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代译学概述与中国译学研究
当代译学主要是指从文化层面对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交流实践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它诞生于目前国际经济一体化以及异质文化交融共铸的大文化背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门学科正日渐汇入国际学术主流，并对本学科的深度推进起着重要作用。自20世纪70至90年代，国际学术界译论勃兴，许多比较文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亦涉足这个领域，译学研究自此开始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其间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各种规则体系常出常新，新的学术共同体已然形成，其研究传统由于译介学的整合渗透也在明显转型，并试图从中获取它持续发展所急需的学术洞察力。这场范式变革拓展了译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提高了这一学科的科学品位，当然同时也深化了译学研究的学术境界。知识、思想、学术范式刷新了范式内容，使当代译学研究“自成高格”，为在新的世纪保持其在学术界的主流地位作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当代译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文化转向、理论渗透和学科整合。其目的是以跨文化的视野贯穿全局，并以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主线，重点进行中西译学的跨语际模式研究。这种研究既以文化模式为路径重返历史深度，又以多学科交相阐释以达其文化整合之目的，试图以综合手段，应和当代学术研究的涵摄品位，为译学研究别开生面、重铸学术内涵以及相应的学术范式作出应有的贡献。当代译学还对以下问题进行重点研究：译学与诗学模式、译学与语言学范式、译学的文化整合范式、译学与考据学、译学与阐释学、译学与跨语际实践、译学范式的科学品质及其对跨学科研究的启示、译学与比较文学学科思想、学术和知识层面的反思、译学研究与人文学科共享价值的体现、译学与学科知识的增长、译学理论模式的多元发展、译学研究操作智慧的成熟及其规则体系的重建等。
当代译学研究有别于传统的翻译研究，虽然它也十分重视“史识”的理论寻绎，但绝不是翻译“史实”的历史勾勒。其重点在理论寻绎和范式建构，同时基于西方人文学科研究的文化转向，并辅以多学科的交叉穿合，力图“透过现象看本质”，重“译理”，不重“译技”；虽然它并不无视“翻译技巧”对于跨语际文化传通的重要作用，但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它更重视“译技”对翻译实践在文化层面上的理论意义；更重要的是，翻译中的范式转向缘于文化的整合渗透，同时又试图通过相应的研究为跨文化整合提供理论模子，这无疑是当代译学研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两点应该提及：一是它特别强调“跨文化语际研究”这个概念以及相应的研究体系，同时将其区别于传统的译学研究，廓清了此前有关研究的理论误区；二是拈出“译学研究新范式”，以为跨文化语际研究及其理论建设的核心与关键，为译学研究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较为理性的学理基础。
综观近20年的国际译学研究，除学术体制化过程已经完成，学术成果累累，还可看出其学术肌理日益丰满、学理基础日趋扎实、学术品格渐臻完善。过去出入于语际间、国际间和文化间的单向平面描写已逐渐为双向、乃至多向、立体的动态深层阐释所取代。更重要的是学术境界豁然开朗，基于深邃学术思想的学术洞见正穿透某些盲点而逼近理想的学术境界，催生出至为成熟的学术范式，为21世纪的国际译学研究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西方当代译学理论及其范式变革重点探讨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以及比利时、荷兰、捷克学者的早期贡献、佐哈分层系统理论对译学研究的学理注入、图瑞对传统语言学及文化藩篱的范式超越、80 年代译学研究与文化整合范式的发展以及解构主义理论对当代西方译学范式变革的全新意义等理论问题。借助这些探讨，可以使我们了解西方当代译学研究及其范式变革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对中国译学研究范式变革的理论启示，对于时下的学术研究不无启迪。
