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年底，露在格廷根住了6个星期的院：脚部开刀。每天下午，她仍在医院里给人进行分析治疗。稍后，安德烈亚斯进了这个医院的另一个房间，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后，悄悄地死了，没有痛苦，终年85岁。
这时，露发现了一件事：她丈夫在她的学生当中，甚至在她的同事当中很出名，而他们向她讲述的那个男人，她很陌生。好像真到了要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她还是忠于自己的性格，对这种揭示只感到高兴。
但她已到了身体机器开始出毛病的年龄。她的脚被迫开了两次刀，糖尿病使她不能再吃她喜欢的甜食。没什么比这更正常的了。她没有抱怨。后来，情况变得更糟了。
不久，弗洛伊德祝贺她———太晚了———过了60岁生日，他忘了她的生日。“也许，”他补充说，“我应该把那天应该说的所有祝贺的话和表示爱意的话都说一遍。”（露死后，他对一个朋友说：“我非常爱她，但奇怪得很，在性的方面毫无诱惑。”）
各类活动都停止了，露被迫休息，她趁此机会把记在心中的东西写成一本书，并给这本书起名为《我对弗洛伊德的感激》。
弗洛伊德欢呼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出现了一个罕见的榜样：她毫无保留地同意当他的弟子，同时，对大师的理论又保持完全独立的看法。
弗洛伊德对露的不同意见并没有感到恼怒，比如她关于上帝的观点。显然不是大家都这么看，不管他们是不是精神分析学家。他觉得不可能占有、不能占有、不能指定、不可缺少的东西，就是上帝。她只忠诚于上帝，这大家都知道。她曾长时间地谈论她的“宗教疗法”，在她看来，这是很有用的。她写道：“......可它总是冒着可能成为悲剧的危险，因为人们坚信没有任何东西复活，在这信念的后面，出现了一张耶稣受难图。”
在精神分析学家的圈子里，这部著作更多是受到批评的，但露不在乎。安娜写信给她说：“你让爸爸高兴极了！他放下手头正在阅读的东西，说：‘露真的是独一无二！她举世无双！’”
然而，她的身体上已经在走下坡路。她摔断了手臂，腰疼得她不得不卧床休息，后来，癌症又使她切除了一个乳房，于是，她不得不戴胸罩，并笑着说：“归根结底，尼采说得对。现在，我真的有了一个假胸！”
她并不孤独。小玛丽嫁给了一个木匠，夫妻俩和她一起住在一楼。他们生了几个孩子，带来了一些欢乐。他们把一日三餐端到她的房间里，木匠还加盖了一个阳台。她在家里安装了电话，可以跟几个要好的朋友打打电话。有关弗洛伊德的消息仍不时传来，他不断开刀。安娜呢，还是那么可爱。但露远离了精神分析学家的圈子，很久没有去参加会议了。身体的虚弱使她逐渐离开了心理治疗，尽管还有很多人写信来，要求得到她的指导。
纳粹占领了格廷根。他们是多么喜欢那座小城啊！1933年5月10日，在格廷根，像在柏林和德国的其他城市一样，狂热的大学生和当局者在大庭广众之下焚烧从公共图书馆里搬出来的图书：弗洛伊德、施尼茨勒①、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都在其中。焚书当着大学校长的面进行。
露对此不可能不知道。但无论是在她的《日记》中，还是在她的其他作品中，她对此只字未提。对她来说，希特勒并不存在。
她也不可能不知道柏林的“精神分析学家”组织中发生了什么事，艾廷贡被赶走了，德国精神分析学协会中的所有犹太人都被驱逐了，而荣格则迫不及待地庆祝这种驱逐。弗洛伊德呢？他被勒令把他所有的专业词汇都从精神分析学词汇中删去。他当然拒绝。
她也知道大师周围的很多人都移民了，包括他的许多亲人。然而，她还是呆在她的小屋里，埋头整理她的资料、手稿以及里尔克的信件———后莎乐美时代的信件。她还写了一部自传《爱情一瞥》，当然是有所夸张。
1933年7月，她最终加入了第三帝国的作家协会，并于1936年填了一份表格，注明自己是雅里安人出身。为了能发表作品，这是必不可少的手续。
