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中的教会”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在之后的几年，卡斯纳意志坚定地选择站在支持民主德国教会中与西方等级森严的教会集团“分裂”的一方，并且直接参与了强烈反对德国福音主教派会议的论战。卡斯纳曾多次表明自己的观点，反对那些声明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教会人士。他赞成支持基础教会，在基础教会里神职人员得到他们各自集体的支持，并且他认为西方的教会当局无法深入理解东方教会的处境和情况。另外要说明的一点是，卡斯纳当时无疑还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次要工作。因为有相当多的神学家在他们作为副职神甫培训期间都去过瓦尔德霍夫，他们向卡斯纳学习复杂的布道艺术，其中就有莱纳尔？艾波曼，多年以后他在柏林墙倒塌前的运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显然，这个牧师协会并不是一家四星级宾馆，而是一家图书馆（它似乎也很好地代表了西方神学），所有人都睡在同一个大房间里。教学科目包括默祷、《圣经》分析、关于灵魂修养的讨论以及组织弥撒。那些年轻的神甫和学生们也会来这儿度过一段较长的时间。艾波曼关于霍斯特？卡斯纳的回忆并没有勾勒出一个政权的强烈反对者的原形。他跟朗古特说：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卡斯纳家里喝酒。他给我们讲述了他是怎样从联邦德国来到民主德国的，并且说他的神学工作非常艰难。他从民主德国境内的福音派教会迟早会缩小这一假设出发，一直推测到大部分团体都不会允许一个神甫存在。只有从神学角度来看准备得非常充分的人，才可能有一个安稳的立足之地。他就想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而很多人都想另寻一份工作，只在空闲时间去做神甫的工作。幸运的是，卡斯纳的直觉并没有成为现实。
在民主德国境内，一个神职人员会遇到很多困难，这可以解释卡斯纳的很多选择。卡斯纳常常面临非常大的压力，而他可能也认为应该保护妻子和孩子，让他们免受政权的侵袭和可能发生的报复。经证实，当局曾因 “赤色牧师”对国家的忠诚问题，详细检查过他的账户。同样可以确定，卡斯纳曾经相当活跃地参加了民主德国的社会生活，他也让他的家人参加了。比如，很多神职人员在正常情况下都会拒绝参与选举，而卡斯纳至少在1963年和1967年都参加了投票。
再说说少年成人礼。安格拉只参与了青年祭（这是一种坚信礼的代替，即由当时的政权支持的坚信礼非宗教形式）仪式的组织，而她的弟弟马库斯、妹妹艾琳则分别在1972年和1979年进行了完全的“祝圣”，导致了其他新教神职人员群起反对卡斯纳，他们说这种接受妥协的行为是 “兄弟情谊的缺失”。还有关于卡斯纳的孩子们在少年先锋队与后来在自由德国青年团的活跃度。比如，安格拉不只是一名普通的自由德国青年团成员，她曾经担任不同的组织性职务，尤其是在大学期间（这是一个微妙的话题，在后面我们还会讲到）。有关神父卡斯纳在面对民主德国的“社会义务”时的态度，传记作家朗古特所采用的措辞很典型：“用非常谨慎的话来说，面对国家的要求，卡斯纳更多的是坦率开放地妥协。”直到现在，滕普林的邻居们回忆起卡斯纳一家时，还说：“是的，他们比较倾向于忠于政治路线。”
根据默克尔自己的讲述，家里的孩子们每天都会用至少一两个小时来讨论学校里发生的事情。默克尔用了一个很奇怪的术语来描述这种活动：“约定。”这很奇怪，因为这个词的含义是指“官僚的”，而这肯定不是在家说话时通常会用的方式。这意味着那更多的是一种趋向一致的对照，一种双方的协作，而不是家庭的亲密活动，不是亲人之间的共享。也就是说，从学校回来以后，要另外花一个小时“汇报”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正因为是新教牧师的孩子，自然而然地，他们在班里不得不竭尽全力做到最好，否则就会有中断学习的风险。卡斯纳经常向孩子们解释，关于国家、社会和政府机构，什么事情能说什么事情不能说，而如果面对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官员，更须注意。
