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想通了之后，有勇敢的人就把辫子铰了，不长不短的头发，披散在脑后，脑袋前面因为经常剃的缘故还是光光的，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一种发式。不过这样一来，中国使馆的留学监督不干了，总是找这些人的麻烦。因为留学生中很多是公费，即使不是公费，父母家人也在国内，虽然那个时候朝廷在搞新政，整个社会，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人心不稳，控制也不那么严了，但如果真要较真，追究起来，总是有点不妥。于是，没了辫子的诸公就亟思有所反制。经过侦查，他们发现监督大人姚某，跟某女留学生关系暧昧，于是决定设伏捉奸。俗语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惦记着，总能找到机会下手。某天，机会终于来了，姚某被抓了个“现行”，三个好汉一拥而上，邹容抱腰，张继捧头，陈独秀挥剪，只听咔嚓一声，监督大人的辫子就被剪了下来。结果姚监督丢了官，而三位好汉也不能再继续求学，自然也就逼上梁山，做了大名鼎鼎的革命党。
打这以后，继任的留学监督再也不敢为难留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留学生们也就日益胆大妄为，不再把辫子塞在帽子里，隆起一座“富士山”，纷纷剪下辫子跟日本下女换酒喝了。
风气所及，连满族学生也受影响，不过，这帮八旗子弟多半未必真的下手，倒是将剪辫子变成一种跟家里人要钱的手段。端方的儿子也留学日本，到日本没几天，就把带来的学费、生活费连同回去的旅费统统花了个精光，然后问老子要钱。老子闻后大怒，不给。儿子又来一信：再不给钱就剪辫子换钱！端方虽是满人官僚里的开明派，但满人剪辫子毕竟不成话，于是赶紧给儿子汇去一千大洋。
当年留学日本的人，绝大多数去得快，回来得也快。因为一来国人真正肯下功夫的少，二来日本人也比较会糊弄中国人，大批地办速成学校，一年甚至半年就打发中国人学成回国。回国的留学生有的虽然连正经日语都不会说，只跟下女学会了几句戏谑的话，但却大批地担任国内新学堂的教师。这样一来，剪辫子的“不良风气”就传给了国内的学生。为了防止境外反动思潮的侵蚀，清朝的地方官采取了许多紧急措施，最主要的就是规定学堂的教员不能没有辫子。可是，如果这条规定严格执行起来，那么学堂就有办不下去的危险，因为留学生没有几个有辫子的。没有办法，只好变通，允许“海归”们弄条假辫子挂上充数，结果国内一时间假发店大发市利，生意奇好。鲁迅回国的时候，也买了一条假辫子，可是那些冬烘的先生，偏要像苍蝇见了血似的盯在后面品来品去，研究辫子的真伪，逼得鲁迅一怒之下干脆扔了假辫子，就光着脑袋走来走去，学校居然也没有辞退他。其他回国的“海归”，装假辫子的经历大抵差不多，都先后被过于苛求的赵老太爷们逼上了梁山，最后大家索性不要辫子了。
当然，事情也没有那么绝对，“海归”们也有自愿挂假辫子的时候——那是朝廷授予他们洋进士、洋举人的时候。晚清新政曾经弄过某种中西合璧的玩意，给留学回国、学而有成的“海归”们授科举的头衔。举行一个小小的考试，按成绩，也按留学生在国外拿的学位，学工的授工科进士和举人，学农的授农科进士和举人，学军事的，就授兵科进士和举人，当然，如果是学牙医的，就授牙科进士和举人。我们很多近代的大名人，像严复、李四光、蔡锷、唐继尧、吴禄贞、蒋方震，都得过这种科名。虽然那时候很多时髦的人都在骂科举，但真要是头上落个进士、举人的头衔，谁都不会拒绝。毕竟，那东西我们祖祖辈辈为之奋斗了那么多年。
再后来，革命了。革命党只要起义成功，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剪辫子。有的地方甚至规定，凡是不肯剪辫子的人，不予公民权。更多的时候，革命党人是靠武力强迫，抓住有辫子的，按倒就剪。害得农民不敢进城，街上流行戴尖的高帽子，当年见于日本的“富士山”转移到了中国。但是一门心思革命的人很不理解，为什么国人对自己奴隶的标志这么看重？一个很有革命思想的军官冯玉祥，下令他的部下士兵统统剪掉辫子，他亲自带人手持驳壳枪监督，士兵们哭得呼天抢地，纷纷把剪下来的辫子珍重地包好藏起来。冯很愤怒，也很无奈。
可是，过了不久，当冯玉祥也变成了一方军阀，他招兵的时候，定下一个关键的条件就是，没有辫子的不要——有辫子的农民，才是真正的老实人，招来当兵——踏实。
