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氏夫人，壮族女，本姓岑，名花。明孝宗弘治九年（1494）出生于广西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县）岑家。其父岑璋为世袭土官。这土官乃朝廷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任命的官员，有土知州、土知县等，后来演绎为“土司”。朝廷对土官的要求是“世守其土，世长其民，世袭其职”。这种朝廷命官自然得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腹藏文采，饱读诗书。岑璋对自幼聪明好学的女儿十分疼爱，给与她与男儿同等的受教育机会。所以，岑花不只精通文史，还特别精于兵法。小小年纪，便对刀剑情有独钟。且熟稔政治，关心军国要务。到了婚龄之后，按照当时壮族官宦阶层“官家与官家婚”和“婚姻不避同姓”的习俗，她嫁给了田州（今广西田阳县）土官岑猛为续室，改称瓦氏。当时岑猛已有长子岑邦彦。几年后，即明嘉靖四年（1527），岑猛与长子岑邦彦因被诬陷而遭朝廷讨伐，死于战火之中。这时瓦氏刚近“而立”之年，年轻丧夫，且无子嗣，孤苦无靠，孑孓挺立，依然保持大家之风。岑猛因系世袭土官，他和儿子死了，这土官之职便落在了岑邦彦的儿子岑芝头上。但岑芝年幼，无力管理州之政务，便由祖母瓦氏夫人代为料理田州的大小事情。此前，瓦氏夫人本无执政经验，但在丈夫为土官时，她处处留意，学习了许多处理政务的知识和本领，再加上她有天赋的为官才能和奋发努力，很快适应了繁重的理政要求。她以诚团结壮族同胞，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帮助群众摆脱贫困。兴办义学，推进教育提高大家的文化水平。人们不只有了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还有了丰衣足食的物质生活。女人担任土官前所未有，做出如此成绩更是人们之未料。她开始上任时，曾有不少人怀疑她的执政能力，担心田州会从此衰败下去。但事实教育了大家，人们不得不称赞她是土官中的优秀。
瓦氏夫人自幼熟读经史文章，懂得许多治国方略。她深知富民靠发展生产，强国则赖以文武同兴。而文即大力发展教育，培养国之栋梁才俊；武则加强军事建设，训练出一批足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强将精兵。她曾读过不少兵书，深谙“军无严纪难为战”的道理。而“为战”则“必胜”。这就要求全体官兵胸怀“可死而不可败”之志，做到团结一致、武艺超人、勇猛无惧、敢冲敢拼，到了战时能够“以少击众，十出而九胜”。
在平时练兵中，她要求严格，一丝不苟，身体力行，示范于众。为了培养官兵的集体观念，将壮族习惯穿用木鞋的特点，用以练兵。具体做法是，三人或六人一组，共穿一双长长的木鞋赛跑。这种木鞋是在长2—5米、宽于脚掌的两个木板上，等距离地钉牢鞋带，全组人先后依次穿好，后面的人，双手搭在前者的左右肩上，听令计时赛跑。胜负主要取决于同组人的动作是否协调一致、脚起脚落无丝毫差错。用此办法训练出来的兵丁，作战时则可配合默契，进退有致。瓦氏夫人自身膂力过人，练功勤苦，独创了传世良久的“瓦氏双刀功”。她仪表英俊，凛凛威风，既有立马横刀之勇，又有灵活多变之功。她的“瓦氏双刀降枪法”，堪称武林一绝；而她的“瓦氏阵法”更为古代战术史上之奇葩。此一阵法的精髓曾被著名民族英雄戚继光的“鸳鸯阵”所采用，并收入其兵法名著《纪效新书》之中。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已经长大成人的岑芝，接受朝廷征调，率兵前往海南岛镇压黎族起义，又葬身于战火之中。这时他的庶祖母瓦氏夫人已是五十四岁的老妪，面对自己一手抚养成人的孙子英年早逝，她十分悲痛。回忆起自从嫁到田州岑家三十多年来，竟已经历了三代土官的非正常死亡。这种打击痛彻心扉，鲜血淋淋。而血迹未干，自己又要挑起抚育遗孤、代理政事的重担。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何等的艰辛与无奈。
岑芝死于海南时，他的两个儿子岑大寿、岑大禄，一个刚刚学步，一个尚在襁褓之中。瓦氏夫人含泪抱起两个曾孙，喃喃自语：“孩子，太太老了，如若现在朝廷征召，我们这一老两幼，谁去为国效劳？”说罢，泪水横流。
瓦氏夫人，一语成谶。仅仅过了四年，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我国沿海的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均遭倭寇野蛮侵犯。敌寇所到之处，大肆抢掠财物，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沿海百姓苦不堪言，生活难以为继。朝廷也曾派遣官兵前去征剿，但均以失败告终。倭寇见清廷无能，更加肆无忌惮，百姓无片刻安宁。后来朝廷派兵部尚书张经为总督东南的国务大臣，负责征讨日益猖獗的倭寇。张经是一位有爱国之心的重臣，决心打败进犯之敌。他久闻广西壮族土官所属“俍兵”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具有“十出九胜”之能。便下令征调，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兵力共同进剿倭寇。