总的来说，卡斯纳一家有能力在艰难之上滑翔，能够在面对民主德国政府当局时保持良好的平衡，并且就像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一样，成功地“脚跨”两德生活着。在柏林墙修建之后仍然如此。1961年8月13日，当那个水泥和石块筑成的“伤口”突然出现时，它不仅分割了柏林，而且将整个世界都分成了充满激烈矛盾的两部分。在默克尔的回忆中，那就像是从一个并不独特的科幻片场景中出来的一样，至少在史蒂芬？科内柳斯的版本中是这样说的。在那之前的几天，他们一大家子正坐在他们引以为豪的甲壳虫小车里，从巴伐利亚度假回来，当时车里还有家住汉堡的姥姥。在路上，卡斯纳注意到数量不同寻常的士兵，以及大量带刺的铁丝网。那个星期日，也就是8月13日，边境就被封锁了，那堵墙也耸立起来。安格拉的母亲哭了一整天，还在教堂祈祷。而当时只有6岁的小安格拉则像是被一种无力感击昏了， “她想帮忙做些什么，但不知道该怎样做”。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他们一家时常去一些西方国家旅行。即使在柏林墙建立之后，相对于很多同城的居民，卡斯纳一家仍能继续从汉堡的亲戚那里收到包裹：西方文学作品、肥皂、牛仔裤、食品。正是这些从西德来的包裹，才让青年时期的默克尔能够穿上蓝色的牛仔服，并且尽量避免穿那种在民主德国她的同龄人所穿的典型服饰。冬天，她经常戴一顶有帽檐的帽子，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太阳”。另外，她曾经还是披头士的头号粉丝。比起约翰？列侬，她似乎更喜欢保罗？麦卡特尼的歌曲。人们说，经常听到从卡斯纳家里传出《黄色潜水艇》（Yellow Submarine）这首歌，那是在莫斯科买的牒。《黄色潜水艇》令人好奇，它成为20世纪60年代最流行的幻象之一，安格拉？默克尔非常喜欢。在她房间里的墙上挂着一幅塞尚的画的复制品，那也是从汉堡来的。她的同龄朋友们常常来她房间听音乐聊天，就像每一个跨越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青少年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值得注意：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埃里希？昂纳克领导下的民主德国，发生在由埃里希？梅尔克主导的国家安全部监控下的民主德国，这个国家有按人头算数量最多的“国家的耳目”（人们常说那是一种“怪兽”般的关系，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耳目”）。在某种意义上，或者说也许正因为此，默克尔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是可以成为榜样的。她在学校的成绩总是非常优秀（老师和同学们都把她定义为“理想的女学生”），从没有任何关于男朋友或者类似的传言。再比如，年轻的默克尔对于戏剧的热爱从无止境。她常常去柏林看一些优秀戏剧的首场演出，参观博物馆并且充满热情地收集艺术作品的明信片。她还常去民主德国的首都看望奶奶，在那里她可以看电视一直看到晚上12点。她希望一切都无可指责，无可挑剔。默克尔后来回忆，她年轻时就对联邦德国的政治相当感兴趣。她说，对于一个15岁的小姑娘来说，记住波恩政府的所有成员的名字并且偷偷地从广播里听西方的关于联邦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竞选的新闻报道，这就像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她最欣赏的西方政客，根本不是基民盟的成员，而是社会民主党的赫尔穆特？施密特，他是权威，受到尊敬和爱戴。
对安格拉来说，奢侈的标志就是苹果汁，甚至可以放开了喝。当然，她没有要到她非常想要的那辆摩托车。说民主德国的学校氛围一点不自由也无济于事。在滕普林的歌德学院（当然这个学校很难进，但默克尔进去了），她的一个高中同学就被明确告知，如果他继续出售歌星和演员画像这一不道德的买卖，就会被开除学籍。那些画像是他按照当年刊登在青年周刊《布拉渥》（Bravo）上面的照片重新描画的。这本周刊在资本主义德国非常畅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