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与老妈子之间不得不说的事
在过去的时代，大家对读书人的道德要求，一般说来还是蛮高的，不过，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名士，情形就变了，好像是有了某种行动的自由，别说出点格，就是荒唐一点，人们也以为当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齐约好了似的，大抵都将“特权”用在男女之事上，通过纵情声色，放浪形骸，来展示自己的名士风范，所谓自古名士尽风流是也。不过，做名士的风流，往往是牺牲掉仕途前程换来的，也就是说，大凡一个人被人看成是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将入相，在政界官场一逞身手了。从这个角度说，做名士，往往意味着某种的无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场蹭蹬，就是别的什么原因断了上进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个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场案搅了进去，从此再也别想考试做官。当然也有这样的事情，人还没有踏入仕途，就玩的过火了，文名与青楼薄幸之名一样大，大到了上达“圣听”的地步，比如宋朝的柳永，当然只好不再应考，做“奉旨填词的柳三变”了。
晚清的王运，属于仕途受到挫折，愤而化为名士中的一个人。王很早就中了举（26岁），踏入高级士人行列，虽然几次会试不售，也属正常，那个年月，科考联捷的跟白乌鸦一样的稀少。他的霉运在于才华早露，而且上达中枢，为咸丰皇帝的智囊肃顺看上，收入帐下，成了大清智囊的智囊。而咸丰恰属于那种气性过小，又偏偏赶上多灾多难的皇帝，长毛没有平，英法联军又打上门，两下夹攻，一口气没上来，窝囊死了。咸丰一死，肃顺一时大意，被由于肚皮争气、生下唯一皇子的叶赫那拉氏，联合咸丰的兄弟恭亲王奕搞掉，跟着知遇的先皇去了，王运则从此被打上了“肃党”的烙印，不得超生。在中国就是这样，跟错人与站错队，对于文人来说，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着，王运站错了队，没有搭上小命已经属于皇恩浩荡了，要想出头，只好等西太后死掉。可是，偏偏这个对头命特长，活了又活，一直统治了四十多年。在这期间，王运就只好做名士了。
除了传说他曾经劝说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之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跟其他名士一样，王运也有大量的风流韵事，不过王的韵事无关于名妓或者名媛，只跟老妈子有关。大概是由于晚清的名妓，早就没了前朝柳如是、李香君辈的文韵风华，纵然八大胡同的头牌苏州小妞，也不过会点弹词小曲罢了，所以，王大名士不屑在她们身上下功夫。大概是由于龚自珍的前鉴，为了一个顾太清丢官丢命，或者是清朝高门大户，门禁过严，没机会下手，反正王运在传统名士施展风流技能的两个方面，都没有任何成绩，力气都使在了身为佣妇的老妈子身上。
跟那个时代的绅士一样，王运享过齐人之福，有妻有妾，不过都较早的死掉了。丧偶的王运，根本没有续弦或者再讨个妾的意思，不过，此老虽然七老八十，却有一个年轻人才会有的癖好——每夜非有妇人侍寝不可，否则就难以入睡。王运既不打算再要妻妾，又对青楼女子没有兴趣，那么，侍寝的事，就只好由老妈子来承担了。
王运的老妈子，最有名的是周妈。其实在周妈之前，也有过别人，可是自从周妈来了以后，“后宫”就是她一人的天下了。
王运不仅睡非周妈不香，饭非周妈不饱，而且头上的小辫子，非周妈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了，还扎上一个大红的头绳，进入民国之后，依然如此，成为湖南的一景。关键是，此老跟老妈子的事，从不避人，不仅在日记里写（日记都是写给人看的，王运自也不能免俗），而且双入双出，甚至当着自己的弟子亲亲热热。清朝完结，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请王运进北京做国史馆的馆长，王偕周妈上路，途经武汉，湖北督军王占元请饭，周妈上席，吃得陪座的大人先生们一脸尴尬。到京之后，袁大总统设宴招待，周妈也有座位，而且就在王的旁边，席间，王运旁若无人，一个劲地把好菜往周妈碗里夹，连跟总统说话都有一搭无一搭的。
