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后世，好像一提维新，都只说好的一面，维新者好像站在了道德的高地，其实一件事，人们既有做的自由，也有不做的自由，难道只有杀身成仁才是道德和世间唯一可以接受的结果？这样的苛求对人对事也太过严酷，戊戌变法的结局和收束，“六君子”的喋血固然是历史之痛、历史之悲，但世人谁不希望帝后两党合力携手精诚一致，共把国家这破旧的如老牛一样的破车往富强变法的路上推呢？那时并没有几个是观望着，我们后来的读史者不能一面把廉价的颂歌递给那几位烈士的殉身成仁，一面就把鄙夷白眼歹毒的诅咒送给大多数涉事官员的持重和不参与；真诚良善的愿望与手段的下作和把目的的高尚还原为手段的高尚是不在同一层面，也非历史的公允，所以我们不能将主动告密同被动汇报等同视之，认为只要袁没有献身戊戌变法，就是个背叛维新理想、应该受历史唾弃的被“戊戌六君子”染红顶戴的小人，这样的话，是可疑的，并应受到质问，我们不应只站在受难者一边，我们应站在事实真相的一边。
四
在历史上，真正把袁世凯脸谱涂抹成白脸，像一块抹布人人唾弃、受人诟病的，是袁项城当国后把龙袍披在自己膀子上的称帝。但我说，在这片土地上，有的只是长出的秕糠，袁项城不可能成为华盛顿，我们知道，华盛顿和袁世凯的人生底蕴和质量不在一个档次，袁世凯成长的环境是长在尊孔祭天、不知民主为方为圆的国度，让他成为顺应民主潮流的新人，无疑是高估了他满肚子里东方粮食的发酵——东方的烧酒和西方的红葡萄酒酿制的方式不同，口感不一，主要是原材料的差异；袁世凯是历史进程中孤独的过客，是使我们民族前行必然付出的代价，即使在袁项城之后，我们现实坚硬的土地上，那些民族的精英和主导者，有谁不是虽然已不再头顶冠冕南面而向，但始皇帝的影子和手段还是影影绰绰地在我们大地上奔竞。他们在击碎了一个个旧的专制体制时，又真正为我们的文化和历史创造了什么建设了什么？带给我们的又是什么呢？击碎一个旧世界诚然不易，建设一个新世界更是艰难。
《剑桥中华民国史》有一段文字，最契吾心，作为总统的袁世凯，“虽然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
不把称帝的罪都算在袁世凯一人的头上，轻飘地为历史结账，这不仅仅是在衡量袁世凯个人的质量，也是在衡量一个民族的质量，我们要追问的是，袁氏所身处的社会环境和民众都准备好了吗？我们前人留下的专制统治的印记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长在我们皮肤的某处，可能是手臂处可能是屁股处，可能是额头处，但最深的是长在血里，流淌在我们的周身，我们不能寻找为专制买单的“替罪狼”，我们都有狼的基因。
1775年4月19日，做为英国殖民地的北美大陆发生了一件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北美民兵与英国皇家军队在列克星敦发生了战斗。以此为开端，美国人打响了反对英国统治的独立战争。5月10日，第二次大陆会议通过了对英武装斗争的宣言，同时宣布成立自己的军队——大陆军。曾在英国军队中服役并取得了上校军衔的乔治·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这位英格兰移民的后裔率领着一支装备不良、缺乏训练的队伍开始了和其宗主国的血战。经过残酷的战争，北美人民最终获得了胜利，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
1781年，作为总司令的华盛顿的属下——曾任米夫林堡守备司令的刘易斯·尼古拉上校1782年5月致信华盛顿，建议建立君主制，认为“很有理由采纳国王的称号”。华盛顿在新堡司令部接信后立即叫来秘书，口授了一封措辞严厉、不留任何余地的回信：
来信所述意见，我仔细阅读，不胜骇异。你所说的军队里有的那种思想，使我痛苦非常，自从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的。我不得不表示深恶痛绝，斥之为大逆不道。目前我暂守秘密，如再有妄论，定予揭发。
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会，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我尚有自知之明，对于你所建议之事，谁也没有我这样感到厌恶。
为表明心迹起见，我必须补充一句，我诚心希望军队充分受人敬爱，超乎任何一人。而且就我的能力与影响而论，亦必竭尽所能，使军队受人敬爱。是以如果你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者仍然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类谬念，勿再任其流传，有厚望焉。
华盛顿之后美国的体制没有改变，一直到现在，二百多年的辉煌历程。袁世凯最终的选择，与其说是个人质量问题，毋宁说是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环境催促袁氏踏上专制之途。
声望如日中天的华盛顿在大功告成之后，竟然自请解甲归田。他放弃了巨大的权力，交出了大陆会议给他的总司令委任状，辞去了一切公职，在离职演说中他坚定地对部下说：“你们的总司令将永远退出历史舞台”。
功成身退，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但那都是臣子下属担心君上的疑忌，为了保身，不得已而为之的。对于开国领袖华盛顿来说，这种危险根本就不存在，他的这一举动，给了世人一个惊叹。
