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译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得以长足发展，但其学科雏形却滥觞于70年代。基于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理论滋养和比利时、荷兰与捷克学者的贡献，西方当代译学研究得以进行其文化整合范式的早期探索，从而导致了译学知识的层累叠加，也为译学范式的历史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但这个时期译学研究的关注重点还主要是译学文本的实证研究、翻译过程的描写以及文学翻译本身，跨学科合作与跨文化视野以及文化转向尚有待于80年代。
80年代初，列夫维尔（Andere Lefevere）和勃洛克（Raymond van den Broeck）等人当时正为从事更多的描写研究而努力，此时的拉姆伯特（Jose Lambert）却已跃上译学研究舞台，将更为宏阔的视野、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描写力更强的研究模式引入译学，为这个领域带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他认为，早期的译学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描写模式，但其具体的实施方法，他们却从来没有予以界定，同时，他们通用的研究方法也更多地具有直觉感悟的特点，离“科学系统性”还相去甚远。毫无疑问，拉姆伯特的范式转向意义深远，尤其对于译学研究这门学科的整体推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不过，就其理论渊源而言，尤值一提的还是一位以色列学者——佐哈（Itamar Even-Zohar）在这个领域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1978年，以色列学者佐哈（Itamar Even-Zohar）基于自己多年的研究终于推出力作《历史诗学文集》【1】。在这部文集中，佐哈首次引入“分层系统”（polysystem）这个术语，用以指称“文学系统集”（aggregate of literary systems）（这个集包括某种特定的文化里现存的各种文学样式，无论高雅/经典还是通俗/非经典的作品均皆囊括在内）。借助于这个概念，佐哈对翻译文学在文学史中两种不同的地位进行了区分：其一是所谓“基元创新功能”，旨在建立一些全新的文学样态或模式；其二是所谓“次级强化功能”，可以进一步强化现存的各种文学样态或文学模式。1980年，另一位年轻的以色列学者图瑞（Gideon Toury）出版了《翻译理论探索》【2】一书。书中他采用“分层系统”这个概念对影响“翻译抉择”的某些翻译标准（translation norms）进行爬抉梳理和界定，并将这些因素置入“翻译通论”这样一个更加宏大的框架之中予以考察研究。所论颇有新意，但只是推陈出新，其学理基础还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晚期诗学理论。当时他们正在从事一项庞大的课题研究，这项课题名为《希伯莱文学翻译迁入史》（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to Hebrew），而采用“分层系统”理论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完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研究年代和学术研究本身而言，这两位以色列学者和上述比利时、荷兰与捷克学者的相应研究如出一辙，这种暗合似乎正预示着译学研究在80年代的正式合流，直到今天我们仍可看出其中所蕴涵的历史影响。而且，译学研究之所以会在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小国”发轫，其演变轨迹本身也说明了文化渗透的整合力量，这无疑是西方译学基于文化转向进行范式变革的社会文化基础。首先，在学术上，比利时和荷兰学者一直与德国、捷克的文学和语言学界保持着紧密的接触，而以色列学者则与德国、俄国和英美学者有着长期的交往。其次，无论是以色列还是比利时/荷兰，双方的翻译观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这些国家都有这样一些特点，他们的知识分子都不太讲本土语言，他们的“民族”文学长期以来也深受周边“大国”文学的影响（比如荷兰之于德国、法国和英美，以色列之于德国、俄国和英美）。并且，相比之下，以色列的情况还更为糟糕，他们缺乏本土文学传统，没有本土文学经典，完全依靠外国语言文本来丰富本土文化，为其增加历史深度和历史纵深感。另外，更重要的是，基于商贸和政治方面的考虑，以色列文化也在整体上要完全依赖翻译，而在比利时/荷兰，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相辅相成，其地位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社会方面都因语言的多元互动而有所提升，然而在以色列，翻译则是关乎民族存亡的一件大事。和比利时/荷兰学者不同，他们倒可以把自己的国家看作是欧洲大陆的文化交汇点，而以色列学者却会发现自己的国家一直还在俄罗斯与西方、西方与“第三世界”之间的文化夹缝中求生存图发展，因此，翻译关乎国计民生，不是一件小事，更不是所谓雕虫小技。根茨勒（Edwin Gentzler）曾经转引恩格尔（Paul Engle）的话说：“一个词的准确翻译或许会在将来系天下安危于一身。”【3】此话对于一个在政治和外交上均无优势的中东国家或民族来讲，无疑别具深意。在这里，俄国文化与英美文化相激，穆斯林文化与犹太文化相撞，过去的社会历史影响犹在，人们操持多种语言而不只用一种语言交际，他们流浪四方而不祖居一地，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了解人们的过去、确认人们的文化身份，进而了解翻译自身及其本质。自此，翻译再也不是精英知识分子们日日把玩的文化游戏、也不是文学学科的注脚，而已成为某一文化区域乃至整个世界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因而译学研究向文化转向便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学术范式变革的内因推动所致。
“分层系统”理论当然与早期的译学研究有同有异。其相同处在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联系，比利时/荷兰学者在前期研究中提出理论主张，而以色列学者则将其看作理论公理予以延伸和发展，只是理论视野更为宏阔，善于在更加深邃的框架之中审视翻译等值与文学功能等理论问题，这样便使他们得以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来看待影响翻译过程的一些实际的翻译文本及其美学前提。其不同处主要表现在二者关于翻译的有关思路正好相反。早期的译学研究注重一对一的相互关系和等值的功能内涵，他们相信译者具有演绎等值文本的主观能力，并且认为这种能力反过来又会影响特定社会中的文学与文化成规。而主张“分层系统”理论的学者们其思路正好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宿语文化（亦称“宿语系统”）中的社会规范和文学成规会将译者的美学前提纳入自己的辖域，从而影响继后的各种翻译抉择。但无论怎麽说，“分层系统”理论都是早期译学研究的逻辑延伸，只是这种延伸之中有发展也有超越，其超越之处对于今天的译学研究意义重大，主要表现为他们打破了译学早期研究的传统藩篱，超越了语言学和文学范式的历史桎梏，进而导致文化转向，直接向文化范式的整合研究迈进。1981 年，佐哈与图瑞联手在《今日诗学》杂志上推出“翻译理论与跨文化关系”一文【4】，在“前言”中二人写到：“现代翻译理论曾经采用过功能（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完全以理论为基础，但在今天却不得不超越这个‘边界’。正像语言学边界已经被超越一样，也应该超越文学边界，这是因为翻译的本质在今天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呼唤引入一种文化符号学以作新的研究范式。”由于引入了这种新的文化范式，“分层系统”理论从而可以转换视角，开始将一系列新的课题纳入研究视野，这就使得译本以及异质文化之间所存在的文学关系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时也通过译文研究为某一既定文化其系统结构内部的文学关系、以及文学与语言学的实际发展提供了得以继续研究的理论前提。相对于早期译学研究注重翻译过程的理论阐发、关心个别文本是否成功的历时评价（以译本本身的纯文学性为出发点）等特点，“分层系统”理论却从共时视角出发，同时考虑宿语文化（以译本在该文化中的功能为出发点）和历史语境这两个方面。他们抛弃“规定模式”，着力描写翻译的多维过程，同时也对各种历史的文化产品进行细致的分析；他们摒弃了基于深层结构的某些语法/主题类型或具有相同功能的语言学特征，却代之以现代译学理论的“系统变化观”，因而彻底瓦解了早期译学研究某些静止机械的观念。这种变革所带来的便是描写对象的改变，单一文本的传译过程从此再也不是译学的描写对象，取而代之的却是翻译生产抑或整个文学系统内部的历史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