中国当代译学研究应有两个明显的特色：一是将译学置于跨文化语际实践之中，凸显跨文化共通的译学规律，并加以系统的比较观照，而这正是当前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及其它人文学科研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其研究途径当为：在研究中时时考虑本学科与跨文化语际实践的整合，既注重事实概括与理论分析，又注重实证研究与理论升华的统一；二是努力做到融会贯通。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当代西方理论及其影响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因此，正如一位旅美学者最近所说，当代西方理论“对中国学人提出的挑战，大大超出了西方理论是否适合中国语境的老问题，更不是要不要反西方的问题；它真正的挑战是：中国学人处在当今剧烈变动中的全球文化格局里，应承担何种角色？或不承担何种角色？在跨语言、跨文化的学术和学科史研究中，中国学人能做出怎样的独特贡献？”【1】有了这样一种认识，中国当代译学研究的重点就不是现在一般所谓的“西化”还是“民族化”之类的论辨，而是对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探索，诸如：译学研究及其学科史的爬抉梳理能否落实在语际“互译性”之初、落实在语际之间相互碰撞、交融、冲突和翻译的历史进程之中？如果翻译和译学研究本身即是这个过程的产物、其学科发展史是否亦是如此？基于这种“互译性”所诞生的译学学科又是如何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另外，这种“互译性”的特质如何？它对中西文化之间的交融共铸（甚至“误解”）产生过（或将要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它对西方文化这个“他者”的诠释或翻译、以及反过来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自身认识又造成了怎样的历史性后果？其对文化本体论又提出了怎样的历史性挑战等等。【2】香港学者孔慧怡（Eva Hung）在其新著《翻译·文学·文化》一书的《总序》中说：“翻译研究作为一个新学科，在70年代就已经开始文化层面的探索，但我们对中国翻译传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未达到真正突破性的发展。”【3】力图从文化层面来探讨中国翻译传统，发掘中国译学传统中的精粹，探讨中国译学学科的范式建构，以便对21世纪的译学研究做出无愧于我国悠久翻译文化传统的独特贡献，这无疑是新世纪为我们所设定的一个战略目标。正是在这一点上，译学研究体现出了相应的时代性、科学性和前瞻性，因此而具有相应的学术价值。
2.译学范式的“文化转向”及其理论诘难
自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尤以90年代为代表），国际学术界译论勃兴，许多语言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亦涉足这个领域，译学自此开始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在这段时期，各种理论模式层出不穷，各种规则体系常出常新，新的学术共同体已然形成，“译学之为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已成学术共识，人们熟矜的研究传统由于相邻学科的整合渗透也在明显转型。译学更具宏观认识论意义的“文学渗透法则”业已提出，标志着译学新型范式的确立。这种范式既要关注深入的个案研究又要切入译学各体系，就其互动关系进行宏观透视，同时还要深掘译学多位系统的分层特征，以期达至“乘一总万”之“通论”。与此前静态的“宿语文化本位论”相比，译学新型范式却以动态的“迁移转换观”为其主要特征，这便动摇了既往译学重主体手段及译者个体创造的传统根基。1990 年，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与列夫维尔（Andre Lefevere）两人合作编成《翻译、历史与文化》【4】一书，其中收入如下篇目，即充分反映出了当代西方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及其理论视野：
a.Introduction：Proust’s Grandmother and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The ‘Cultural Turn’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re Lefevere and Susan Bassnett）b.Translation：Its Genealogy in the West （Andre Lefevere）c.Translation：TextandPre-Text.AdequacyandAcceptabilityin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alma Zlateva）d.Transla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Scepticism （Anne Mette Hjort）e.Translation in Oral Tradition as a Touchstone for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Maria Tymoczko）f.Translation，Colonialism and Poetics：Rabindranath Tagore in Two Worlds （Mahasweta Sengupta）g.Culture as Translation （Vladimir Macura）
