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武汉郁郁归乡后，即统筹谋划湘赣边界秋收暴动。毛泽东是否也是城市中心论的信奉者？其转战罗霄山脉，是形势所迫还是早有预见？毛泽东进军井冈山地区又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呢？
秋收起义和我军的初创时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民进行秋收起义。
当时，南方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们普遍要求进行土地革命，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这种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不仅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也使陈独秀机会主义分子们感到害怕。继蒋介石在上海一手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长沙的“马日事变”，是反动派向湖南工农群众杀来的第一刀。接着，7月15日，武汉的国民党也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党为了挽救革命，粉碎反革命的进攻，决定首先在这些有着雄厚、广大的农民运动基础的省份，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派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去领导当地的起义。
党一开始就是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不但向人民指出了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而且积极地领导人民行动起来。这是秋收起义能够迅速发动的根本原因。同时，未赶上南昌起义行动的一部分部队，退入了农村，与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成为起义中的军事骨干，并使秋收起义的武装迅速地形成了具有一定战斗能力的军队。应该特别提到秋收起义中主要的一支部队，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湘、鄂、赣三省边境收集起来的部队。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其余的就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的工人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醴陵的起义农民。警卫团开始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扎在修水县城。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秋收起义开始于1927年9月9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一团从修水上发，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企图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收编的丘国轩部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全被打垮。三团在东门市受到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浏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攻，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在芦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1000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便立刻进行整顿。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这一连串的挫折面前，在这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慌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如果不迅速地处理他们，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5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悍得多。
接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扫清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表面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服的。记得，起初甚至没收地主的一个鸡蛋，也要由士兵委员会来平分。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方面，也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今天的条件已经不同，因而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生活待遇上，有某些差别，在目前还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当年1O月初，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情绪始终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去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
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久，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当时四连有两个排，随着毛泽东同志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四连一共剩下30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桂东一带活动，一个月后，在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师了。
部队开到井冈山，立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争取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由于革命发展不平衡，在革命的低潮时期，革命力量总退却的时期，我们却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赣、湘两省边境的井冈山农村展开了游击战，打倒土豪，分配土地，建立小块根据地。这样，在农村的进攻，也掩护了城市的退却，后来有许多党的干部，被送到游击根据地来，送到武装部队中来。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城市的战略任务的伟大开端。当然，要彻底完成这个战略任务，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因为当时我们控制的还只是些零星的农村阵地，还不巩固，也不连贯，远不能形成对城市的包围。
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这句口号具体地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切结合、互相作用的关系；也说明了只有在实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才能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那时候，部队一方面实行武装割据，进则主动打击敌人，退则周旋隐蔽，避免打无把握的仗，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打击反革命。每到达一地，每打完一仗，都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会。宁冈、永新、遂川、茶陵、泰和一带，都是这样地逐步建立了红色政权，成立了革命根据地。这样，不但把革命的红旗牢固地插在湘赣边界，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全国人民的最大希望；同时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教育、锻炼了部队。打茶陵回井冈山后，毛泽东同志亲手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指导着每一个指战员的行动。
部队内部继续进行着民主改革。各级党的组织、党代表制肯定下来了；各级政治部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更普遍建立，并起着积极的作用。官兵真正做到同甘共苦。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兵，平时用来驮病号。部队的改造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这是因为旧军队的一切坏习气、坏作风，还不断通过补充的俘虏兵反映出来。同时源源而来的参军农民。也带来了自由散漫、保守落后的东西。因此，经常要和这种侵袭作斗争。
经过这种经常的、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斗争，部队真正达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政治情绪高涨；极少有开小差的事例。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同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湘南返回井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上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
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发展，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先从行动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革命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
在革命军队的建设方面，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育下，也创立了无数宝贵的经验。例如，武装起义，一方面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部分有革命觉悟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这样才易于形成战斗力。但是，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即使有了大量的起义农民，有了军事骨干，部队还是没有灵魂。不经过政治改造，起义的农民缺乏组织纪律性，一触即溃；不经过政治改造，军事骨干不能同时是政治上的骨干，其军事骨干的作用就不能发挥。
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军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我军的整个历史，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历史上对于党的集体领导制，曾经发生过多次动摇，每一次动摇，都曾使部队在政治上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些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从政治、思想方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更加完整地建立了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织、制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的系统的建军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实践逐步完成的。到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建军的一套经验，便基本总结起来，这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几十年来，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罗荣桓）
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
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决不是盲目的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建立在对客观形势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具有远大战略远见的英明决策，是毛主席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光辉发展和伟大实践，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谱写了国际革命运动史上新的篇章，充实了马列主义理论的宝库。
我党在1927年“八七”紧急会后清算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没有被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屠杀所吓倒，1927年“七一五”国共分家后到1928年秋，计被屠杀了33.7万多人（单湖南就超过10万人），5万多共产党人只剩7000多人了。
我们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教训中。懂得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