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石，原籍河北平谷县（今属北京市），生于公元1713年，父亲刘登庸为清康熙年间进士，曾任平谷知县三年。由于他为官清廉，办事公正，善待乡亲，深得民众拥护。康熙五十三年（1714），朝廷见他政绩卓著，便擢升他为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县）知府，这时他已年逾“而立”，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最小的女儿秀石刚满一岁。刘登庸赴蒲州就任之前，依礼要去京城拜谢圣上，同时聆听教诲。但皇上不是你说见就见的，这就需要在北京住上几天。当时与他的住室相邻的，是一位江西山阳县赴京赶考的年轻举人程光奎。这程光奎出身书香门第，为人正派。两个人都是异乡客，在京无亲无友，不免寂寞，没用上两天，两人便由陌生趋于亲近，常常促膝交谈。因为爱好相近，志趣相投，越谈越投机，两人遂成为好朋友。但一个北方游宦，一个南方书生，两人都怕分别以后，无缘相逢，便想结成儿女亲家，以便于长期联系往来。刘登庸以兄长身份先提出了这个意向，对程光奎说：“老弟，愚兄我有心高攀，但不知你膝下有无儿女，没有也不要紧，我们可以单方指腹为亲。我已儿女双全，三个儿子，年长的已有六岁，女儿秀石最小，刚刚过了周岁生日。你若有女儿就下嫁我刘家为螅；若有儿子，小女秀石就是他的未婚妻子。出言冒昧，请勿见怪。”程光奎一听，立刻笑说：“刘兄，你先说出了我没好意思说出的话，小弟也正有这个意思。不用‘指腹’了，我的儿子程允元已有三岁，正好与秀石侄女相般配，我们现在就为两个孩子决定了这桩亲事吧。“就这样，襁褓中的刘秀石“名花有主“了。
不久，这对好友兼亲家分手，各奔东西。刘登庸赴任山西蒲州，程光奎应试完毕也回了家乡江西山阳。临别时，两人相互嘱说：“再等上十几年，便为两个孩子完婚，只等那时喜酒酩酊了。”
但世事变迁，人所难料。程光奎回家途中，感染风寒，因年轻体健，当时没怎么留意，进了家门，首先告诉妻子，他在京城已为儿子定亲的事。妻子听后望着儿子说：“允元，你的父亲在京城的这段时间里，已经为你定亲了。这个女孩名叫刘秀石，多好听的名字啊。说明这女孩模样俊秀、性格坚强。等你们长大便可以娶过来了。”懵懵懂懂的程允元，从此便记下了自己的媳妇名叫刘秀石，这刘秀石三个字便如他的某个器官，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断成熟。
程光奎回到家没几天，归途中感染的病症逐渐加重，这才求医问药，但无效果，没出一个月，便撒手西去了。寡母幼子开始了孤苦无靠的生活。程母也曾想寻找刘登庸，但一东一西，相距遥远，实在无法如愿。
刘登庸到了蒲州任上，为官依然清正廉明，全家六口人的生活，只靠他并不丰厚的薪俸维持，虽没有冻饿之忧，但亦无富余。倒是女儿的亲事，是一家人经常提起的话题，母亲常常抱着女儿说：“我的小秀石有了婆家了。那江西程家可是书香门第，说不定我的女婿将来会考个状元呢。”刘秀石不懂妈妈的话，只是瞪着两只明亮的眼睛望着她。
刘登庸辗转宦海，做了十几年的官，依然是两袖清风，家徒四壁。到了乾隆初年，遭佞人排挤，竟然被罢官免职。他不愿意重回故里平谷，便携家带眷到了天津北仓安家立户，开始了平民生活。因为无过被黜，心情一直不好，再加上生活拮据，妻子患病无钱医治，眼睁睁地看着她撒手人寰。一个男人带着四个孩子生活，处处困难，忧郁成疾，也不治而亡。