h.Linguistic Polyphony as a Problem in Translation （Elzbieta Tabakowska）i.Linguistic Transcoding or Cultural Transfer？A Critique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Germany （Mary Snell-Hornby）j.Theorizing Feminist Discourse/Translation （Barbara Godard）k.Translation and Mass Media （Dirk Delabastita）l.Translating the Will to Knowledge：Prefaces and Canadian Literary Politics （Sherry Simon）m.Translation as Appropriation：The Case of Milan Kundera’s The Joke （Piotr Kuhiwozak）该书“引言”首先借作者Mary Snell-Hornby 之口开始奚落建立在17世纪科学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语言学范式，认为这种“科学”的译学主张旨在兜售所谓的“相对论”（relativity）。那些信奉这种译学范式的学者们基于自己的语言学传统家法一边抱住“等值”理论不放，一边又紧紧守住那种虚无缥缈的tertium comparationis（中间对照物，此处指介于源语和宿语之间的等值现象）译学观，幻想着能够重现当年罗马人的verbum pro（逐字对译）景观。但这种主张毕竟过于机械，局限于这种译学范式的学者们虽说“勇气可嘉”，可他们的理论背景囿于实证主义的桎梏，一如那些勇于登攀的探险家们，面前本来有绿洲一片却熟识无睹，非要等反复求证以后才肯承认眼前的确有那么一片“植物”（而非“绿洲”）。在Mary Snell-Hornby 看来，语言学抑或形式主义范式所倡导的都是一些“看不见的理论”（invisible theory），其理论建构无异于学术“乌托邦”，对此，真正意义上的译学研究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必须在“打入文本”的同时也着力研究文本的“外部现实”亦即文本的“文化语域”（cultural context），这是因为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创造活动总是同时受制于上述内外两种语域（doubly contextualized），而外部语域作为一种现实存在本来就天然地植根于两种不同的异质文化，翻译活动发生于某种文化语域、植根于某种文化同时又进入这种文化，故此译学研究从语词文本向文化语域转向，这便成了当今学术界天经地义的事情。
饶有趣味的是，为从根本上廓清语言学范式的某些理论误区，“文化转向”的始作俑者们还特地拈出为形式主义者们奉为至宝的规则、规范、契合条件、直译说以及功能等值说等理论要素进行讨论，一方面应和传统的古典人文精神，一方面回应当代西方整个人文学术界的文化转向潮流，所论多有创见，予人颇有启迪。
关于“规则、规范与契合条件”（rules，norms and appropriateness conditions），其创设的主要依据是形式主义者对于文本语言特征的片面强调。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他们将其理论模式硬性地规定为某些代不可易、一成不变的规则、规范抑或契合条件，认为它们可以“施之【5】四海”而皆准，却忽略了这些规则、规范抑或契合条件其特点是可以在主体间建立可以意会言传的媒介体系（intersubjectively mediated），而且，其主要功能却是要应和时代的变迁而对源文本进行适时的调整，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比如，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诗歌翻译所需满足的一个契合条件即是译诗必须押韵，这即是说比如在翻译希腊罗马古典诗歌的时候，哪怕原诗不押韵译诗也必须押韵；作为主体间相互可以意会言传的媒介体系，当时翻译古典诗歌所须遵循的一条规范是所有的译诗都必须保持“古典风范”，亦即凡属淫诗秽文处理时要么不译要么保留原诗存而不译。又比如，作为一部经典，《奥德赛》（Odyssey）主人公尤利西斯的译名即应因时因人而变，18世纪时普通平民喜欢拼作Ulysses，而一位古典文学教授却喜欢Odysseus 这种拼法，但就一部儿童读物而言，也许该部作品的许多细节都得净化，甚至连主人公的名字都会删减。再如，《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原文中本来有主人公在小人国皇宫面前撒尿想扑灭大火抢救皇宫这样一个细节，可在绝大多数的儿童读物中，这样一个细节却被删去了，其原因显然与对源文本进行适时的调整有关。因此Anne Mette Hjort（“Transla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Scepticism”一文的作者）认为，“规则、规范与契合条件”都会顺时而变，而“通变原则”才应该是翻译抑或译学研究的一条“通则”。我国唐代释彦悰《后画录·阎立本》说：“变古象今，天下取则”，正合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