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我们虽称《留都防乱公揭》为明末“大字报”，觉得复社精英的做法与表现，让人油然想到“革命小将”，但切不能忽视时间的不同。相似的情形，发生于十七世纪初与发生于二十世纪后期，不可同日而语。在当时，万马齐喑、暮气沉沉，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在老路上已山重水复，精神如“铁屋”
（鲁迅），文化如“酱缸”（柏杨），人格如“病梅”（龚自珍）。当此情形下，复社的青春、躁动乃至孟浪，正是新的血液与生命，至少闪出一条歧路，走下去，虽不知如何，但总不是徘徊于老路，总能给人遐想的余地。无论如何，最不应该用二十世纪的语境估衡十七世纪的事情，如果仅因“偏激”、“过火”一类字眼浮于脑海，便将复社与二十世纪某些现象同质化，我们恐怕既脱离了历史，也解除了判断力。情绪或方式似曾相识，不代表性质相同。复社是自发、自主现象，是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是旧格局变革的先声，不是“奉旨造反”，不是“导师挥手我前进”，不是“三忠于四无限”。前者使我们难得地领略一缕“青春中国”气息，后者却让人痛切品尝了沉重与呆愚。
我一直认为孔尚任是从青春气息去体会、捕捉那段往事，否则，他不会将剧中一切提炼成“桃花”的意象。他与剧中人，时代相近、语境相同，我们宁愿信赖他的感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十七世纪上半期，以一个自我砥砺、奋发进取、蒸蒸日上的青春知识群体崛起为标志，中国思想、文化和政治明显引入新的因素，桃花一度灿烂。可惜这脆弱春光，难禁关外寒流长驱南来，使我们无缘见它如何结果，抑或结出怎样的果实。
六
《留都防乱公揭》重创之后，还有一次交锋，乃至上演肢体冲突。事见《桃花扇》第三出“哄丁”，笔者涉猎未广，没有找到有关此事的其他材料，但以《桃花扇》叙事皆有所本推之，这样重要的情节，应非出于孔尚任的杜撰，读者中高士倘知出处，幸为指点。我仅于祁彪佳（那时他在北京任职）稍后日记（四月初六）里，看见一笔“时因江南所用之人，风波甚多，而碍手不少，连日与毛禹老商之未决”。[41]不知此番学生闹事，是否也在“风波甚多”之内。
事发时间，剧本注明为“癸未三月”，癸未年即1643年。年代如此确切，更显得作者有所本。不过，月份上也许是二月而非三月。因剧中讲得清楚：“今值文庙丁期，礼当释奠。”[42]亦即故事发生在丁祭日。考明代制度，朝廷规定“春秋仲月上丁祭先师孔子”[43]，即每年有两次祭孔大典，分别在仲春、仲秋月的第一个丁日（一般每月有三个丁日）举行，故称“丁祭”。春季包括正月、二月、三月，相应为初春、仲春、暮春。因此，“仲春上丁”就是指二月的第一个丁日，具体在癸未年（1643年），则为二月初三日（公历3月22日）。
这样，我们便有了非常具体的时间：1643年3月22日。
地点为文庙亦即孔庙，也就是秦淮河北岸那座有名的夫子庙。丁祭，既是国家大礼，也是学子向先师致敬的日子，所以，“孔子庙每年的丁祭，都是由学生来主持的。”[44]若在地方，由府、州、县学的学生参加，北京、南京两都，则为“国子监”的学生。国子监，是明代最高学府，“永乐元年始设北京国子监。十八年迁都，乃以京师国子监为南京国子监，而太学生有南北监之分矣。”[45]学生主要由郡县学每岁拣选而来，规模庞大，“洪、永间，国子生以数千计”[46]，不逊于任何现代大学。故而可以想象，丁祭那天，夫子庙是怎样一番人头攒动、水泄不通的景状。