但当随后新成立的美国陷入了混乱，美国中央政府号令不行，国家陷入动荡，人们为实行什么样的国体与政体争斗不休，这时许多人开始呼吁华盛顿重新出山，实行君主制，担任美国国王，实行国家集权来结束混乱。那时世界上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君主制：英国、俄国、法国、德国、匈牙利、中国、日本。北美大陆的移民，也大都是那些君主国家特别是英国的移民，“君权神授”的观点在相当多的国民心目中根深蒂固。如果华盛顿此时宣布实行君主制，是不会有多大阻力的。但他对此断然拒绝，他与富兰克林、杰斐逊等人一起主持制定了宪法草案，确立美国为联邦制的民主国家。华盛顿从来没有把公职看做是自己的私利，他在专制政权遍布世界之时，真正做到了天下为公，以自身的人格和个人的努力，促进了美国民主制度的确立，从这点说，美国人民有了华盛顿，是幸运的。
同样是开国总统，袁世凯不会也没有效仿华盛顿，扫清自己身上的封建专制残余与民众身上的封建残余，没有以身许国，让人民得到幸福。最后竟糊涂到背离历史的大势，在世界民主大潮中，他竟最后横下一条心，像吃错了药，准备把皇冠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捡出：要当皇帝。
从这点讲，中国人是不幸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遇到了袁世凯，但是后来的孙中山又是如何？他也是要求加入组织的人必须按手印、必须宣誓向他效忠。其实这种不幸在以后的岁月里还常伴着国人，在我们历史的许多重大转折关头似乎都能看到这种专制者的影子。这些影子们一旦大权在握就再舍不得放弃，一切的法律、政策、国策，都首先从是否有利于维护影子们自身的权力与利益出发，其他的问题与此相比，统统是次要问题、次要矛盾。这种专制思维使得我们一次又一次痛觉：历史的机遇与我们每每擦肩而过，我们只有一次次的一声叹息——吐有血丝的叹息。
我们看到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刘邦接着说：大丈夫生当如此也！项羽也接着说：彼可取而代之！就连孙悟空这来路不明的猴族都知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普罗大众从这些人物身上只是读出了造反，却忽视了历史背后的诡谲，那就如李劼所言说的“缺席者对于就席者的那种嫉恨”，正是这些缺席者的这种嫉恨一次次像红眼病爆发，导致的历史的惯性和所谓的革命与起义，“红眼病”和“缺席者”其终极意义只不过是朝代的更迭，把别人暖热的龙椅换上自己的屁股。
中国文化的土壤上，永远结不出华盛顿这样的果子，中国政客们，更没有此等修养，有的只是袁世凯修齐治平，他们连拿破仑也做不到，李劼说：孙中山这尊雕像的意义在于仅仅制止人们搞穿龙袍、戴皇冠、登基大典之类的复辟形式，却并不能阻挡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
我们大地上的民主梦百年来只是梦，这梦想一次次被现实击打粉碎，那碎末在坚冷的大地上四处飘散，就如一滴流浪的泪，老找不到一副脸庞来安置，我总是痛心地想：我们的民族真的是陷入专制和不穿龙袍皇帝的魔咒么？真的如鲁迅所说“孤危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涵深哀焉”。
走出袁世凯的墓地，站在洹河边上，我倏地想到了诞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商颂》：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
这是初民们多么热烈的、未经多少污染满怀虔敬的语言，是发自内心也是发自土地的祈祷和祝愿，商殷，受天命，拓疆土，作表率，立准则，政教赫赫，威灵盛大，只求长寿和安宁，佑护我万代子孙……但是袁世凯虽然离殷墟这么近，他真的听到了那些占卜的所谓贞人的声音吗？殷墟里处处都是卜辞，余秋雨说：甲骨文和殷墟告诉后人，华夏先祖是通过一次次问卜来问鼎辉煌的。因此，辉煌原是天意，然后才是人力。
但是袁世凯没有听明白天意，只是依照自己所谓的力，这是听从一个瞎子所谓的预言，但瞎子欺骗了他，这一次天意也抛弃他，他作了历史的弃儿，从这点上，我感觉到了人定胜天的虚妄。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袁项城的耳已盲心已眩，天就在头顶，人在做，天在看。
袁世凯使满清倾覆，功可谓大矣，而他的过，也是不可饶恕，盖棺如何论定？袁世凯让人可佩、可惋、可怜，但也让人恶让人悲，在他的墓前，没有鲜花，气压很低，我想袁项城帝制失败走投无路仰天长叹的时候，是否为自己、为历史掬一把辛酸的泪呢？我却在斯地斯时，为袁世凯掬一把辛酸的泪，算是祭奠，我在心里低吟：历史曾给了你推翻专制的机会，那是对天意的顺从，但你又被专制的轮子碾在地下成为齑粉，那也是天意。
雷声隐隐，从袁世凯的墓走出，和安阳的朋友桑希君、韩传栋说：我要到殷墟去，进行完落日前的凭吊。
我催促儿子，那就快走，在落日前，在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中，接受历史的洗涤与启示，去询问民族的天意。
回望雨中的袁世凯墓，已被远远地舍弃在身后。
（《在场》2011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