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女子，竟在诗文里坦称自己“前身应是辋川人”，而且被当时和后世的专家学者所接受，并有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为她作传，在她丈夫家乡海宁市的方志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很少见的。
这个女子姓李，名因，字今生，号是庵，又号龛山逸史。于明朝崇祯十一年（1610）生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她天性聪颖恬静，好读书，苦学成才，成了著名诗人和画家。她之所以以“辋川人”自诩，是因为唐代大诗人兼画家王维曾在辋川（今陕西蓝田南）置别业。而王维的诗与孟浩然齐名；画，则极似吴道子。宋苏轼赞其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明董其昌则说：“文人作画，自王右丞（王维官至尚书右丞）始”。因此，“辋川人”便成了“诗画大家”的代名词。其实，李因的父、祖既非高官，也不是巨富大贾。家中贫困，以致无钱无闲让这个志在成才的女孩专事读书。
李因通过自学古史，知道不少古人刻苦读书的故事，如战国时的苏秦“头悬梁，锥刺股”和孙康、车胤因家贫无钱照明而“映雪”、“囊萤”等。她以此激励自己，日夜苦读习字。写字要有笔墨纸砚，她更无力购买，便以北宋诗文大家欧阳修的母亲“荻画为书”做榜样，每天天刚亮便起床，在“洒扫庭除”之前，先在布满灰尘的桌子上练习写字，然后再擦拭干净。这显然不够，便又在长有青苔的台阶上、墙壁上练习。到了秋天，较大些的树叶落下来，她便收集在一起，抚平叶面上的皱褶，借用为纸，沾着水在上面练习写字。
李因渐渐长大，才华横溢，学识丰盈。写诗作画，成了她的唯一追求。青年女子多爱红妆粉黛，而她却置这些于脑外。贫苦的家境，培养了她恬淡、贞静的性格，对于豪华生活和浮躁虚荣作风，她都不屑一顾。她虽然没有豪门富绅的家庭背景，却有着一般男人都没有的远大抱负。“诗品即人品”，这在她身上得到了印证。从她的诗中可以看到她的高雅情怀，和不屈于贫困、不囿于“男尊女卑”的豪迈和倔强。在她早期以“咏梅”为题的诗作中，有“一枝留待万春开”的句子，寓意深邃，别具诗韵。从中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和自负。但不幸的是，这枝留待晚春开放的梅花，迎来的不是风和日丽，而是凄苦的“倒春寒”。
海宁人葛征奇，字无奇，号介龛，明崇祯初年进士，入朝为官，曾位居光禄寺（主管宫廷膳食）少卿。他也是一位爱好诗文绘画的雅士。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李因的“咏梅诗”，对那个传世佳句也倍为欣赏。赏其诗，慕其人，便托人做媒，纳她为妾。两人成婚后，葛征奇受着爱妾的影响和熏陶，心志日趋闲适。反映在诗作中，也与李因于诗“无铅粉之饰”近似，而“少官场之词”，从他的《芜园诗集》中可以得到见证。
葛征奇的官职多有变动，李因自然要如影相随。十五年中，游走了大半个中国，史书说他们“溯太湖，渡金焦，涉黄河，泛济水，达幽燕”，涉水跋山，增多了不少见识。李因自幼养成“惜时如金”的良好习惯，在奔途中，无论是在船上、马背上，她都要手不释卷，或潜心读书或撰写诗文，日积月累，其诗篇累以百、千计。光是她的诗集《竹笑轩吟草》和《续竹笑轩吟草》就收入二百六十多首，散逸的无可计数。