其间，前来参祭的复社诸人，意外地与阮大铖撞个正着。戏中写道：“[小生惊看，问介]你是阮胡子，如何也来与祭；唐突先师，玷辱斯文。[喝介]快快出去！”小生是吴应箕，那个“惊”字有讲究。此时距《留都防乱公揭》已历五载，五年来“闭门谢客”的阮大铖想必是销声匿迹，不怎么抛头露面的。谁知道眼下突然出现在这样一个重要日子和重要场合，作为“公揭”的始作俑者，吴应箕岂止意外，更将惊其大胆，所以紧跟着有一句：“难道前日防乱揭帖，不曾说着你病根么！”而阮大铖这样回答：“我乃堂堂进士，表表名家，有何罪过，不容与祭。”“我正为暴白心迹，故来与祭。”[47]彼此言语相撞，争着争着，阮大铖形只影单、难敌众口，羞怒之中率先破口大骂：“恨轻薄新进，也放屁狂言！”这一骂不要紧，四周全是毛头学生，“轻薄新进”、“放屁狂言”岂不触了众怒？大家齐齐指定了他道：“你这等人，敢在文庙之中公然骂人，真是反了。”于是围上来，一顿饱打。那阮大铖养得一口好髯，人称“阮胡子”，此番正好成为袭击目标，“把胡须都采落了”。然而这只算轻伤，打到后来，阮大铖唱道：“难当鸡肋拳揎，拳揎。无端臂折腰攧，腰攧。”[48]攧，便是跌、摔。肋骨挨了拳，胳膊折了，腰也摔坏了。阮大铖见势不妙，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落荒而逃。
“袭阮事件”，因发生于丁祭日的国立大学学生集会，看起来似更有后世学潮的味道。其一哄而起、群情激昂的广场性、群体性如出一辙，连肢体语言，也很合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49]
需要特别在意“1643年”这个时间点，第二年，便发生了崇祯死国、清兵入关、福王南立、马阮当政等大逆变。从这一时间窗口回看“丁祭风波”，对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态，便有了清晰的意识。它不啻将青春知识群体与阮大铖之间的矛盾推向高点，所谓旧恨新仇，并蓄胸间，一旦找到缺口，怎能不决堤而出？
七
对弘光党争加以探问之前，我们先就材料的使用，明确一个原则。由于事涉真伪，情况复杂，为求客观，我们对基本情节的诸家讲述，不得不有所依违、取弃。凡与之有利害关系，或倾向过于鲜明，虽是亲历者，我们对于这样叙说与论评，也只好束之高阁，例如黄宗羲的《弘光实录钞》、文秉的《甲乙事案》。可靠或合理的材料，应该符合两点：一，中立的、没有派别身份的作者；二，作者虽在“门户”之中，但叙事论人能够做到持平、求实。以此两点绳之，我们从诸著内遴出两种，作为了解弘光党争的主要依据。
一是李清所著《三垣笔记》。作者于弘光间先任工科给事中，再升大理寺丞，事多参决，是历史目击人和“在场者”。其次，他从崇祯朝起就与党争保持距离，置身其外。关于《三垣笔记》的写作，他强调两点，一是求实，“非予所闻见，不录也”；二是“存其公且平者”，对某一方“不尽是其言”，对另一方也“不尽非其言”。他指出，关于这段历史，官方“记注邸钞，多遗多讳”，私家“传记志状，多谀多误”，《三垣笔记》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借予所闻见，志十年来美恶贤否之真”。[50]
二是夏允彝（表字彝仲）的《幸存录》。和李清不同，夏允彝有派别身份，他与陈子龙并为几社两大创始人，“时吴中名士张溥、张采、杨廷枢等结复社以为东林之续也，公亦与同邑陈公子龙、何公刚、徐公孚远、王公光承辈结几社，与之相应和”。[51]然而《幸存录》乃是夏氏赴死之前，以超越党派立场、痛思明末历史的沉潜之心，所投入的写作。书未竟，“闻友人徐石麒、侯峒曾、黄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52]，临殁前，唤其子完淳而特嘱之：
余欲述南都之兴废，义师之盛衰焉，今余从义师诸公九京游矣！靡有暇矣！汝虽幼，南都之大政，于庭训犹及闻之……余死矣，汝其续余书以成！[53]
