。政治局常委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派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委员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遂于8月1日胜利地举行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这里附带提一下张国焘的问题。过去只记得他有问题，但具体问题是什么记不得了。现在查阅1927年10月李立三写的《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和其他有关历史资料，得知原来政治局常委同意南昌起义的建议后，同时报告了共产国际。国际复电说，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把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常委派张国焘去前方传达国际电示，张借此反对起义。前委同志都不同意他的意见，经过两次激烈争论，张始同意举行。由于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都到前线去了，到召开八七会议时，在武汉的常委仅剩下张太雷和我两个人。瞿秋白同志在“八一”以前已回到中央，参加并主持八七会议的准备工作。
第二是决定发动秋收起义。这是五人常委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至7月下旬这段时间里决定的。根据这一决定，中央在8月3日以前就草拟好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草案。随后中央农民部还根据《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草案，为中央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8月3日，中央便作出决定，通知各有关省委。《大纲》明确要求在上述四省组织秋收暴动，并规定了秋收起义的战略。“八七”会议在讨论《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时，我又向大家说明：中央农民部已根据《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草案拟定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这样，五人常委会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就得到了八七会议的追认。中央除通知有关各省坚决配合八一起义军的行动外，并于8月8日致电前委，指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斗争。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
第三是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中央紧急会议原来准备在7月28日举行，并由秋白、太雷和我与国际代表一起进行筹备工作。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交通困难，28日未能集会，而先由常委发出7月29日的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书，同时设法召集附近各省代表准备开会。到了8月3日，常委讨论了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程。可是，仍然因为时局紧张，交通非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直到8月7日，出席会议的人仍不能到齐，中央委员到了不过半数，各地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的新任书记邓中夏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便只有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人开会。因此，这次会议既不叫中央全会，也不叫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是叫中央紧急会议。
五人中央常委除了决定这三件大事之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工作。例如，在“八七”会议以前，各路退下来的大批干部，大部分到了武汉。那时我和陈乔年任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我们按照中央规定的三项办法进行安排：凡能秘密返回原地原籍工作的便派回原地原籍；不能返回原地原籍的，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分（包括一些党外进步人士）派到南昌参加起义。此外，还有一小部分送往莫斯科学习。
以上情况表明，“八七”会议是在我党中央领导机关犯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之后，在非常困难和非常危险的时刻，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内同志的要求召开的。当时召开这个会议是完全必要的。
“八七”会议的经过
“八七”会议是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数，我过去回忆是二十几个人。现据八七会议记录记载，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共计21个人。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李震瀛、陆沉、毛泽东、杨匏安、王荷波、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罗迈（就是我）等人参加了会议。同时，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小平同志。当时，他任党中央秘书处长。此外，国际代表罗明纳滋和其他两个俄国同志也出席了会议。虽然出席会议的人不多，但因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却花了三天工夫，将他们一个一个地带进会场。一进一出前后花了六天工夫。
“八七”会议的会场，设在汉口市原三教街41号（现在是鄱阳街139号）。这是一座公寓式的房子，会场选在楼上的一间房内。当时我对会场的安全负有责任，对这个地方的环境和条件很注意，因而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邓小平、陆定一同志也都认定这个地方是“八七”会议会场所在，因而现在中共武汉市委决定在这里陈列会议有关文物，开馆展览。
由于环境险恶，“八七”会议由上午到晚上只开了一天。
会议由我担任主席。我代表常委首先向大家报告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随后宣布这次会议的三项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