再到后来的后来，国人的辫子逐渐地没了，毕竟乡下人敌不过城里人。在乡下向城里看齐的过程中，随着风习的改变，九斤老太和赵老太爷都渐渐地没了市场，被城里人强行剪掉辫子的农民，安然无恙的日子一长，大家突然发现，原来没有辫子也是可以活的，而且活得很方便。可是，辫子没有了，神还在。这是冯骥才小说《神鞭》里说的，小说主人公傻二原来有一手甩辫子的“神功”，参加义和团，辫子被洋人的洋枪洋炮打没了，但练了洋枪，一样神乎其技，百发百中。此话，从另一个角度讲似乎更对——辫子没了，奴性还在，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甚至还会变本加厉。上层的人，讲“政治贞操”（注意：讲的都是大男人），下层的人，矮着身子狂呼万岁。
其实，个中的道理是常识：奴性之有无，是脑袋里面的事情，跟脑袋上的头发无关。
民国时期的人头像章与个人崇拜
在中国，说到人头像章，恐怕人人都会联想到个人崇拜，想到“文革”那像章铺天盖地的日子，脑袋里说不定还会回闪出那位在皮肉上别上像章以示忠诚的人物的形象。其实，像章这种东西，西方早就有，只是将它搞成个人崇拜的纪念品，还真的不能说不是一种东方的创造。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还陷在军阀混战的深渊里没能自拔，大大小小上千个军阀，今儿个你打我，明儿我打他。军阀的面目各有不同，但每个都拢一堆人马，占一块地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军阀最怕的事情不是别人打上门来，作为军人，打仗的事是免不了的，人家打上门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三十六计走为上，中国这么大，只要手里有枪，到哪里都吃饭。军阀最担心的事情也不是搞不到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剩余武器有的是，洋人用过的烂枪烂炮，被中外商人一船船地倒过来，连传教士的手里都有货可卖，只要有地皮能刮到银圆，就不愁没有枪弄。军阀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是内部的叛离。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史，几乎每次的胜利和失败，都伴随着倒戈事件的存在，可能军阀都知道孙子那句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正因为如此，几乎每个军阀都在维护自身凝聚力上下了最大的功夫，最开始是用钱和女人收买人心，后来发现别人同样可以请君入瓮地使部下叛变，又改了特务控制、亲缘至上，以及什么宗教和主义的提倡。四川的刘湘请来了刘神仙讲道，湖南的唐生智让全军剃度受戒，冯玉祥则让传教士用水龙头为军队受洗。但是有两个不大不小的军阀招术不一样，他们想法让部下崇拜他们自己，这两个人一个是汉中的管金聚，一个是胶东的刘珍年。
管金聚是个割据汉中的军阀，手下万把人枪，平时很少参加军阀间的战争，守着大山里的一块宝地，刮刮地皮，买卖大烟，倒也活得滋润。他控制部下有一个绝招，就是让每个军官和士兵都在胸前戴印有他头像的胸章。胸章是布做的，但上面他的五官却印得很清楚，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正常人绝对不会认错。管家军军容风纪可以不整，甚至连枪都可以忘在家里，但管老爷的胸章却不能不戴，一旦疏忽了，那就是对待“主公”的态度问题，非同小可。这样下来，管某人的部下还真的很少有叛离的，他原以为他的小江山就此可以固若金汤了。
谁想智者千虑也有一失。虽然管某人不爱打人家的主意，但却挡不住人家看上了他的地盘，在一场激烈的战事之后，管家军大败，管某化装成士兵想逃，但依然做了俘虏。谁曾想，这一下原来控制部下的高招，此时竟变成了让他送命的祸根。对方根据管家军士兵胸章的人头像，很顺利地就把想要蒙骗过关的管某人认了出来。又正好赶上对方的前敌总指挥是个六亲不认的狠角色，抓获管金聚后，竟然二话不说，就把管某人给枪毙了。
地处海边的刘珍年，占的地方比较富庶，实力也比较雄厚。
他搞个人崇拜给部下定做的瓷制像章，上面他的尊容由于釉色的缘故，十分光彩照人。刘的上司是割据山东的韩复榘，而韩的上司是蒋介石，刘对于韩与蒋一概不买账，他在胶东自搞一套，不仅军队自成体系，而且连地方官员也一概由他委派。而所有他麾下的人，无论军人还是文官，每人都要佩戴绘有他头像的像章。
他比管金聚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让部下戴他的像章，而且还让他们学他的思想，为此，此公还正经出了几本据说是他写的书，开办了若干学习他思想的学习班。
