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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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民国的扞格于风度(2)

不过,一生嘻嘻哈哈,老不正经,拿肉麻、下流当有趣的吴稚晖,也有不爽的时候。第一次是甲午之后,知识分子闹变法,康有为叫得最凶,公车上书之后,同为举人的吴稚晖慕名去见康有为,说起中国之病,公推“八股”、“鸦片”和“小脚”(缠足)为三害,由是约定,大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三年后,吴稚晖老实地遵守了约定,没有下场,可是康有为和他弟子梁启超却照考不误,康有为还中了进士。吴稚晖一怒之下,一度愤而“反动”,故意跟进步潮流唱反调,为难追求新思潮的学生(时吴在北洋学堂教书)。好不容易才回过味来,死活也不肯在北方跟康梁们一起干了,跑到家乡,另起炉灶。后来吴稚晖从康党变成革命党,估计跟这次“上当受骗”很有关系。

吴稚晖的另一次不爽的经历,跟《苏报》案有关。亦宦亦商的陈范接手《苏报》,半出于对朝廷的不满,半出于销路的考虑,将报纸交到了笔和嘴巴都很厉害的爱国学社一干人手里,吴稚晖也算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在报上大骂皇帝,骂得北京的西太后坐不住椅子,动用国家力量来惩办“乱党”,具体的经手人却是很开明的俞明震。俞明震兵马未动,却先托关系找到了吴稚晖,在出示了朝廷要将《苏报》同仁拿办正法的谕旨之后,却连说“笑话,笑话”,并说他们以后可以多联系,告知了联系的方式,最后暗示,吴稚晖可以出国避一避,去欧洲、美国均可。对于俞明震的卖好,吴稚晖和《苏报》的同仁,蔡元培、章士钊、章太炎和邹容等人,开始是当笑话听的,由于有租界的庇护,他们根本没把北京那个老太婆的雷霆之怒当成一回事。在此之前,租界当局已经找过他们若干次,并保证说,只要他们不私藏军火,仅仅是批评清政府,没有关系。但是,他们没有估计到的是,即使是西方国家,国家的利益和言论自由的理念比起来,后者依然脆弱得很。当西太后很是认真的时候,已经跟清政府达成了协议,而且有四万万白银的赔款厚利要拿的西方国家,多少都是要给点面子的,尽管这个西太后,刚刚很不人道地把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杖毙掉了。于是,《苏报》案发了,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租界的监狱,虽然在清政府看来是重罪轻判,但毕竟有人受了惩罚。

在《苏报》同仁大多避开的同时,吴稚晖走得最远,真的去了英国,全不在意英伦居、大不易的花费。

案发后,有消息传出,说是章太炎和邹容的入狱,是吴稚晖告的密。不仅别人说,《苏报》案的当事人章太炎也说,在报上说,说得有鼻子有眼,说得他冤死。两人为此,还打了许久的笔墨官司。当然,今天看来,这是冤枉的。尽管吴稚晖走得远了点,如果仅仅为了避难,似乎没有必要,但章、邹二人的落网,的确跟吴稚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当时办案的人,无论是中国方面的官员还是租界的巡捕房,都没有任何的热情,事还没办,空气早就放了出去,咋呼得地球人都知道了。章与邹的被捕,完全是这俩人的自投罗网,找上门去的,大概就是想弄出点事来,好扩大影响。这里面,抓人的和被抓的,没有丁点的秘密可言,当然也就没有密可以告。至于为什么俞明震偏要找上吴稚晖,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里,只有吴稚晖是江苏人(还是绅士),而俞恰在江苏做官,身家事业都在江苏。

吴稚晖这两次际遇,的确有点冤,以至于事情过了很久,依然忿忿不平。不过,这个“冤”,也反映出吴稚晖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潇洒和狂放,对于自己没有拿到进士的头衔,多少还是有点惋惜,对于清政府,或者说对一切大权在握的人,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一个《苏报》案,章太炎自投罗网(还是有风险的,毕竟沈荩刚刚被杖毙),而吴稚晖却远走欧罗巴,回来以后,虽然身属革命党,信仰无政府主义,但暴动暗杀的事情(这恰是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拿手戏)却一点也不沾边,既比不上幕后策划的蔡元培、陈独秀,更比不上亲自动手的吴樾和汪精卫。

