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转向”及其理论视野
“译学研究”这门学科目前在世界各地衍生发展，多元并进，日趋成熟，正以强劲的势头向21世纪推进。自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尤以90年代为代表），国际学术界译论勃兴，许多语言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亦涉足这个领域，译学自此开始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在这段时期，各种理论模式层出不穷，各种规则体系常出常新，新的学术共同体已然形成，“译学之为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已成学术共识，人们熟矜的研究传统由于相邻学科的整合渗透也在明显转型。译学更具宏观认识论意义的“文学渗透法则”业已提出，标志着译学新型范式的确立。这种范式既要关注深入的个案研究又要切入译学各体系，就其互动关系进行宏观透视，同时还要深掘译学多位系统的分层特征，以期达至“乘一总万”之“通论”。与此前静态的“宿语文化本位论”相比，译学新型范式却以动态的“迁移转换观”为其主要特征，这便动摇了既往译学重主体手段及译者个体创造的传统根基。1990年，巴斯涅（Susan Bassnett）与列夫维尔（Andre Lefevere）两人合作编成《翻译、历史与文化》【1】一书，其中收入如下篇目，即充分反映出了当代西方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及其理论视野：
a.Introduction：Proust’s Grandmother and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The ‘Cultural Turn’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re Lefevere and Susan Bassnett）b.Translation Its Genealogy in the West （Andre Lefevere）c.Translation：Text and Pre-Text.Adequacy and Acceptability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alma Zlateva）d.Transla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Scepticism （Anne Mette Hjort）e.Translation in Oral Tradition as a Touchstone for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Maria Tymoczko）f.Translation，Colonialism and Poetics：Rabindranath Tagore in Two Worlds （Mahasweta Sengupta）g.Culture as Translation （Vladimir Macura）
h.Linguistic Polyphony as a Problem in Translation （Elzbieta Tabakowska）i.Linguistic Transcoding or Cultural Transfer？A Critique of Translation Theory in Germany （Mary Snell-Hornby）j.Theorizing Feminist Discourse/Translation （Barbara Godard）k.Translation and Mass Media （Dirk Delabastita）l.Translating the Will to Knowledge：Prefaces and Canadian Literary Politics （Sherry Simon）m.Translation as Appropriation：The Case of Milan Kundera’s The Joke （Piotr Kuhiwozak）该书“引言”首先借作者Mary Snell-Hornby 之口开始奚落建立在17世纪科学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语言学范式，认为这种“科学”的译学主张旨在兜售所谓的“相对论”（relativity）。那些信奉这种译学范式的学者们基于自己的语言学传统家法一边抱住“等值”理论不放，一边又紧紧守住那种虚无缥缈的tertium comparationis（中间对照物，此处指介于源语和宿语之间的等值现象）译学观，幻想着能够重现当年罗马人的verbum pro（逐字对译）景观。但这种主张毕竟过于机械，局限于这种译学范式的学者们虽说“勇气可嘉”，可他们的理论背景囿于实证主义的桎梏，一如那些勇于登攀的探险家们，面前本来有绿洲一片却熟识无睹，非要等反复求证以后才肯承认眼前的确有那麽一片“植物（”而非“绿洲”）。在Mary Snell-Hornby 看来，语言学抑或形式主义范式所倡导的都是一些“看不见的理论”（invisible theory），其理论建构无异于学术“乌托邦”，对此，真正意义上的译学研究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必须在“打入文本”的同时也着力研究文本的“外部现实”亦即文本的“文化语域”（cultural context），这是因为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创造活动总是同时受制于上述内外两种语域（doubly contextualized），而外部语域作为一种现实存在本来就天然地植根于两种不同的异质文化，翻译活动发生于某种文化语域、植根于某种文化同时又进入这种文化，故此译学研究从语词文本向文化语域转向，这便成了当今学术界天经地义的事情。
2.“文化转向”及其理论诘难
饶有趣味的是，为从根本上廓清语言学范式的某些理论误区，“文化转向”的始作俑者们还特地拈出为形式主义者们奉为至宝的规则、规范、契合条件、直译说以及功能等值说等理论要素进行讨论，一方面应和传统的古典人文精神，一方面回应当代西方整个人文学术界的文化转向潮流，所论多有创见，予人颇有启迪。
关于“规则、规范与契合条件”（rules，norms and appropriateness conditions），其创设的主要依据是形式主义者对于文本语言特征的片面强调。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他们将其理论模式硬性地规定为某些代不可易、一成不变的规则、规范抑或契合条件，认为它们可以“施之四海”而皆准，却忽略了这些规则、规范抑或契合条件其特点是可以在主体间建立可以意会言传的媒介体系（intersubjectively mediated），而且，其主要功能却是要应和时代的变迁而对源文本进行适时的调整，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比如，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诗歌翻译所需满足的一个契合条件即是译诗必须押韵，这即是说比如在翻译希腊罗马古典诗歌的时候，哪怕原诗不押韵译诗也必须押韵；作为主体间相互可以意会言传的媒介体系，当时翻译古典诗歌所须遵循的一条规范是所有的译诗都必须保持“古典风范”，亦即凡属淫诗秽文处理时要麽不译要麽保留原诗存而不译。又比如，作为一部经典，《奥德赛》（Odyssey）主人公尤利西斯的译名即应因时因人而变，18世纪时普通平民喜欢拼作Ulysses，而一位古典文学教授却喜欢Odysseus 这种拼法，但就一部儿童读物而言，也许该部作品的许多细节都得净化，甚至连主人公的名字都会删减。再如，《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原文中本来有主人公在小人国皇宫面前撒尿想扑灭大火抢救皇宫这样一个细节，可在绝大多数的儿童读物中，这样一个细节却被删去了，其原因显然与对源文本进行适时的调整有关。因此Anne Mette Hjort（“Transla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Scepticism”一文的作者）认为，“规则、规范与契合条件”都会顺时而变，而“通变原则”才应该是翻译抑或译学研究的一条“通则”。我国唐代释彦悰《后画录·阎立本》说：“变古象今，天下取则”，正合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