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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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落日前的凭吊(3)

初三夕日,君(谭嗣同,下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意即太后把光绪骗至荣禄兵营宣告废黜),君知之乎?袁曰: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慈禧住处)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所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惟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之后,竭死力以补救……若皇上在仆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袁世凯的圆滑和回答掷地有声,不能不使人佩服,袁世凯何等的江湖历练,对付书生气的谭嗣同是股掌之间,他知道这是一次以卵击石的买卖,胜算和成本是他首先考虑的,他心里不能不掂量。同样的一件事,而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则是如此记载的:

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起程出京……筹划求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徐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谭嗣同)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康、梁的文字都写到袁世凯当时的态度慷慨激昂:杀荣禄如杀一只狗一样。但袁世凯提出杀荣禄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皇上必须到自己的营中来亲自下令。

袁世凯《戊戌纪略》中是如此写他和谭嗣同会面:

(初三日晚)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

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

袁世凯随后写道:一段寒暄过后,谭嗣同先说了一通他与康有为曾怎样向皇上力荐袁世凯,但都因荣禄阻碍,使得袁世凯的晋升缓慢。之后,谭嗣同话锋一转,出示了在袁世凯看来非常可疑的光绪手谕:让袁世凯在荣禄前宣读皇上的命令后,诛杀荣禄,然后,“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营,大事可定。”

予(袁自称)闻之魂飞于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云:不除此老朽(慈禧),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对袁世凯这久经沙场和官场的人来说,在没有看到上谕之前,他绝对不会贸然出手的。袁世凯自述道:当时他强调了两点:一是杀荣禄容易,但要奉旨行事;二是立即举事不易,因为营中枪弹均为荣禄控制,必须先设法预贮弹药,然后方能依策行事。并且,在自己的新军周围,董、聂各军有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城内也有旗兵数万人,自己的军队只有六七千人,怎么能办成此事?对于袁世凯提出的第一条,谭嗣同回答说:20日早晨袁世凯请训时,光绪帝自然会亲自下达命令。而对袁世凯所说的第二条,谭只好表示同意,并且,认为袁世凯是“奇男子”。

9月20日这一天早晨,光绪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后来在《戊戌纪略》中表明,那一次召见,袁世凯并没有得到谭嗣同所称的密谕,光绪帝也绝口不提兵变的事情。袁世凯利用了这次请训机会,大胆向光绪帝进言道: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谏。

袁世凯这一番话可以说确切表明了态度。在骨子里,袁世凯是看不上康有为等自命不凡的书生的,也觉察到年轻的光绪皇帝在性格、经验以及能力上的致命弱点,所以就劝光绪稳妥行事。这不能不说是袁世凯的肺腑之言和真实想法。

宫闱政变向来是成败难料的冒险,当时的袁世凯只是混迹官场几十年的普通汉族官员,只是为仕途奔竞,并没有资格也没有资本进入高层的权力角逐。

袁世凯虽倾向维新,但当时光绪的维新诏令仅仅得到浙江巡抚陈宝箴的响应,维新派势力尚弱,还不足于图大事;赞成维新变法,不等于烈火烹油,甚至不自量力地谋求极端血腥的手段来促成其事,徒逞匹夫之勇耳。

如果设身处地为袁设想,无论他是帮助“帝党”杀戮“后党”还是帮助“后党”剿灭“帝党”,都要承担着道德与良知的折磨。毕竟他只是听到谭嗣同慷慨激昂的一面之词,而光绪帝对维新派布置的政变计划知不知情?也没有证据表明光绪帝在面见袁世凯时对他提出过参加政变的要求;脑袋如果没进水,谁都知道当时国内掌管实际最高统治权的是太后慈禧,即便光绪帝有胆量向袁世凯提出捕杀太后的请求,但任何任何头脑清醒的大臣都绝不会随口允诺,帮助皇帝杀戮或者囚禁母后。

这里牵扯的不仅仅是个人安危的事,而是面对江山社稷,万一失手,那对社稷和国家伤害更大,对民族的伤痛也更大,世事如棋,鹿死谁手?变数未知,后果孰定,更何况是谭嗣同一次夜间的陡然造访,就能让一个人豁出身家性命以卵击石吗?

所谓的扑杀太后的“密诏”,本是康有为伪造的,康有为说他携有光绪皇帝九月十六日通过杨锐带给他的密诏:“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直至宣统元年八月十二日,杨锐的儿子杨应昶将密诏原文呈交都察院,人们才发现,原来密诏不是写给康有为的,而是写给杨锐等四章京的。其原文称:

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末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密诏反映的是光绪激进的改革理念和行动受太后掣肘时的焦虑。并非告急的密诏,“朕位不保”的前提是“将旧法尽变,尽黜昏庸之人”这一假设,皇帝是虚前席询问良策,而非授权救援行动,况光绪皇帝还要“熟思”,方案要“不致有拂圣意”,且光绪帝指名“妥速筹商”的,是四位军机章京。康有为充其量也只能列入“诸同志”之中,康有为在当时的光绪皇帝心中,决非可依靠的股肱,康有为伪称密诏内容是:

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这就面目全非了。康有为并将自己的名字加入所谓“密诏”,到处招摇和集资,更显示其行事的不择手段。

据康有为《自订年谱》中的说法,18日早上,林旭向康和谭嗣同出示了光绪的密诏,旋召梁启超、康广仁、徐致靖、徐仁铸、徐世昌同读。众人“痛哭不成声”,“经画救上之策”,“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寓所,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又说袁答“杀荣禄乃一狗耳”,建议“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名诛贼臣也”。这是整个戊戌变法时期使形势骤变的最为关节的历史谎言。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戊戌政变并非因袁世凯主动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后来的被动汇报是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事实上,袁世凯在得到政变消息后,为了保全自己,慌忙向荣禄和盘托出了谭嗣同的密谋。慈禧太后在得知维新派想谋杀她之后,恼怒至极,于是使得原本和平的训政转变成为一场流血的政变。光绪皇帝和珍妃身边的太监也倒了大霉,被杖毙四人,另枷号十人,就连光绪也被软禁在灜台。

其实,如果划分政变的主要责任,应该是康有为的伪造密诏要负主要的责任,而非袁世凯一人被动汇报而独担告密者的责任,康有为被人追捧而袁世凯被人千夫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