再以后,我们发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吴稚晖,对于最有权势的那么几个人,却连小骂都没有,无灾无害地做着国民党的中常委。1949年江山易色,蒋介石周围像吴稚晖这样专门舞文弄墨的人,戴季陶自杀了,陈布雷也自杀了,可吴稚晖却活得好好的,吃得下,睡得香,躲到台湾,活到自然死亡。

上了梁山的《苏报》

1903年的《苏报》案,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历史学家的视野里,都算是很大的政治事件。几个特别善于舞文弄墨、也特别能战斗的革命党人,接办了租界里一张影响并不大的小报,公开抨击政府,指名道姓地骂街,说光绪皇帝“载小丑,未辨菽麦”(章太炎),要与“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邹容)。骂得刚回銮不久的西太后无论如何坐不住椅子,指示当时的两江总督魏光焘,无论如何要将这一干乱党捉拿归案。

可是《苏报》办在租界里,一干“乱党”,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邹容等等,也在租界和华界之间出没,稍有风吹草动,就溜到租界去,让清朝的官员望“界”兴叹。还好,由于西太后雌威尚在,施加的压力足够的大,而且章太炎们骂得也忒出格,加上此时的西方列强,对已经伏帖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给点面子,所以列强的领事们同意查办这些革命党,只是只能在租界内审办。清朝官场徇私玩忽的积习,在这个时候,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办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跟这些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兵马未动,风却早就放出去了,明白地暗示这些人赶紧开溜(此公后来做了矿务学堂的总办,给学生出国文题,有“项羽拿破仑论”这样的好题目。这个学堂最有名的学生叫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加上报纸的老板陈范,很识趣地走开了,只有骂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几乎是自投罗网似的被捉了进去。讲义气的邹容不忍心让老大哥独自坐监,也投案自首。在名为中外合议、实际上是洋人当家的会审公廨上,章太炎发挥自己文字学的学问,硬是考证出“小丑”的古义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没有骂人。邹容则辩解说,他那号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军》,根本就是别人的盗版,他写是写了,但没有发表。尽管两位经过高人指点,通晓西方法律的革命党,在法庭上辩得让人直晕,但是原本就打算给清政府面子的法官,还是判他们二人有罪,分别服刑两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

《苏报》原是一介普通的小报,在风气渐开的19世纪末,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所在,集聚了太多的有闲和有闲钱的人,学洋人办报,是这些闲人和闲钱的一种出路。《苏报》的创办人胡璋,不过是为了拿这个报纸生钱,跟办工厂、开钱庄差不多,只是胡某人办得不好,赔累不起。转给陈范之后,虽说陈有政治倾向,同情变法,但也跟银子没仇(不挣钱的报纸办不下去),所以,也得谋经营之道。谈政治虽然危险,但在那个年月,却是时髦,有市场。据阿英研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的通商口岸,讲政治是最受欢迎的,连小说不讲政治都没有人读。只是《苏报》最初谈政治,完全是康党(康有为)的口吻,可是随着朝廷政治颠三倒四地开倒车,戊戌政变,直至闹到庚子之变,杀教士和教民,打使馆(外国舆论以为我们在搞恐怖主义),闹完之后,又迟迟不肯认错,《苏报》也逐渐地走向激进,倾向革命了。当然,这里也有市场的原因,因为在这个时候,越是激进的言论,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实,《苏报》案的一干主角们,跟孙中山不一样,当初也都是康党,或者倾向维新的,章太炎就参与过《时务报》的事务。由改良转为革命,也都是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