可是周妈也有麻烦，不仅她的儿子和兄弟老上门来要钱（不是应得的佣金，而是额外的钱），而且她自己，有事没事，总要弄出点动静来。此妇虽然仅仅是个乡下的中年寡妇，大字都不认得一个，但天生对政治，尤其是家庭政治，无师自通的门清，如果摆在皇后的位置上，估计又是一个西太后。周妈的政治才能，在王运在家做名士，开门授徒的时候，不过展现在把持家政，操纵馆务上，问题还不大，可是一旦王运进京做了官，主持一个机构，事情就麻烦了。首先是在国史馆的杂役人员的安排上，周妈要插手——要用自己家乡的亲戚。这倒也有情可原，照顾乡亲和族人，毕竟是国人的通病，只要有人出息了，大家自然会贴上来，要求利益均沾。周妈成了国史馆馆长大人的内宠，虽然无名无分，但“出息”二字还是谈得上的。湖南的老妈子成千上万，有谁能让我们的王大名士睡安稳觉的？可是，糟糕的是，周妈的手越伸越长，有人见识了周妈跟王运的亲密，也见识了周妈的神通。于是，只要有事求到王运，用得到国史馆，就走周妈的后门，结果害得个原本还算本分的周妈，在京城大出风头，为了方便跟人打交道，据说还有名片，名片上是王运的亲笔，上面六个大字：王氏侍佣周妈，虽说名头不响，但管用。世面见得多了，胆子未免越来越大，甚至敢假借王运的名义，写信替人求官，率众大闹妓院。闹得京城上下，有点头脸的所在，无人不知有个周妈。终于有一天，周妈纳贿的事败露了，王大名士生了气，要周妈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开始，周妈还抵赖，想顾左右而言他混过去，后来实在赖不过去了，遂就地打滚，又哭又闹，一如泼妇，弄得王大名士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周妈吃的贿赂吐不出来，周妈引进的人就退不出去。摸着了王运的软肋，知道自己只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王大名士就得让着他，周妈胆子更大了，最后，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史馆，居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周妈当了家。
幸好，就在王运感到有点为难的时候，由他的学生杨度带头闹起来的帝制风潮，已经有点成气候了。有意思的是，在帝制的鼓噪中，有些遗老遗少错会意，以为袁世凯这么闹，是为了让清帝复辟，未免得意忘形，放肆乱叫，其中就有王运的学生宋育仁。为了不让帝制运动乱了方向，宋育仁被抓了起来，或者说客客气气地被请到了警察局，然后解递原籍，对于冒冒失失闯祸的弟子，王运没有话说，只有叹息，还让周妈送了二十元钱给他。这种捉放曹的把戏，通晓帝王术的王运，大概是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也看出了其中的危险。老谋深算的他，可不打算糊糊涂涂的锳这趟浑水，于是拿周妈说事，上书袁世凯说自己“帷薄不修”，约束不了家人，辞掉了国史馆的馆长，没等老袁照准，就夹起行李走人。周妈丢了作威作福、索贿纳贿的机会，很是恨恨，但也没有办法（不识字，没有看住自己的床上人写辞呈），只好跟着王运回家。
在晚清和民国，王运属于那种才大志高，目无余子的人物，连曾国藩、左宗棠都不放在眼里，何况其他。无奈，命运不济，站错了队，只好去做名士，既做名士，心中块垒难平，夺他人之酒杯，无论怎么浇，都是老套子，难解心头那点遗憾，非得有点惊世骇俗之举不足以自显，亲老妈子，实际上算是一种。事实上，王运抬举老妈子，除了满足自家性欲之外，还附带有笑骂官绅、贬损官场的意思，管你什么大场合，什么高贵的人出席，咱就带周妈一起，款待我，就得款待这个乡下来的粗鄙的仆妇，关键是，我带这个粗妇，还没有任何名义，任何名分，仅仅是贱人老妈子而已。达官贵人，夫人名媛，包括民国总统，一并被捉弄了，又无可奈何，王运也正好借此，一出自己不得施展的恶气。从某种意义上说，抬举周妈，跟他找三个匠人做弟子（木匠齐白石、铁匠张仲、铜匠曾招吉），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偏要找这些底层的人来和士子做伴，抬举了他们，就贬低你们。
骨子里，他并不真的看得起这些人，比如在日记里，就嘲笑齐白石的诗是薛蟠体（而在齐白石自己看来，他的诗是第一流的，而画倒在其次）。
王运讨厌当时官场的一切，尤其讨厌春风得意的大人物，但却从来不出恶声，一切厌恶，从嘲谑出之，在近乎恶作剧的戏谑中，发泄着自己的不平。只有在自己亲人遭受磨难的时候，他才会偶尔显露出金刚怒目的本来面目。晚年，他最喜爱的女儿所托非人，女婿不仅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且大搞家庭暴力，对女儿大打出手，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不如为娼”，愤愤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话，大概也只有他王运能够说得出来。显然，无论是游戏人生，还是金刚怒目，在骨子里，他老人家心气还是不平衡，没有看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古往今来，谁又能真的看得开呢？那个时代，作为士大夫，一生志向，大而言之，是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说得实在一点，则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所以，科考成败，人称得售与否，也就是说，卖没卖出去，当然真的卖出去，还要看以后的官运如何，或者说卖出了个什么价。既不得售，或者穷守乡里，郁郁而终，或者煮字疗饥，卖文为生，再就是做名士了，比较起来，做名士如果做得巧，做得有水平，日子还算过得最舒服的。
不过，做名士必须有条件，条件就是自家得有点本事，而且社会上还要承认，否则脾气和疯气，就都耍不起来。
