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古代百名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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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 教子成名的母亲郑氏

郑氏,北宋著名诗文大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母亲,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约生于公元982年。自幼家境贫寒,受到良好家教,初通文字。知礼法、守节义,是一位极为优秀的母亲。女人入史,古来少见,而郑氏却堂而皇之走进了《宋史》。史书说:“(修)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而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为书”。

郑氏嫁与欧阳修之父欧阳观时,已以进士身份任职某州府,为主管刑狱的推官(类似当今的审判官),为人醇厚正直,为官清正廉明,体恤贫苦百姓的疾苦,断案无错无冤,是一个受到群众夸赞的好官。但他英年早逝,留下一儿一女全靠寡母郑氏抚养。欧阳家曾为世族,早已没落。到了欧阳观为官时,全家人的生计只靠他的薪奉维持。他死后,唯一的经济来源断绝了,母子三人只有苦熬岁月,靠郑氏的勤俭支撑时日。但郑氏是一位心志高远,见识不同凡俗的女人。她决心把儿子欧阳修教育成人。

欧阳修生于公元1007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称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五六岁时母亲便亲自教他读书识字。而要学习写字则须准备纸笔,家贫无力购买,母亲忧虑,儿子也暗中着急。一天,郑氏见院外池塘边长有很茂密的荻草,茎根挺拔,如果用它做笔,以大地为纸,让儿子练习写字就不困难了。儿子听了母亲的想法非常高兴,扬起笑脸对妈妈说:“妈妈太聪明了,不用分文便可以有用之不尽的笔纸。我一定会利用这大好的条件努力练习写字。”说完,母子两人便到池边折芦荻。郑氏用芦干在地上写下了“努力”两字,欧阳修端详了一会儿,蹲在地上一笔一划地写了下来,比母亲写得还要端正。郑氏见儿子如此聪慧,便抱起儿子开怀大笑。从此欧阳修便一面读书一面习字。待他稍长,母亲又授以经书典籍,诗词文章。有些古文旧典郑氏以前也未学过,为了儿子,她便先行一步,自己学明白了再去教授给他,母子两人教学相长,同时进步。欧阳修长大以后回忆说,母亲才真是他名副其实的启蒙先生和优秀家教。

郑氏不只教导儿子学文习史,还特别注重培养他良好的心地和开导他如何做人。她的开导不是古板的说教,而是讲一些小孩子爱听易懂的故事,让他从中悟出如何做人的道理。有时她还给故事做个小结,用精炼的语言说明深奥的含义。

欧阳修在母亲的精心培育下,进步很快。读了大量的古诗古文,而且有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之能。他十岁的时候,已是满腹经纶,能够提笔成章了。父亲遗留下来的书籍,他已经读遍,又无力再买新书,母亲知道儿子是个读书的材料,便亲自带着他到藏书较多的人家去讨借,为了不耽误人家使用,借回来以后,连夜抄写。母亲心痛儿子的劳苦,便劝他可以放慢一些。他说:“不可以的,答应三天送还人家,只能提前,不能拖后。我这样抄写比光是阅读效果更好,知识积累得更多”。

有一次,他竟然借到了一部六卷本的《韩昌黎文集》,当他阅读了几篇以后,他高兴地对母亲说:“妈妈,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一部好书,文章清新自然、朴实无华。与当今的文风浮躁华丽,简直无可比拟。我要认真地读下去,学习他的风格,以便将来在文坛上独树我欧阳修的文风。”说完,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母亲见了,笑着说:“小孩子,可以立大志,不可以说大话。你的话说得早了些。”其实,这位母亲久闻唐之韩、柳(柳宗元)乃文坛领袖,现在见儿子有志向文学大家学习,精神为之一振,便进一步鼓励说:“凡古之名家,多先有大志,后有大为。你既然有志向先贤学习,就要坚持不懈,永不食言。”从此,这个十多岁的孩子便日以继夜地苦读、习作。欧阳修本不喜欢当时流行华丽浮躁、内容空泛的文风,自从读了韩愈的文章以后,得到了新的启示。对于韩愈的“文以载道”的论说尤为钦佩赞赏。决心以自己的文学新风取代当时文坛的不良习气。

欧阳修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他的文学功底已经颇为精深。其诗词和散文水平已在许多学子之上,名字响当当了。

宋仁宗天圣年间(约1123~1125),他尚不足十八岁时,到京城参加考试,连考三场,场场名列榜首。从此,便以进士身份入朝为官。年轻的欧阳修在文学和事业上都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成就,众人刮目相看。但在母亲眼里他依然是个大孩子。母亲既为儿子的少年得志而高兴,又担心他年纪太轻而骄傲懈怠。于是,她便把教导儿子的重点转移到如何为人为官上。丈夫欧阳观是她心目中为官的典范,她便经常用父亲在世时,做事一丝不苟,为官清正,爱民如子,断案公平的事例,开导儿子,希望他认真继承先父遗风。有时她说着说着,泪流满面,儿子了解母亲,便会跪地承诺:“修儿一定不辜负母亲的良苦用心。”