《苏报》上梁山,有清政府的催逼,也有市场的拉动,当然,一个很关键的催化剂是存在租界这种国中之“国”。《苏报》案的“重罪”(按大清律是要凌迟处死的)轻判,对于后来的舆论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面的作用,游荡于租界内外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受到了鼓舞。从那以后,舆论界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了对清政府改革(新政)的巨大压力,起了改革的推进和校正器的作用,主持改革的政府,稍有不慎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报纸的天窗与记者的牛

武昌起义前有一个报纸叫《大江报》。这个报纸当时很有锐气,揭露地方官的文章非常犀利,指名道姓的,而且他们还公然鼓吹革命。这样做当时也不是没有事,他们报纸也被关过,那两个主笔也被抓过,严格地说是他们俩自己去的。官方贴出一个查封条,这两人非要到官厅去,在法庭上非常牛,不是法官怎么样声色俱厉,而是他们俩声色俱厉,把法官骂得抬不起头来。

当然,也有媒体不这么对着干,当时山西人在北京办很多报,也经常鼓吹革命。山西的辛亥起义是最痛快的,大部分都是革命党,他们利用媒体搞出一个事件,就把1910年山西的丁保全搞掉,然后换人。

武昌起义发生的时候,有报纸第一天就发出一张报道起义消息的号外。警察说这样不行,你鼓吹起义,以后不能报。于是第二天该报纸又来开一个天窗,整个一版都空着,后面来一行小字:“本报获得武昌起义消息甚多,但是警察不让报”,后来警察没有办法,只能让报。

辛亥革命是中国第一次媒体参与的革命,在之前有过农民起义、造反,但基本上没有媒体参与。辛亥革命的时候媒体已经起来了,革命党人办报,还有一些想发财的商人也办报。但需强调的是,实际上辛亥革命,媒体人也没有推翻清王朝的力量,无论媒体当时是如何的强盛。比如武昌起义时,各地都在搞各种各样的起义,基本消息就是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蔓延不是因媒体人而起的。

如果清王朝不犯错误,媒体人就没办法。而媒体人能够这样做,包括革命党媒体人有的时候居然公开活动,关键还是清政府到了1911年的时候有新闻法,叫做报律,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报律来管理媒体,所以媒体人很嚣张。但嚣张也没有用,撼动不了政府。当时著名媒体人汪精卫认为喊没有用,就干脆上北京刺杀摄政王,结果没成功。

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当政这段时间,媒体的环境反而不好了。同样在武汉,前面所提的《大江报》仅仅因为他们表达了对当时军政首脑的埋怨,就被查封了,而且军阀很厉害,不但要查你,还要杀你的人。

媒体环境到了袁世凯死后才重新好起来,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国民革命以后,媒体环境又大坏了,媒体只得频繁开天窗。

但在那个时候,不管是革命党媒体人,还是一般媒体人,都很穷,但记者普遍的都很牛。

租界里的口没遮拦,想说就说,租界外的口上的遮拦也有限,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惹着谁了,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居然第一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旁观者见了,哈哈一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

解气归解气,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做过记者,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不过,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黄远生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邵飘萍在六国饭店躲了很长时间,一露头,就被捉了进去丢了性命。好在,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钱,吃喝嫖赌,巧取豪夺,他们都公开地做,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恶毒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因此败了兴致,就职典礼少了些风光。曹大总统既没有全国通缉,也没有派刺客下手,让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继续说他的精虫和生殖器。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作冯妇,依旧做他的记者。此人是跟黄远生(黄号称是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曾担任过《申报》、《时报》、《东方杂志》、《庸言》等多家报刊的特派记者,1915年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去了美国,但却被误会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杀)、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他写文章,标题叫做“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骂的是武夫,没事。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贴上狗肉将军之后,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狗肉将军来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记者们应该知道,因为刚刚一个名记邵飘萍做了枪下鬼,可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不幸的是,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他们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跟叭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本领高,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没有给林记者任何申辩的机会,一声枪响,撒手西去。枪毙的理由,是赤化。其实,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林白水都一点瓜葛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