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人，将会受到生活的惩罚。”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样说。
1989年10月7日，民主德国为了庆祝成立40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当时爆发了游行示威，但遭到了警方的武力阻挠。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看着这一切，几乎懵了。他不知道，他后来的接班人埃贡？克伦茨也不知道（埃贡？克伦茨曾试图极力避免整个国家瓦解），在那之后不久柏林墙就会坍塌，整个世界也将随着柏林墙坍塌。奇怪的是，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话在昂纳克身上奏效了，但是对于安格拉？默克尔却并不是那样。当然，她谁都不是，在历史中，当成百上千的人翻过分割柏林的关口之前，她就已经迟到了。现在，她会极速地弥补那些曾经错失的时间。但1989年11月9日，在世界改变了它的一些基本特点的那一天，这位未来的德国总理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星期四她通常都会去洗桑拿，就算世界坍塌了，她也雷打不动。而那天（11月9日），世界真的坍塌了，她像往常一样，习惯性地在桑拿房中流着汗水。她之前也从电视里听说了一些事情。君特？沙博夫斯基——统一社会党新上任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喋喋不休地讲了一些难以理解的关于开放边境的事情。“有一个新的规定”，沙博夫斯基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在现在的时代，德国电视里总是有新闻发布会，这俨然成为一种绝对的狂热），“允许没有特别批准的‘私人旅行’……”整个发言的用语极为官僚，难以全部理解，但是几乎所有的东柏林人都迅速地理解了。可是默克尔并没有理解，那时她还是一个科学家，一个物理研究者，不是政治家。应该说，她看上去与政治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人们欢欣涌动，而安格拉却克制自己没有给母亲打电话，然后就去蒸桑拿了。尽管她也曾跟父母说过，如果有一天人们被允许到“那边”去，他们肯定会去凯宾斯基吃牡蛎的。
我并没有立刻明白那天晚上就会开放柏林墙。在晚上9点。但不管怎样，我没有错过什么。
多年以后，她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实用主义者这样说道。就这样，“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喝一杯啤酒”，就在那晚9点，和民主德国的百万居民一样，她终于有了行动，人们似乎看到她蓝色的大眼睛和齐耳的发型。她胳膊下还夹了一个大大的运动包。她跟着人流，通过了博恩赫姆大街的关口，有些冒失地进入了西柏林的威丁区。她在寻找一个电话亭，想给汉堡的阿姨打电话（其实安格拉几天前去拜访过她，这种拜访对于其他的“民主德国人”则是一件复杂得多的事情），但没有成功。之后回忆中的画面就是，她在陌生的人群中以一种相当文雅的方式短暂地庆祝了一下，而她周围的人都非常激动和兴奋，因为不可能的事情突然变成了现实。
我碰到了一些人，然后突然我们所有人坐在了西柏林的一户喜庆的人家的公寓里，在那儿我也能打电话了。后来那些和我在一起的人全都想去“裤裆大街”（“裤裆大街”是德国一条销售各种奢侈品的购物街。）但是我更想回家……你们知道，我早上得早起去上班。
然后，这位德国总理补充说：“如此多的外人的陪伴……就我的习惯来说，那次我真的是过了。”
如今，在历史动荡面前想办法引领这个欧洲最大的国家的她，即使是对于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来说，她的冷静也是很引人注目的。默克尔不喜欢让自己被各种事情拖拉，她更喜欢科学分析的简单适度，而不是敏感的热情。即使她在面对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时，也是如此。从“我早上得早起去上班”这句话可以看出，她没有理解到她正在经历的伟大的历史时刻。
几天之后，安格拉去了波兰。她的同事对于她身处波兰而不是德国都难以置信，那时的德国“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
之后他们告诉我，在我们下次去柏林的时候，德国很有可能就已经统一了。我当时非常吃惊，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么多。
吃惊，也许和其他德国人的反应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每个星期一都不断地聚集在广场上，他们的标语众所周知：“我们是这个民族。”随后变成了“我们是一个民族”。默克尔则仍然持怀疑态度。
默克尔突然决定要从政了。我们并不知道她作出这个决定的准确时间，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肯定不是在那之前。她不是那些参加了成百上千次游行示威的人中的一员，不是那些冒过一定风险的人中的一员，也不是那些聚集在教堂里公开批判昂纳克政权的人中的一员。当然，在一些冲突中也看到过她，那个年轻的物理学家，但是她从不参与讨论，从不坐在某一方倾听。“她似乎对政治不怎么感兴趣。”有人证实说。格特鲁德？赫勒在《教母》（Die Patin）一书中写道，她“在一个角落里，怀疑而沉默”，就像是转述了一个“民主觉醒”（Demokratischer Aufbruch，缩写为DA）的代表人所说的话。“民主觉醒”是活跃在柏林、莱比锡、但泽等城市大街小巷的主要公民运动之一，它先于“转折”（Wende），德国人将1989年发生的那些事件称为“转折”。