当田州岑家接到征召命令时，瓦氏夫人正在教导八岁的岑大寿、五岁的岑大禄读书习字。已经五十七岁的曾祖母，由于多年倾心代理州之政事，并取得了“凡洲之利害，躬为规划，内外凛然”的卓越政绩，致使她身心交瘁，精神日渐不支。但当看了张总督的征调命令后，却又精神振奋，热血沸腾。低头看了看膝边的两个孩子，心中霎时沉重。不由得暗想：自己年迈体衰，曾孙年幼，岑家无人带兵征战，这是何等的难堪？她认真地思考着，遍寻胜任带兵的将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她想了三百六十度——整整一个圆，最后的人选落在了一个点上，那就是她自己——瓦氏夫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是去征讨入侵的顽敌，责任重大，责无旁贷，“舍我其谁也？”她当时这样想。
她复命张总督说：“面对倭寇的野蛮进犯，岑家男丁尚未及弱冠之年，如此重任，只有由老妪代为承担。古人云，老当益壮。吾将再次施展“双刀”旧功，歼敌于长海之滨，恳请大人恩准。”张经看了她的请命书，深为感动。他治军多年，从未见过巾帼领兵。不免心存疑虑，但大敌当前，容不得再做犹豫，便做出了大胆破例的决定。
当年近花甲的瓦氏夫人精神抖擞、英姿勃发地站在他的面前时，这位大都督竟一时心吃惊、眼迷离，分辨不清眼前之人为雌雄。
瓦氏夫人总共领兵六千八百人，除了“俍兵”，还征集了其他少数民族的精兵强将。张经亲授她为“女官参将总兵”，任务是直赴东南沿海，剿杀来犯之敌。
东南沿海的居民，久闻“俍兵”骁勇善战，具有“以一当十”之能。因之，人心大振，热情迎接这支剿寇大军。瓦氏夫人于是年三月中旬抵达金山卫（今上海金山区），她担心军队长途跋涉，身心疲惫，便决定暂作修整，她将用“以逸待劳”迎击敌人。果然，一个月后，倭寇集中了优势兵力，四千多人长途奔波，妄图一举消灭一位女人带领的众兵。这时，瓦氏夫人和她的众将士早已消除了疲劳，斗志倍增。四月初，三千多名武装精良的倭寇，向“俍兵”发起了进攻。瓦氏夫人不慌不忙，沉着指挥部下巧妙应敌。她自己身先士卒，冲入敌群，手举双刀，如雄鹰展翅，俯仰自由，或左右砍杀，或上下拦挡。敌人因近在咫尺，来不及开枪射击。只见头顶之上、脖颈左右，白光闪烁，血水喷流。倭兵们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脑袋已经在地上翻滚。她越杀越勇，没用多大功夫，周围已是横尸遍地，血流成溪。她的属下，也个个如虎落羊群，杀得淋漓痛快。很快敌人便招架不住，扔下众多尸体，慌忙败逃窜。首战大捷，一举扭转了东南沿海的抗倭局势。
四月二十日，倭寇又增兵千人，以四千兵力向浙江嘉兴进军。瓦氏夫人仍是一马当先，率领大军前去抵抗。在友军的得力配合下，她用计诱敌于嘉兴北部的王江泾，四面包围，同时进攻。敌人首尾难顾，上下失去指挥。这一仗消灭敌人三千之众，剩下千人多数负伤在身，敌寇遭到了致命打击。直到这时他们才如梦初醒，在中国这块沃土之上，入侵者很少有生还的可能。沿海居民欢欣鼓舞，齐声赞美瓦氏夫人。王江泾之战具有明显的转折意义，大灭了敌寇的威风，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六月，陆泾坝（今江苏境内）战役，瓦氏夫人更是大显神通。她率“俍兵”，挥舞双刀，杀进敌群，手起刀落，敌人一命归阴。面对这位威风凛凛的白发女将军，他们节节败退，慌不择路，把停泊在岸边的许多船只，留给了瓦氏夫人。夫人见了大喜立即下令烧毁贼船三十多艘，断绝了倭寇水上逃走之路。
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俍兵”在瓦氏夫人指挥下，“三战三捷”，杀敌数千名之多，为国家立下了奇功，受到沿海居民的热情歌颂，人们高唱：“花挖家，能杀倭”。朝廷闻讯，封她为“二品夫人”，人民则称其为“石柱将军”。
正当抗倭即将取得全胜的关键时刻，总都督张经因被奸相严嵩陷害，获罪入狱，以瓦家军为首的抗倭大军去了优秀统领和坚强后盾，瓦氏夫人对嘉靖皇帝的良莠不分，愤愤不平。她忧国忧民。但无力扭转奸佞当道的畸形政治局面，过度的操劳和忧愤，把“石柱”般的女将军击倒了，重病缠身的她率领部下于是年七月初返回田州，故乡的百姓得知女英雄载誉归来，纷纷前来慰问。她感谢乡亲们的支持，感谢他们培养了壮族子弟成了能征善战的“俍兵”。她拖着重病之躯，祭告了家庙，厚赏了跟随她长途征战的官兵。
不久，瓦氏夫人病逝于田州土官府，终年五十九岁。《明史》有载：“嘉靖三十四年，土官瓦氏以俍兵应图苏州剿倭……以杀贼多，诏赏瓦氏及其孙男岑大寿、岑大禄重金。”当时两个年幼曾孙无力操办丧事，田州众多壮族同胞，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她葬于田州东北岑氏陵墓。
广西著名的长寿村巴马，曾属田州管辖。由于明末战乱，瓦氏遗迹已荡然无存。为了纪念这位生活战斗在近五百年前的民族英雄，巴马的大街上曾建有“瓦氏夫人庙”，后迁至巴马巴定山上，与“岑大将军（岑猛）庙”并肩而存。
对于瓦氏夫人的治军有方，《倭变事略》、《松江纪略》等史籍有：“以妇将兵，颇有纪律，秋毫无犯。骁勇善战，军令严明”等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