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
（四）以产业落后的原故，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因此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
（五）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广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代表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六）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严谨我们的纪律，以建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七）我们在国民党中，须注意下列各事：（1）在政治宣传上，保有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2）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3）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4）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
（八）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
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据说为马林所起草）中还提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从决议内容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大会主要反对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观点，对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等否认党的独立性的右倾观点也没有全盘接受。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宣言同共产国际一月决议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
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劳动运动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青年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并以大会名义发出了致日本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的两封信。
大会最后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共选出中央委员9人，按得票多少排列如下：陈独秀（40）、李大钊（37）、蔡和森（37）、王荷波（34）、毛泽东（34）、朱少连（32）、谭平山（30）、项得隆（27）、罗章龙（25）。并选出李汉俊、邓中夏、徐梅坤、邓培、张连光等5人为候补委员。张国焘只得了6票落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并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任会计。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这对促进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三大”统一战线确立
1922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会谈后返沪。根据对国民党和南方革命运动的考察，他认为，中国的革命在南方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国民党是一个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包括侨民、士兵、工人在内的多阶级联盟的政党，在工人中有广泛基础；国民党的党纲不仅使各种不同的团体都能加入进去，而且也使得社会主义者入党成为可能；由于共产党只能非法近进行工作，没有显着的成就，因此，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应加入国民党，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但共产党不能放弃独立。马林首先提出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这个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坚决反对。
4月6日，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致函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的维经斯基，以国共两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为主，详陈6条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并要求转告国际。
4月24日，马林返莫斯科汇报工作。26日，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到达广州，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达林以苏俄全权代表的身份会见了孙中山，并向孙中山提出国共两党建立平等的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的政策。达林的建议遭到孙中山的拒绝。孙中山表示，愿意联合共产党，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必须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反对两党平行的联合。于是，达林建议中共召开在广州的党团负责干部会议，再次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上，达林详细说明了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和实行国共合作的可行性。张太雷等支持这个建议，认为和国民党联合以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都是必要的。但大多数人仅表示同意支持孙中山，却反对加入国民党。会议最后初步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两党平等的党外合作的政策。
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公开提出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设想。7月，“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正式决定：“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第一步，“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决议案同时强调：“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但当中共中央致函国民党，建议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建立联合战线问题时，再次遭到孙中山的拒绝。
同年7月，马林抵达莫斯科，向国际提出党内合作的建议。7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接受马林的建议，要中共中央在接到通知后，“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即马林）密切联系下进行”。8月，又发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明确指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在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创建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以及组织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主张”。“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地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当月，马林携带国际的指示抵沪。当他得知中共“二大”仍坚持党外合作的主张后，便建议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问题。
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全体会议在杭州西湖举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出席了会议。会上，马林传达了国际的7月决定和8月指示，坚决主张党内合作，但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等一致反对。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为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条件下，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然而，党内大多数同志对这种做法仍存疑虑。西湖会议后，仅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中央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国际的指示实际上并未普遍执行。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夸大了国民党的力量，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一方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同时，决议却低估了新兴起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目前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中共“必须保持自己本身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机构”，“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同时，决议要求中共“对国民党施加影响，应当将它的力量和苏俄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从而把国共两党的内部合作与苏俄的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
中共中央为统一全党认识，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会议。大会听取了陈独秀代表党中央做的工作报告，集中讨论了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人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中外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加入国民党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等错误观点，但也不同意马林提出并得到陈独秀等人赞同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主张。大会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接受共产国际1月12日的决议，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但《议决案》同时强调，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大会发表了宣言，还通过了关于劳动问题、农民问题、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并选举产生由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委会选举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组成中央局（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并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同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拥护中共“三大”确立的国共合作方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内部合作的决议得到了全面的贯彻，这对20年代的中国革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