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父母总是对他们说，你们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报名加入少年先锋队或自由德国青年团，这是与德国统一社会党相联系的两大青年团体组织。安格拉作了肯定的回答，因为她非常善于社交，她不喜欢靠边站。但是安格拉并没有止步于此。她的很多同伴都回忆到，在自由德国青年团里，她显示出 “领导”才能，这已经超出了参加一个所有人都要参加的组织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在某种政权下可能是无法避免的。总之，安格拉非常能干。她不仅俄语学习出众（默克尔至今也很热爱俄语，“充满了情感，如此有音乐感，还有一点点忧郁的感觉……”），而且擅长英语，当然还有自然科学。对她来说唯一有困难的是实际应用型的学科，比如绘画和体操。在那些课上，可怜的她必须加倍努力以避免挂科补考。突然，民主德国也爆发了“六八学生运动”。显然这场运动的旗帜与西德的完全相反，在这里，就是镇压的同义词，是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当然，动用了红军的装甲车。这儿也不缺“卡斯纳版本”，牧师一家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度假，爸爸和妈妈离开了孩子们几天，到了布拉格，想感受一下改变带来的快乐氛围，亲眼看看如果学着打开希望之门，社会主义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样的。8月，当红军侵入这个城市时，对卡斯纳一家来说，反弹是相当严峻的。在学校，不允许任何人谈论此事。安格拉也顺从地沉默不语。
当时，默克尔是青年数学俱乐部的一员。她随口向爸爸妈妈作了保证，而正是由于这个最明智的也是唯一可能的选择，才使其能够在国家的镇压下有尊严地幸存下来。她参加了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然后还参加了俄语奥林匹克竞赛。就在列宁诞辰100周年纪念日那天，她参加了全国竞赛。默克尔证实说，她对俄语的偏爱可能与那些在滕普林地区的红军士兵有关，她从不讨厌与士兵们聊几句。她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可爱的苏联士兵中的某一位对她说过，德国的分裂应该被看作是“不自然的”，重新统一只是时间问题。这是默克尔传记中一个无懈可击的完美场景。艾莉卡？本是默克尔的一位俄语老师，两徳统一之后活跃在左翼党。还是在神秘的传记作家朗古特的采访中，她对这个关于红军士兵的小故事表现出些许不满：“她这样说，我一点都不觉得讨人喜欢。她肯定不是跟他们学到俄语的。”但本也承认默克尔曾经是“我教过的学生中最有天资的一个”。本教授也讲述了几年之后卡斯纳神父曾给她寄来一张照片，照片里她以前的这个学生，德国总理默克尔被普京接见，而普京完全被其出色的俄语震撼了。
总之，15岁的安格拉非常优秀，她在各种俄语竞赛中胜出，甚至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俄语奥林匹克竞赛中也获得了名次。那是一次让她毕生难忘的旅行。因为在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竟然也有人告诉她德国的重新统一是必然发生的事情，那一次她又完全震惊了。在莫斯科，她给自己买了第一张披头士的专辑和其他一些东西，这些都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有一些（应该说鲜有）她那个年代的照片：70年代“正常”青少年的典范，询问的目光，有些紊乱的金色头发，穿着短裤和白色短袖，喜欢去乡下远足，还喜欢在户外生火烤土豆和香肠。成年之后不久，在安格拉？默克尔的校园历史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插曲，而这个插曲现在被默克尔派的诗人当作她反感当时政权的有力证据。事实上，那更像是一部荒诞的戏剧，一个可以与《再见，列宁》这样的电影相称的片段。那是在1973年。安格拉所在的班级，12B班，接到了一个组织“文化时刻”活动的任务，这个活动是献给与西方帝国主义英勇抗争的越南人民的。当时，这在美国被视为一种抗议行为，而在民主德国却变成了对政权的示威。她们班对此全无兴趣。因此，12B班的学生们决定不参加这个将会与学校各个班级在比赛中对立的“文化时刻”。在一次公开的斥责之后（以及在异常焦虑的神父卡斯纳的干涉后，另外，他也没忘警告他的女儿这样决定可能会带来的风险），12B班决定做些什么。这个选择落在了克里斯蒂安？莫根施特恩（1871～1914）所写的诗《乏味生活》（Mopsenleben）上，她是当时德国非常受欢迎（尤其在年轻人中）的明显倾向于荒谬派的著名诗人。她在诗中这样写道：