随着希特勒的上台，伊丽莎白·弗罗斯特·尼采，尼采的那个著名妹妹，感到自己重新长出了翅膀。她又散布谣言，在格廷根造谣说那个可怕的俄国女人是犹太人，是芬兰的犹太人，她甚至还这样明确指出。据说，事实上，她的远祖确是犹太人，但已不知几代，员源世纪在阿维尼翁皈依天主教之前。即使人们知道这一事实，露也不会因此而陷入危险之中。然而，它引起了一个很不好的反应：1934年3月，她寄给耶纳出版社一部稿子《我今日加入了德国》。在圣彼得堡富裕的家庭里，从小就灌输这种古老的反犹太教育，所以她对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法也许并不陌生，然而，它只能得到一种结果：根据未经证实的资料，弗洛伊德教训了她一顿，她收回了她的稿子。
①施尼茨勒（1862—1931），匈牙利剧作家、小说家，当过医生，主要作品有《阿纳托尔》、《儿时恋爱》。
在她生命的最后转折关头，露要感谢两个男人，他们延缓了她的衰老。一个名叫约瑟夫·柯尼希，是个年轻的哲学家，克莱斯特①专家，他希望与露保持一种现代哲学倾向，这把露带回了当年与尼采和雷在一起的甜蜜时光，那时，露不谈别的东西。
第二个来访者更加重要，他现在还在世，名叫欧内斯特·普法伊弗。他来她家，是为一个患了神经衰弱的朋友寻求帮助的，而结果是他在接受她的分析，这种说法多少是有些依据的。他们深深地互相爱慕。现在，普法伊弗负责对露的纪念活动，关注有关她的作品的出版情况，寻找她未公开发表的作品。
1937年1月5日，露在睡眠中去世，将近73岁。她躲过了战争的恐惧，却没有躲过命运的讽刺。她希望自己能被火化，骨灰能撒掉，但德国的法律不允许她这样做。于是，善良的人们只好把她的骨灰盒移到格廷根市政墓地她丈夫的坟墓中。最后，安德烈亚斯还是赢了。
一年后，纳粹侵入了奥地利，在这之前，弗洛伊德的态度一直很坚决，对朋友们的请求不予理睬，现在，他不得不承认他必须走了，可这还需要别人允许他走才行。离开奥地利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拖了三个多月，在这期间，他写了《摩西》。罗斯福、玛丽·波拿巴、欧内斯特·普法伊弗和英国当局都表示欢迎他和他的家人，并帮助他摆脱了盖世太保的控制。
为了获得出境签证，他最后一次填表，这时，他不得不在下列文件上签字：
“我，弗洛伊德教授保证，在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统治下，由于我在科学界的声望，我受到了德国当局尤其是盖世太保的尊敬和重视，我可以继续从事我所希望进行的工作，在这个领域，我可以得到任何人的帮助，我没有任何理由抱怨。”
①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主要作品有《洪堡》。
当纳粹警方让弗洛伊德在这张声明上签字时，他不假思索就画了押，但要求当局加上一个短短的句子：
“我会真诚地把盖世太保推荐给大家。”
弗洛伊德的著作是不是应该烧掉？完全可以试一试。他和耶稣、马克思和爱因斯坦都是犹太人，毫无疑问，他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带到了这个世界上，而他惟一的武器就是思想，就像另外三人一样。但他们扔到大家（包括自以为没有受到影响的人）思想和意识当中的东西，充斥于我们的行动甚至词汇当中。所以，既然必须跟他们一起生活，最好还是努力弄懂他们，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超越他们，然后再看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的脚都踩在污泥里，但有些人却能仰望星空。”奥斯卡·王尔德说。掌握主动权的就是那些仰望星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