默克尔在谈到那个不同寻常的秋天时说：“我曾经是个观察者，在大门关闭之前的那一刻逃走，不是我做的事。”这是一个令人好奇的词语选择。她说“大门关闭”，但对于百万德国人来说显然是一种开放，是近30年来人们所渴求的开放。人们似乎将柏林墙的倒塌作为一种获得自由的标志来谈论，对她来说并不是本能的一件事。“没有人问她，她看到的那扇关闭的门是什么。”赫勒写道，然后补充道：“这是这个来自东部的观察者的前景展望：关闭的是社会主义经验的大门，而那些开放了的门将会发生的事情，以后就会知道了。”
这当然是一种狭隘的解说。在那几个月里她更愿意沉默，这确实是真的。当时她已经35岁了，但还有一股学生气。她没有把那些话当回事，没有被人群鼓动，没有置身于民主德国各个城市日益壮大的游行队伍的领头者之中。“我当时不亲近政治，也就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活跃于政治活动而已。”另一方面，在昂纳克的政权下人们曾学会沉默，而她也的确沉默。她曾经学着去体会字里行间的深意，学着不让人们注意到自己。应该说她是这方面的大师，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如此。谁会告诉别人自己是一个新教牧师的女儿呢？加入自由德国青年团时，谁会说自己满脑子都是批判政权的火苗，以致会成为“转折”系列事件的主要政治人物之一呢？就这样，安格拉？卡斯纳，婚后姓氏默克尔，“就像一头无辜的羔羊准备好了变成母狼”（赫勒），以一种“无特征的且偶然的”方式，看了看赋予新民主德国生机的所有现实情况。她在各个政党之间侦查，尽管她并不习惯这样。在她看来，柏林公民运动 “太幻想、太和平主义、太左派”了。她对社会民主党（SDP，后来变成了SPD）人士的评价也不太好。他们“很无聊”，默克尔有些生气地说，因为他们过分左倾的风气，以及“一切都过于完美，组织已经交给了来自西方的人们”这个事实。然后，她说，这些人“互相称兄道弟，不用尊称，这种事在我这儿是行不通的”。
然而安格拉最终加入了玛莲布格大街12号，也就是“民主觉醒”（之后这支力量适时地汇入了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地方。她说她“喜欢混乱”，并且那些人“不是那么极度左派，他们不是基础的民主人士，而是以某种方式更脚踏实地的一群人”。事实上他们在开始的时候也做了纲领性的较大改变：他们是“反国家意识形态化”的，但同时也发表一些支持国家的某种社会主义想法的言论：“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的研究和看法。”其中还有环保人士，他们呼吁“在工业社会中重建生态”，然而柏林墙倒塌后的第二个月，“社会主义”这个词就从党的纲领中消失了，当时“民主觉醒”才刚刚正式成立不久。关于民主德国的公民们，“民主觉醒”运动的领导者及其活跃分子要求“德国人民自主决定”，东部和西部都一样。在重新统一的形势下，他们甚至猜想联邦德国会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时这种猜想在民主德国非常盛行。
这就是安格拉？默克尔加入的政党。即使“并不知道‘民主觉醒’是否曾经提出过归附的正式要求”，仍然是那个消息灵通的朗古特说，在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岁月里，这些事情也许只被看作没有什么意义的琐事，并且事实是尽管“进行了大量的探索研究，但是从没有找到这类的表格或者汇编集”。
活跃分子、柏林人安德雷亚斯？阿派尔特回忆说，记得默克尔出现在普伦茨劳贝格的“民主觉醒”运动分区，询问自己是否能够 “听一听”。当时默克尔还补充说她“有一些时间，可以参加”。她最初有一项任务，是设计和制作传单。事实上，她就像是一个迟到了十年才靠近西方的带着油印机的安琪儿。这个新来的活跃分子以一篇她在艾蕾美居公寓中精心写成的文章作为开始，这篇文章是针对柏林的出租车司机而写的，从政治角度看他们被视为一个非常敏感的群体，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一致意见的加倍器”。
在那令人兴奋而又混乱的几个月里，默克尔日益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那个在犹疑踌躇时 “知道应该做什么”的女人，那个“远离任何时尚先锋”并且有“一些小女孩习惯作风”的女人，带着不变的青春的外观、气质以及温和的表达方式（似乎她总是穿着一条栗色的灯芯绒裤），她迈着无声的步伐走进了政治世界，一步都不会错。她向科研院的上级请求无限期离职，带着一脸完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表情。默克尔最后成为了“民主觉醒”的媒体发言人，不知不觉她已处于舆论关注的中心。然而这种职务她再也不会有第二次。她不是党的创建者之一，但是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她就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成为关键人物，因为所有与情报工作人员的关系都要经过她的手。
她喜欢把自己描述成那个“拆开从西方来的崭新电脑的包装，并且第一个开机”的人，一个总是给自己找事情做的人，一个一旦需要从不缺席的人。谦逊，乐于助人，慎重，有分寸，一丝不苟。默克尔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她昔日政党的同事们回忆说，她是一个“不受任何政治热情拘束”的人，而且非常有合作精神，不会过分繁琐。“就这样，她离内部纠纷远远的，系统性地一点一点建立起自己在‘民主觉醒’内部的地位。”谨慎的朗古特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