这样一本著作，其诚切端肃，岂寻常文墨可比。这一点，为李清所证实。他晚年隐居著述期间，读到《幸存录》，不禁激赏：“独夏彝仲《幸存录》出，乃得是非正”，盛赞之“存公又存平”；对于自己写《三垣笔记》，李清也引夏氏为同调，说：“苟彝仲见此，无乃首颔是记（指《三垣笔记》）亦如予首颔是录（指《幸存录》），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为幸也。”[54]
八
这段史事，线索概如《幸存录》以下所述：
士英首以阮大铖荐，举朝力争之，卒以中旨起为少司马。大铖一出，日以翻逆案处清流为事。宪臣刘宗周（刘宗周，官左都御史）以疏争，士英、大铖内用群珰（太监），外用藩帅，并收勋臣为助，其意不过欲逐宗周辈，而内珰勋藩遂不可制。贿赂大行，凡察处者，重纠败官者，赃迹狼藉者，皆用贿即还官，或数加超擢。时以拥立怀异心，并三案旧事激上怒。上实宽仁，不欲起大狱，故清流不至骈（连比成案）者。……而一时柄臣，务以离间骨肉危动皇祖母，欲中诸名流以非常之法。如杨维垣、袁弘勋、张孙振者，不啻人头畜鸣。又，拥立操异论者不过数人，而柄臣自侈其功，凡人纠必欲以此诬入之。如妖僧等事，几起大狱，卒致左帅（左良玉）以众愤，有清君侧之举。士英尽撤劲兵以防左帅，敌已至维扬（扬州），而满朝俱谓敌必无虞，且欲用敌以破左（左良玉），一时有识者谓乱政亟行、群邪并进，莫过于此。[55]
把前因后果以及层层递进的关系，讲得有条不紊，要言不烦。
我们已经知道，马士英迎立福王，出于阮大铖的谋划。然而两人的渊源，既比这个早，也比这个深。李清记载：
周辅延儒再召原任，阮光禄大铖，迓之江干，情甚挚。延儒虑逆案难翻，问大铖废籍中谁为若知交可用者，大铖举原任宣府马抚军士英。时士英犹编戌籍，忽起凤督（凤阳总督），茫然，既知大铖荐，甚感。[56]
据《明史》，周延儒再召为相，赴京，时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由此可知，《留都防乱公揭》之后，阮大铖虽“闭门谢客”，暗中仍四处奔走；由此也可知，那时马、阮已经沆瀣一气。
纵如此，阮大铖头上顶着“逆案”罪名，既是先帝钦定，又相当于“反革命集团”案，不像普通罪名方便撤销，而且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牵一发动全局；加上朝中东林占优，阻力甚大。马士英虽然挤走史可法，高居首辅，想要对阮知恩图报或树为羽翼，也不那么容易。这便是夏允彝所说：“举朝力争之，卒以中旨起为少司马。”为了阮大铖，马士英最后不惜动用非常手段，踢开规章，罔顾朝议：
诸阁臣皆以为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其（阮大铖）冠带来京一旨，即士英手票。[57]
手票，是辅臣代皇帝草拟的旨意。马士英利用票拟权，以朱由崧名义，允许阮大铖按原品秩，穿戴正式朝服晋见。
这显然是权奸才干得出的事，但马士英无所谓。朱由崧明知这道旨意并不出于自己，却并不追究，而且如期接见了阮大铖。原因毋待赘言，他的帝位拜马士英所赐，那个将要接见之人，也在“定策”中立有大功。接见后，关于起用阮氏，高弘图未表反对，但认为须走正常程序，交“九卿科道公议”，这样，“大铖出亦自光明”。马士英哪会上这个当？
士英曰：
“满朝大半东林，一会议，大铖且不得用。且有何不光明？岂臣曾受大铖贿耶？望陛下独断。”[58]
如今国人多以为古代皇帝权大无边，可以为所欲为。实际并非如此。帝制中国，尤其在明代，法度颇严。至少就制度层面说，皇帝面临诸多限制，其“一言堂”的自由也许还不及后世。比如任用官员，明代严格规定权在吏部，吏部负责铨选，必要时经群臣公议，绝对不可以“出于中旨”亦即由皇帝直接任命。这是一个重大原则，虽然也屡有破坏，但只要发生这种事情，总会引起朝臣强烈抗议。马士英“望陛下独断”一语，公然违反国家制度。它只在两种情况下会变成现实，要么赶上一个刚愎自用的皇帝，要么赶上一个身不由己、懦弱无能的皇帝。眼下情形，属于后者。吃人嘴短，拿人手短。
