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磕磕拌拌，多不顺利；党内对于中央领导的争执也此起彼伏，陈独秀权威受到挑战；如何支持工运、农运和学运成为左右派争论的焦点。党的四大就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在上海横浜路6号秘密召开了……
1925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
会议的安全工作是细致的。出席大会的每位代表被通知要带上英文课本，以备出现意外时迅速收起文件，以上课作掩护。同时，在一楼客堂的楼梯口下，有一根麻绳连着二楼的一个小铜铃，一旦出现险情时，在客堂担任警戒任务的工作人员就拉绳报险。
出席四大的代表共20人，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周恩来、陈潭秋、朱锦堂、彭述之、李立三、李启汉、李维汉、罗章龙、王荷波、项英、尹宽、杨殷、汪寿华等。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
会议由陈独秀主持。会上，陈独秀首先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维经斯基、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汪寿华等先后发言；各区和各地方委员会的代表以及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共代表向大会做了工作汇报。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国共产党如何进一步适应和领导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会议围绕这个中心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等。
蔡和森在他1926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曾这样指出：“在第四次大会，理论的根据和党的政策都非常正确，党内的各种错误和倾向也减少了。所以这次大会将党的理论和政策都变正确了。”尽管蔡和森对四大的这个评价并不很准确，但四大确实在一些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成果集中表现在上述四大宣言、党章及十一个议决案中。
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会议指出，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的经济基础，大部分是依赖外国资本主义之侵入，另一部分是勾结军阀政府，以重利盘剥国家，掠夺平民，这部分大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之工具，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
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观力量非常薄弱，在民族革命中，往往是起初利用工人农民，但运动发展到决胜负时，他们又欺骗无产阶级而与敌人妥协。
小商人手工者因外货入侵陷入破产的边缘，知识分子生活极为不安定，他们希望有一个德谟克拉西的革命。
农民在地主重租、军阀官厅的重税及外货的入侵下，不堪重负，已经起来斗争，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都参加了农民运动，这表明，他们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成分。
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有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他们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实践表明，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大会强调了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性，鲜明地指出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军。
会议认为，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一一作战，才能免得处在孤立地位。而农民因利害关系，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务必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同盟。
因此，为了团结农民，巩固与农民的联盟，大会通过了《对于农民问题议决案》，检查了党的农民运动政策，提出了一系列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和保护农民利益的措施。
大会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对党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工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做了具体的部署。
对于职工运动，会议要求加强对工人的政治宣传教育，充分重视工人中党的组织工作，把职工运动和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努力建立和发展工会，在中央和地方的工农部内，设职工运动委员会。会议专门对四大后党如何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作了具体规划。
对于青年工作，会议阐述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关系，指明青年团在政治上是要绝对地受党的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会议认为，目前最重要的青年工作有三个方面：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对这三个方面工作，会议均作了部署。
对于妇女工作，会议认定，妇女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力量，据此，规定了妇女运动的有关原则及党的妇女工作的办法，努力推动妇女走入革命阵营。
在党的各项工作蓬勃发展的时候，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四大强调要改善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检讨了过去党在宣传工作中的错误，认为党的宣传工作有重新整顿的必要，并从12个方面提出整顿的办法。议决案指出，党的宣传工作的主要目标必须根据大会关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关联和无产阶级在其中的真实力量及其特性——世界性和阶级性来确定，以端正党的理论方向。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党的宣传工作依此范畴融通各部，党员行动方有所准绳。
《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把党的组织问题作为党的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问题提了出来，认为组织问题的议决案若得不到实际的执行，党就不会前进，也不可能鼓动起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为此，四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扩大党的组织，大量吸收革命分子入党。
党的四大的主要功绩在于：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这次大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有了更加全面和完整的认识，明确提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四大的这个认识，事实上，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提了出来，这是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断深入的表现。
四大的最后一天，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中央执委选举产生之后，于当天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定由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五人组成中央局，并对中央执委的工作作了分工：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对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称谓由委员长改为总书记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罗章龙、王荷波任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张太雷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负责人。为了很好地贯彻四大会议精神，领导各地群众斗争，会上还决定将部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派驻各地：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堂驻安源。
党的四大历时11天，于1月22日闭幕。
会议闭幕后，代表们分批离开会场、离开上海，返回各自的岗位。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还处在探索的阶段中，因此，会议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足够的认识。但党的四大对中国革命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它为群众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四大后不久，五卅运动便狂飙突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