欧阳修刚刚入朝时为馆阁校勘(负责图书经籍和国史的校正勘误等)。当时的著名文人、朝中大臣范仲淹,因为直言批评宰相吕夷简的过失,遭到打击报复,被贬谪江西饶州。这件事明显不公,在朝中引起了哄动。许多人都为范仲淹鸣不平。唯独司谏官高若纳,不仅不恪守自己的职责劝谏皇上听取范仲淹的意见,反而为吕夷简撑腰。欧阳修觉得高若纳不只是非不明,简直是颠倒黑白,便挺身而出,写信责骂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若纳见信很生气,便把此信呈送给仁宗皇上,并在皇上面前说了不少欧阳修的坏话。皇上自然听信“谏官”之言,便把欧阳修也贬到夷陵(今湖北宜昌,后又到乾德)去做县令。他的母亲知道了这些以后,不只没有责怪儿子,反而鼓励说:“好男儿就应当仗义直言。官位高低并不能说明人品还坏,即使黜职归乡,也应做一名受人信赖的侠肝义胆之人。”

后来,范仲淹复得升迁,任陕西经略副使(边防军事长官副职),有用人之权了。便派专人去见欧阳修,请他到那里做官。欧阳修笑对来者说:“请你回话给范大人,当年我责骂高若纳,是为了主持公道,没有任何私图。所以,我甘愿与他一同被贬,却不愿意随他一起升迁。”从此范仲淹更加敬重这位年轻人。他后来又回到朝廷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居高官之位。他求贤若渴,一直没有忘却才华横溢、文坛之冠且节烈不群的欧阳修,便又建议把他选拔回朝。仁宗还记得这位年轻书生的敢于直谏,便决定召见他当面谈谈。欧阳修见到仁宗不卑不亢,礼敬周全。当仁宗向他垂问执政方略时,他仍直言不讳,侃侃而谈。他坦言谴责当时朝廷常以“朋党”之罪残害朝中大臣。他认为“朋党”不都是错误的,更谈不上罪过。君子之间以志同道合来“结党”,目的是为了坚守道义忠信,珍惜名节而互为朋友的。这样的“朋党”是为“君子党”对国家和社会,有益无害,朝廷应当信赖他们;而为了私利、互相利用、虚假相待的小人们所结之党,乃“小人党”,他们才是朝廷应当割除的弊端。接着,他举例说:“昔武王有臣三千,三千臣子一条心,可称之为‘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有了这个‘大朋党’而兴旺发达。所以说,不能对朋党不分良莠,一律处罚。”后来,他把这次谈话整理成篇,便是流传至今的著名政治散文《朋党论》。

后来,因为杜衍、范仲淹等贤臣被奸佞之徒诬陷,复又被贬。欧阳修初衷不改,再次进谏为他们伸冤。结果遭到了同样下场,再次被免职下派。但他秉承父志母愿,无怨无悔。为官处事,依然固我,深受贤德之人和平民百姓的爱戴。后来皇上惜其才华,又把他召了回来,并擢为翰林学士。这对他来说,如鱼得水,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大胆改革文坛的不良风气。不久,适逢进士考试,他被任用为主考官。心中大喜,他要趁此机会改革考场文风。遂命令各个考官,阅卷时凡遇到那些故弄玄虚、空洞无物、华而不实的文章,一律不予录取。他的录取标准是:文风朴实自然,语言明快致用,即“文以载道”、“言之可用”。如此一来,那些习惯玩弄辞藻、哗众取宠、毫无实用价值的行文,便统统遭到摒弃。而擅长这种文章的人士,往往是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学生。这样一来,便遭到一些浮华子弟的谩骂和攻击。但欧阳修我行我素,毫不动摇。

欧阳修在改革文风的同时,还注意发现和选拔人才。原来文学上很有成就,但名望不显的人,经他推荐,一个个成了名家。诸如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应当说,最后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名望卓著的“唐宋八大家”,欧阳修之功是不应埋没的。

后来,这位文学大家又因“直言犯上”之“过”,沉浮于宦海之中。遭贬最长的一次竟达十二年之久。把他沉到滁州(今安徽滁州)谪居,这时他对朝廷用人腐败,近小人、远贤臣,十分不满,心情郁闷,便常以酒浇愁。久之,便自号醉翁。他的著名散文《醉翁亭记》便是这时写成的。文中有“醉翁之意不在醉,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由此可以看出,滁州这地方有山有水,风景秀丽,故建有亭台,供游人休闲;同时也表明文作者,经常陪着朋友在亭中开怀畅饮,玩赏自然风光,尽显“与民同乐”情怀。

欧阳修直到六十一岁还被谪在滁州,这时他已无心做官,几次申请辞官谢事,未获批准。无奈中,又自号“六一居士”。

欧阳修对待朋友一直坚持“与人尽言无所隐”,真诚直率;对同僚更是相待以诚,从不当面好言敷衍,背后恶语相向。朋友在世,遇有困难,他慷慨“振掖”,帮助他事业成功;如遇死难,他便热情“调护其家”抚育遗孤。

直到晚年,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能够几十年如一日,为官清正,为文不倦。在官场真正做到了升不喜,沉不忧。忠贞不渝,果敢不屈。”他笑着答道:“母诫故也。”继而又说道:“闻而服之终生。”欧阳修说得没错,母亲的教诲使他终生不忘,老死践行之。他的母亲于元祐五年病逝于南京,享年七十三岁。当时他已四十八岁,亲自扶柩将母亲遗体送回故乡庐陵。他非常怀念母亲,感谢对他的教养之恩。为了排泄忧思,他很快写就了《先妣事略》,文章非常感人,字里行间流溢着母子情深。

欧阳修死后,得到了朝野赞美,苏轼说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赋诗,似李白。”这评说全面而公允,实现了他少年时立下的与韩愈“并辔绝驰”的大志,而他的母亲却留下了“荻画教子”的美名。所有这些,都足以告慰他和母亲的亡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