章太炎的政治疯病
章太炎现在的名头，是国学大师，但是，在清末民初他名声最大的那些年，他是革命家，政治家。只是他这个政治家，却是从故纸堆里硬爬出来做的，赶寸了，有声有色，赶不到点上，就一塌糊涂。他的学生说过，老师是学者，谈起学问，昏昏欲睡，谈起政治却眉飞色舞。只是眉飞色舞之际，往往带着任性，有时候任得让同志啼笑皆非，有的时候，令敌手啼笑皆非。
章太炎是同盟会早期的骨干，在东京办《民报》的时候，很是打了些大仗，若没有他一支骂人骂得酣畅淋漓的笔，革命党人的声势，早就被梁启超们压下去了。然而，很快，章太炎就跟孙中山闹翻了，不是同志之间的那种争吵，而是公开的翻脸。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连续弦找老婆，也非湖北人不娶。所以，在袁世凯压迫国民党的时候，章太炎和他身属的共和党，如果不是帮凶的话，也是袖手旁观的。可是，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不再需要国会这个选举机器了之后，借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实际上把个国会废了（够不成半数，无法开会），到这时，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莫及。
不过，章太炎不是梁启超，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他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章给弟子和夫人的信），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温柔乡，北上北京，找袁世凯算账来了（时1913年12月）。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这是根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
章太炎这样使性子，袁世凯在难堪之余，不肯再难堪，于是，对外宣称，章太炎疯了，被京城的宪兵头子陆建章手下带走，治病去也。实际上是被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章太炎之囚，钱倒是随便用，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这一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阔气的时光。
尽管待遇优厚，但囚禁毕竟是囚禁，这既是对章疯子闹事的一种惩罚，更是袁世凯对未来可能性的“不安定因素”的一种防范。当然，章太炎不可能痛快地就范，他必然要接着闹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写文字不行，叫骂，袁世凯也听不到，于是只好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警察密探）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涮警察密探，解气虽是解气，但毕竟伤不到袁世凯，甚至连陆建章、朱启钤也碰不着，被关着做大人老爷，虽然耳边听取奉承一片，时间长了，也一样气闷，所以，章太炎又开始绝食。不过，章太炎虽然又疯又倔，但此时的绝食，似乎却并非真的以死抗争。无非是借此闹出点动静，制造一些不利于袁世凯的舆论，让这个奸雄难堪。因此，章太炎的绝食，时断时续，一年多下来，也没有死掉；在不绝食，吃饭的时候，还坚持用银餐具，说是防止袁世凯下毒。
我们知道，章太炎之囚，一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自己翘了辫子才告结束。这期间，虽然袁世凯少了若干公开骂街的聒噪（一个梁启超已经够受用的了），但章太炎也因此而洗白了自己，民初上当的经历，不再有人提了，自家的形象，复归到昔日的光辉。他的学生在总结他的历史的时候，这段经历，已经带点传奇色彩了。
吴稚晖的两次“冤”的际遇
吴稚晖是个民国怪人。在国民党内，他无疑属于元老级的人物，但其政治表现，却总是二丑模样，半是名士派头，半是玩笑洋相，总也正经不起来。日俄战争期间，留学生在东京开会，吴稚晖上台大骂西太后，骂着骂着，肚子一鼓，裤子掉了下来，提上之后，面不改色，依旧是骂。北伐成功，国民党当了家，吴稚晖成了元老中的元老，而且年逾耳顺，奔七十了，却依然为老不尊，疯癫如故。喜欢穿土布大褂，坐三等车，睡大车店，还特别喜欢在住所周围的空地上方便。（吴《斗室铭》有句云：“耸臀草际白，粪味夜来腾。”）为人极其健谈，话匣子一开，就关不住，所讲的话庄谐杂出，格外喜欢在脐下三寸左右徘徊，越是有女士在场，就越是卵蛋、精虫地说个不停。为文，最喜欢的东西，一个是嘲笑瘌痢头的《瘌痢经》，一个一开首便“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鬼话《何典》。西太后死的时候，吴稚晖写文章去骂，要李莲英伸手扪西太后“干软的乳头”，全不顾人家看了会不会呕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