李因除了善诗，还热衷于水墨画。和她的诗无铅粉之饰一样，她的画也多崇尚自然，工于写生山水花鸟等自然景观。她心目中山水画的画师，是宋代著名画家米芾和他的儿子米友仁；而画花鸟则师法明代画家陈淳。陈淳号白阳山人，她便“刻沉香为像，以奉白阳山人”，足见她对这位画师的崇敬和推许。因为她惯于写生，特别注重真实生动。所以画界说她“善画花竹之沃斜、禽鸟之跳踯，具有生动之趣”，且“所画极有笔力，无软弱态。当时名誉甚隆，真闺阁翘楚也”。就连她的丈夫也认为，两人诗才画意不相上下，他说：“山水（画）姬不如我；花卉，我不如姬。”这话没有丝毫的自谦。
李因出身贫寒，出嫁又为人妾，身份卑微。这些与她的才华智慧和远大抱负恰成反比，所以使她常有许多感慨。这在她为自己一幅《莲鸭图》所题诗里得到了充分反映：
皎镜方塘绝点尘，水宫仙子晓妆新。
画家不著胭脂染，相见娥眉淡扫人。
芜园风景迥超尘，好鸟名花异样新。
不画并头与交颈，自伤身是抱衾人。
晚春句好笔无尘，泼墨秋塘格更新。
若信三生因果事，前身应是辋川人。
这三首题在自己画上的“七绝”，可称绝唱。内容清丽，抒怀喻人。三首诗中的头一句，都押在一个“尘”字上，一个“绝尘”，一个“超尘”，再一个是“无尘”。这可以理解为，作者在反复说明自己心静如水，超凡脱俗。她有着水宫仙子的自然美，是一个真正的娥眉淡扫之人。而这个不施粉黛、值得钦敬的人，竟是一位不能与心爱的人“并头交颈”、地位卑微的“抱衾人”。抱衾人身份卑微却心怀大志、博学多才，诗画成就斐然于世，所以才敢自豪地说：“前身应是辋川人”。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汹涌澎湃，战火纷飞。葛征奇时为明之高官，自然不能超脱于战乱之外。一次，李因随丈夫乘船途径宿州（今安徽宿州市），正值交战，众旅客互不照顾，慌乱逃散。李因身中箭矢，血流如注。她在剧痛和恐慌中，依然怀抱诗稿，到处寻找丈夫。待两人相见时，她脸色苍白、软弱无力，但仍坚持赶路。这次遇难丢失了她的所有首饰衣物，可她所作诗稿却无一遗失。事后她还欣慰地说：“那些首饰物品是用金钱买到的，而诗稿是用我的心血写成的，千金难求。”
葛征奇于清顺治二年（1645）去世，当时李因只有三十五岁。因她是侍妾身份，丈夫死后，不得归居于葛家，便独自蛰居海宁乡下。她将自己的居室命名为“竹笑轩”，除了以竹自律，还要笑对余生。其实，她的生活是孤独而凄苦的，一个没有家业、没有儿女，只会吟诗作画的柔弱女人，能够不悲不戚、不流眼泪就很不错了，哪还有多少欢笑？
她是个超凡脱俗、前身曾是辋川人的奇女子，对待四壁萧然，家无积粟，甚至时有断炊的清苦日子，却处之泰然。为了生计，她便以纺织为业，但仍不忘诗画之作。“冰雪贞操，四十年如一日”，她从没有荒废过自己的时日和亵渎过自己的抱负。
李因在丈夫死后的孤苦日子里，诗的格调与前大有不同。没有了面对大自然的轻松和愉快，增添了许多深沉和酸楚。如在一首诗中她写道：“白发蓬松强自支，挑灯独坐苦吟诗”，上句中的一个“强”字、下句中的一个“苦”字，把女诗人的无奈和艰辛倾诉无遗。
一个以诗画维持生命、寡居而贫困的女人，在那样冷酷的时代，能以七十五岁高龄辞世，应称为奇迹。这没有别的解释，只能说是诗营养了她，是画假以天年。她在晚年有一首借秋景抒发胸臆的诗，是这样的：
时序催黄叶，排空雁自横。
独愁增白发，多病怯秋声。
老愧黔驴技，多惭刻鹄评。
人情深可畏，搔首叹余生。
葛征奇死后，李因没能回到葛家，遭到了世态炎凉的刺激，她一直没有怨言，从这首诗的“人情深可畏”句中，可以窥见她所遭到的人情冷暖的境遇，一定令她十分难堪。否则，不至于达到“可畏”的程度。而这位坚强的女人，没有更多的怨天尤人，而是惭愧于自己的“黔驴技穷”和徒有“鸿鹄之志”了。
所以，有人评说她的诗作和人品“沉郁抗壮，一往深情，有烈丈夫所难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