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维梁《中国古典文论新探》
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博士新著《中国古典文论新探》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前半部论《文心雕龙》，后半部谈诗话词话。作者认为：“中国古典文论专著中，成就最大、价值最高的是《文心雕龙》；大量中国古典文论所用的形式，以及所用的名目，是诗话、词话、曲话、文话的‘话’。《文心雕龙》这本巨著，加上诗话等种种‘话’，构成了中国古典文论的大部分，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将这两部分分而论之，合为一书，突出了个性，又昭明了共性，更因而凸现了这两大部分在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中的重要位置。虽然作者深知：“前人和时贤对中国古典文论的注解阐释，成果丰美。个别研究这要推陈出新，期望有所创获，并不是容易的事。”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作者锐意创新，一边做横的比较，将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的有关理论放在一起相互烛照，互为发明，一边坚持纵的继承，致力于“古为今用”，将中国古典文论移之于现代诗文，力图在这种“古为今用”的实际批评过程之中，开掘并证明中国古典文论的理论价值和渗透力，“为中国古典辩护”，同时也“说明中国古典的现代价值。”
横的比较首先体现在《文心雕龙》的中外比读。作者具有中外融合的视野和很强的科学实证意识，所以能够从实际批评入手，通过某些经过验证、富有质感而且可操作性和很强的理论原理的抽绎，凸现《文心雕龙》的理论肌质，并移之于西方文论体系为中国这部经典文论著作做出了较好的现代定位。当然，黄维梁先生这项研究也不是“空谷足音”，因为《文心雕龙》与世界对话为时甚早，据考证当始于唐朝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其时日本出版汉语诗集《怀凤藻》，中有虫麻吕作的《秋月于长王宅宴新罗客》诗序，行文间有“物色相召”等语实与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相契。至于该书流布西方，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综览·序》中认为当始于19世纪下半叶，1867年（清同治六年）“英国学者卫烈亚历撰《汉籍解题》，称‘《文心雕龙》是诗文评论的第一部著作’。半个多世纪后，苏联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于1926年在巴黎法兰西学院设讲座，作中国文学六讲，第一讲即介绍《文心雕龙》，称刘勰为‘公元五世纪著名诗学家’。”另外据统计，至1992年底为止，全世界各国各地区所出版的“龙学”专著共有142部、论文2419篇。但是，以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论并未真正实现与西方理论的平等对话，对此，黄维梁先生的结论是“中国古代文论在国际文论界毫无地位”，并且认为“这是不公平的”。笔者曾于今年4月赴北爱尔兰皇后大学参加“国际诗学语言学第16届大会”，并在会上重点介绍了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诗学理论。与会欧洲学者共有120多位，据会后小组讨论反映，多数学者也只是在听了我的发言以后才知道“中国很早就有类似《文心雕龙》这样可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相媲美的诗学理论”。可见黄先生所论确是事实。为了争取公平，黄先生呼吁中国文论要在当代国际文论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具体做法是以刘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的治学品格追求“诗学正义”，通过富于质感的实证研究而深契于西方文论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让中国诗学的理论意绪游走于古今中外，用自己独特的价值为世界文论体系贯注中国独有的诗学精神。为此，黄维梁博士这本《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奉“践证精神”为本，从《文心雕龙·辨骚》中看出“现代实际批评的雏形”，通过刘勰与新批评家文论思想的对接，抽绎出《文心雕龙》的现代学术意义。至于《文心雕龙》与亚氏《诗学》、韦勒克之《文学理论》以及其他西方当代文学理论之间的比较，作者都能以宏通的视野自由地挪用异质文论资源，通过双方的深层观照掘出二者能够通约的规律，的确发人深省。
黄维梁先生“平理若衡”这种冷静的治学品格加上以实际批评为其特色的研究发放同样也体现在“纵的继承”这种研究取向以上。作者在中国古典文论的迷宫之中“探幽访胜”，无论是“今谈”《文心雕龙·辨骚》，还是用《文心雕龙》“六观”法评析白先勇的《骨灰》，都以“践证精神”为本，植根于坚实的学理基础，而迥然有别于时下遂为流弊的内省直觉以及玄想意度学风，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作者“今读”《辨骚》，和刘勰一样也反对“准的无依”、“褒贬任声”。他从《知音》篇里拈出“六观”说，以为可以将“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宫商”这六个方面用来鉴照作品批评，以达深度认识。而作者本人的实际批评既以《文心雕龙·辨骚》为对象，也同样以“六观”法为“准的”对其条分缕析、擘肌析理，终而得出结论，认为“《辨骚》一篇是中国古代罕见的实际批评佳构，是一个现代实际批评的雏型”，而由于得益于博观通识，刘勰本人也就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批评家”，可见黄氏所论的确不是“褒贬任声”，自有其坚实的学理基础。显然，“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纵的继承”当先有“积学储宝”方能通观察变，赋予实际批评以深邃的穿透力。这一点见诸于黄氏“今读”《辨骚》、“六观”《骨灰》、“新论”《人间词话》，其间流泄着科学实证精神，深邃的哲学透视辅之以现代学术洞鉴，无疑提高了中国古典文论的科学品味，而这又正是其现代转型的重要理论前提。
上述两种研究取向溥泽于古今中外文学及文论作品的实际批评，其实质在追寻一种学术范式，以阐发抑或重构中国古典文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价值。黄维梁先生对此孜孜以求而又身体力行，将所思所得浇铸成这一部心血文字，为学界送来了一位学者对中国古典文论深沉的关怀，不由得使人肃然起敬。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视野通融，能够圆览古今、汇铸中西。王充《论衡》云：“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公木先生引时贤箴言，亦云：“知中而不知外，谓之鹿呰；知外而不知中，谓之转蓬。”比诸于黄维梁先生这部新著，可见此等理障既除，方能新见迭出，但就当今中国学界而言，“新见”固然重要，却远不及本书所昭示的研究范式那么突出。
（原载：《南方文坛》，1997年第1期，第3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