朱由崧在马士英面前直不起腰来，只能默认后者之所为。
然而，阮大铖恢复冠带之后，马士英却没有进一步行动，实质性地解决他的职位。直接或者表面上的原因，是“举朝大骇”，一片反对之声。朱由崧接见阮大铖，在六月六日（或六月八日），此后十多天，抨击阮大铖的奏章接连不断，而辅臣高弘图等纷纷乞休。[59]李清则提供了这种说法：“时马辅士英谓大铖冠带已复，且因荐丛议，意稍懈。”[60]似乎在马士英看来，为阮大铖争取到恢复冠带的待遇，已经算对得起他，加上反弹如此强烈，马士英也觉得犯不上为了阮大铖树敌太多；或者，他想把事情先放一放，等待更合适的时机。然而，在马士英不曾出手的情况下，忽传中旨，“即命添注（阮大铖）兵部右侍郎”，时间是八月底或九月初[61]。李清揭秘说：
内传起升阮大铖兵部添注右侍郎，从安远侯柳祚昌言也。……说者谓李司礼承芳发南都时，因失势无与交者，独大铖杯酒殷勤，意甚感。此番传升，实系承芳，士英不知也，颇惭恨。[62]
这阮大铖真是厉害，无须马士英，他照样搞到“中旨”。一位侯爵为他提案，司礼监太监则帮他讨得旨意，人脉遍于内外，这也有力证明，避难南京以来他对打通关节所下的苦功，复社的警觉绝非无中生有。
而马士英的懈怠，也很堪玩味。他与阮大铖之间，并非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这一点，对弘光政局本有其意味，但东林-复社一方未能明辨，更谈不上加以把握、从中周旋，反而多少有些“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九
阮大铖从上台到翌年满清兵临城下逃往浙江前，总共就干了两件事：贪腐和构陷。两件事都干得很有力度，很疯狂。李清说：
阮司马大铖自受事以来，凡察处降补各员，贿足则用。尝语沈都谏胤培曰：“国家何患无财，即如抚按纠荐一事，非贿免即贿求，半饱私橐耳。但命纳银若干于官，欲纠者免纠，欲荐者予荐，推而广之，公帑充矣。”[63]
不单自己受贿，还公然主张国家通过受贿扩大财源。在他带领下，弘光朝贿风大炽，至如夏允彝所说：“凡察处者，重纠败官者，赃迹狼藉者，皆用贿即还官，或数加超擢。”官场上的一切，无不用贿赂来解决。回想《留都防乱公揭》对他的攻击，此刻阮大铖以实际行动，坐实了某些当初似乎危言耸听的指责，比如，“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贪腐，显然乃此人天性中所固有；他的富有，显然也是利用政治腐败、权钱交易而来。他是此一游戏的老手和高手。
我们的内容主要是党争，故对阮氏的贪腐问题不拟着墨很多。在贪腐与党争两件事情之间，前者调动了他的欲望，后者则调动了他的感情。对于贪腐，他是顺应本能去做；对于党争，他则倾注了巨大的爱憎。在本能中，他展示了疯狂，甚至是非理性（以弘光朝的朝不保夕，他贪得无厌去攫取钱财，实在不可理喻）；而在爱憎中，他展示了专注、智慧、严密和深刻，让人见识到他的政治头脑和才干。
他陷身逆案，重返政坛并未使他彻底翻身、扬眉吐气。对他来说，若要如此，必须翻案。然而，逆案乃先帝钦定，当年，崇祯皇帝曾以亲手烧毁奄党文件《三朝要典》的行为，警示逆案决不可翻。此人所共知，阮大铖再狂悖，矛头也不便直指崇祯皇帝。这时，他绝顶聪明的脑瓜开始发挥作用：
马辅士英以荐阮光禄大铖为中外攻，甚忿。大铖亦语人曰：“彼攻逆案，吾作顺案相对耳。”于是士英疏攻从逆光时亨、龚鼎孳、周钟等，大铖教也。[64]
什么意思？李自成克北京，不少明朝官员投降归顺。同时，李政权也以“大顺”为号。不是骂我“逆案”吗，我就给他来个“顺案”。难为阮大铖想得出！一字之别，尽得风流，真是神来之笔、绝妙好对：逆、顺成偶，我逆彼顺——然而，到底谁是真正的“逆臣”，请试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