刘珍年后来终究被人吞并了，他的书和像章最终没能保住他的江山。不过，他和管金聚的做法，倒是给历史留下了更多耐人寻味的东西，有了这些东西，历史就不再会枯燥了。
失了手的警察头子
赵秉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死在任上的内阁民政总长，死得不明不白，成了千古之谜。不过，赵秉钧本色其实是个警察头子，对于警察来说，不明不白的死，也是应有之义，不算太奇怪。辛丑议和之后，列强欺负中国人，天津不许中国人驻军，袁世凯灵机一动，派了军队以警察名义进驻，负责人就是赵秉钧。
后来，朝廷新政，设置警察也是新政之一，赵秉钧水涨船高，爬上了巡警部侍郎的高位，实际上成了中国警察的开山祖。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把大总统让与袁世凯，袁政府的第一任内务总长还是赵秉钧。
赵秉钧很有意思，说他的姓，是百家姓上第一名，说起名，是天子脚下第一人（秉国之钧）；排行是老大，生辰八字是甲子年元旦第一时，其实个中的真伪，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这位书童出身的人物，身世早已无考，本是慧眼识英的袁世凯将之拔于草莽，一直是袁世凯夹袋中的智囊式人物，深受袁的信任。赵秉钧的确也很能干，在一个没有警察的国度里，从无到有，制度、规则、训练，把个警务建设搞得井井有条。几年下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惊奇地发现，北京的大街上，警察居然帮一个推粪车的老乡将翻倒的车抬起来。他惊叹道：在过去，你能想象这种事吗？当然，我们的洋记者看到的是首善之区的北京，在其他地方，警察还是跟过去分担警察职能的捕快和士兵一样，对老百姓，大概还是免不了欺凌和敲诈。不过，中国毕竟在他的手上有警察了，有了案件，不再由那些捕快和仵作们包办。顺便提一句，1905年著名的吴樾刺杀五大臣案件，就是赵秉钧承办的，看那验尸报告，像模像样，硬是通过炸得稀烂的吴樾，查出了事情的真相。
办警务办得很像样的赵秉钧，忽然有一天做了中国的内阁总理。这是因为第一任的总理唐绍仪，虽然也是袁世凯的夹袋中的人物，但不幸的是留学过美国（第一批留美幼童），多少染了美国民主的毒，因此跟总统袁世凯怎么也弄不到一起，只好自己开溜。遗下的位置，袁世凯交给谁都不放心，老实巴交的职业外交官陆征祥过渡了几天之后，昔日的警察头子就变成了总理。
做了总理的赵秉钧，做的事情还像是警察，而且是不好的警察——秘密警察。当时，交出了政权的革命党人，尤其是实际主持党务的宋教仁，特别热衷于通过国会的选举，获得议会多数，从而组建政党内阁，再次掌权。为了这个目的，革命党人拼命扩大组织，吞并小党，拉人入伙，拼凑了一个大党——国民党，赵秉钧也成为被拉的对象。出人意料的是，对“党”一窍不通的赵秉钧，居然一拉就动，肯欣然加入。于是，袁世凯告诉国民党人，好了，你们希望的政党内阁实现了！党人一时也欢天喜地，乐不可支。可是，过了一段，发现这个身为党员的总理，根本不听党的话，依旧惟总统的马首是瞻，心里未免凉了半截，总算明白天底下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政党内阁，必须得自己做成。
第一届国会选举，由于袁世凯和赵秉钧们还不知道怎样操控，结果让国民党占了便宜，捞去了近半数的席位，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进京做总理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武士英，对着这位国民党最能干的领袖开了两枪，未来的宋总理伤重不治身亡。消息传开，举国震动，中央政府当然要江苏地方严查，务必缉拿凶手。江苏警察厅也就真的严查，结果还就真的查出了凶手，一步步追上去，发现背后指挥者为应桂馨，并查出了应跟内务部秘书的洪述祖和总理赵秉钧的往来函电多件。
就这样，赵秉钧有了嫌疑，然后，武士英不明不白地死了，应桂馨不明不白地死了，最后，赵秉钧也不明不白地死了。
行刺宋教仁这件事，唐德刚先生认为不是袁世凯干的，而是底下的人，包括赵秉钧揣摩袁世凯的意思，自作主张。当然，赵秉钧肯定有事，但袁世凯也脱不了嫌疑，否则，我们的赵总理干嘛要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赵秉钧安排刺杀这活虽然干得不怎么样，但办警察办得还是蛮有成效，连内阁总理作的案，地方警察居然都能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