哦，人啊，你要把自己埋伏起来，否则你也只是墙上的一只哈巴狗。（原文是： O Mensch， lieg vor dir selber auf der Lauer/ sonst bist du auch ein Mops nur auf der Mauer. ）
这很显然立刻触动了学校当局的敏感神经。诗中提及的“墙”，恰恰就被认为是一种煽动挑唆。这迅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再加上那些学生们决定唱《国际歌》。是，这是可以的，但是，天哪，是用英语唱！那是帝国主义统治者们可怕的语言，是令人作呕的资本主义者的语言。最后，收集上来的经费也没有用于越南，而是用于支持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那是莫桑比克的一个马克思组织。
不仅仅学校老师、校长来干预这件事，还有该地的教育部门，甚至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也被震惊而参与了干涉，因为学生们在一位“小资”诗人的帮助下（以一种非常令人怀疑的方式）提到了墙。安全部的官员们决定审问该校的许多学生，但很奇怪他们并没有审问那些直接与此“事件”相关的学生。很容易设想默克尔——因为她是潜在的反革命的——可能被认为是这次突发的抗议活动的领导者。至少沃尔夫冈？斯托克在他绝对支持默克尔的书中是那样认为的。在那本书中，默克尔的丰功伟绩被描述得像史诗一般，如果这些功绩不是源于极大的责任意识，那就是对于她未来职务的预见。斯托克写道，是默克尔和一小组（大约五六个人）学生一起，创建了“颠覆性的”反社会主义的方案。然而，这一说法，或者说默克尔在该事件中的主导作用完全没有得到朗古特的证实。就掌握的史料而言，朗古特远远超过了所有的默克尔的传记作家。
该班保持团结，所有的学生，包括那些活跃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的政客们的孩子，都说要对该错误共同负责，没有一个人告发他们所推测的此次略欠谨慎的小型学生反抗活动的煽动者和领导者。不过关于此事，社会主义还有个好名声。真的有很多老师对学生家长很生气，指责他们过于纵容孩子，因为太多的学生习惯穿着“西式”衣服来班里上课。家长们都愤怒了，叫嚷道：“我们也应该让孩子们穿得体面一点吧，不是吗？”所有人都起身离开了学校。多年之后，卡斯纳关于此事的评论引人注目而含有深意：“直到1989年的秋天，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公民们有如此大的勇气。”
这位“赤色牧师”补充说：“一个告密者跟我说我应该向上级求助。”就这样，由于预见到他们可能会禁止默克尔继续学习而感到恐慌，他决定与主教阿尔布雷希特？舍恩赫尔谈一谈，而后这位主教就教会和宗教的问题请教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另外，卡斯纳牧师还向东柏林方面写了一封请求书，默克尔把这封信送到斯托尔佩那儿。曼弗雷德？斯托尔佩是民主德国基督教的最高法学家，两徳统一后他成为勃兰登堡州长，后来做了德国联邦政府交通部部长。
这位焦虑的神父的活动发挥了多少作用人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以学校领导机构的一次官方的严厉批评而告终，评语中表示该班级的行为“损害了学生集体”，这显然是一次“政治性的煽动”，并且引领他们直到成熟的社会 “信誉”也遭到了背叛。这是一场灾难么？不是的，因为这严厉的谴责评语奇迹般地没有出现在高考的成绩单里。所有涉事学生继续学习的权利得到了维护。唯一为此事付出代价的是一个老师，他被惩罚，调往异地，当地部门认为他有错，因为他没有对该班进行充分的控制。不管怎样，在学校里，安格拉和班里的同学们要遭受好几次集体谴责。比如，当集体呼喊“友谊！”时，他们被禁止参加。每天上午所有人都会一起重复呼喊“友谊”，以此作为学生之间团结的象征。那之后，高考正常进行（有的人分数很高），而且每个人都能安心从容地选择自己的大学学业。
安格拉是一个什么都不缺的年轻人，至少在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标准中是如此。从十年级开始，也就是差不多十六七岁的时候，她开始旅行：布拉格，索菲亚，齐奥塞斯库政府统治下的非常活跃的布加勒斯特；双肩背包，帐篷，火车。在那段英雄岁月里，她的绰号是卡西。她的格言是：永远不要表现出无能。这也是70年代初期的青少年自我表达的一种非典型方式，其他方面都是典型的，但是穿牛仔裤和意大利人称为“因纽特”。这可以很明显看出西方的电视节目比民主德国的电视节目受欢迎的多。安格拉以前的同学们几乎一致认为，安格拉总是准备好帮助任何人，但也下定决心要“总是成为第一名”。当安格拉已经成为德国总理之后，有一个人在被询问时说：“当她决定要加入基督教民主联盟时，我感到非常惊讶，我们都以为她会更倾向左派一点，最多置身于绿党德国绿党人士之间。”
她是一个极度理性的人。当要跳进3米深的游泳池的时候，她用了整整45分钟来下决心。最后，当下课铃响起，她跳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