刘家从此一蹶不振，每况愈下。秀石的两个哥哥都是读书人，却身无官职，相继娶妻生子。小弟考了个秀才，也只做了一名乡塾先生。全家七八口人的生活，陷入困难。几间旧房，因久经风雨，已经破败不堪。夏季来临之前，小弟正要张罗修葺，竟突患重疾，英年早亡。他是全家唯一有固定收入的人，失去了他，生活更为艰难。雨季到了，旧房因失于修补，倒塌在连阴雨中。刘家人穷困到日无果腹之食，夜无栖身之地。附近有一座准提庵，尼姑照震见他们可怜，便让出空闲房子给刘家人暂住。这时，刘秀石已经二十三岁，到了婚嫁年龄，而程家又无音信，所以包括照震在内的不少人，都劝说刘秀石找个合适的人嫁出去，她都婉言拒绝，总是说：“父亲已经将我许配给程允元，我不能失信毁约，那样做是不道德的。”后来又有人传说程允元已经不在人世，照震便劝她不要再等了。刘秀石依然坚持说：“这传言很可能有误，我不会因为轻信传言而酿成大错。”
不久，北仓一代流行瘟疫，除了刘秀石，全家人都罹难而亡。一个年轻姑娘，亲历了父母病逝、弟弟早夭，兄嫂侄儿一个个被瘟神夺取生命，她的痛苦，难以想象。泪干了、心碎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在干涸、在枯竭。她头脑中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死”。于是，她开始绝食，静静地等待着死亡来临。照震同情她、心疼她，苦苦劝解几天无效。后来照震在无奈中说了一句：“你如果死于瘟疫倒也罢了，若仅仅因为悲伤便用这种方法结束生命，对程允元来说，同样是失信毁约。”
照震的后一句话，救活了刘秀石，她又站了起来，决定在苦难的人生路上继续走下去，决不失信于那个不曾谋面的程姓男人。很快，她跟随照震迁入天津近郊。
程允元真的没有死，但父母早已离他而去。他也孑孓一人在等待着北方的姑娘刘秀石。他同样是一位信守约定的人。
两个并没有什么感情应当婚嫁的男女，一个“信”字支撑着他们遥遥相望，这一望竟是漫长的五十多年。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1），程允元已是“花甲”老人，他再也等不下去了，这时恰好有运粮的船只要去天津。他早已听说刘登庸被罢官以后，举家到了天津北仓，也曾耳闻刘家所有人都死于瘟疫。但他想，即使这些传言属实，自己也应当亲去北仓，在刘秀石和她的家人的坟墓上填几锹新土，郑重地祭奠一下自己的未婚妻。就为这，他搭船北上了。
在途中，同船的人听说程允元年及“花甲”，还要千里迢迢寻找未婚妻，都很赞赏他的信义。乘客中恰好有一位北仓附近的老年人，他主动凑近程允元说：“听说你到北仓要找的女人是刘登庸的女儿，据我所知，刘家人都已先后谢世了，只有这个女人还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将她许配给淮安程家，后来有人说程家那个男人早死了，劝这女人另嫁，可她死活不肯，她要为姓程的男人守节。你来找她，莫非你就是当年那位程公子？”
程允元听了老人的话既兴奋又感动，忙答说自己确实姓程。
到了天津以后，那老人领着程允元到北仓去找刘秀石，知情的人说，她早已跟着老尼姑照震去了天津县。但北仓还有刘家的一位老仆人健在，程允元又找到那位老仆人，老仆人虽已年迈体弱，但对刘家的事还很关心。特别是当他知道面前这位南来的客人，是刘秀石的未婚夫时，竟激动得流出了眼泪，连连说：“秀石太苦了，这下可熬出头来了。”
但当老人把程允元领到刘秀石面前时，这位痴心的女人竟没有丝毫兴奋，仍旧波澜不惊，淡淡说道：“程先生，原来你还健在，可几十年了你为什么不来迎亲？现在我的头发都白了，心如死水，不想嫁人了，请你回去吧。”
程允元一听，慌忙解释说：“刘家小姐，是我错了，怪我轻信谣言，以为你已经不在人世。这次北来天津，是打算看看你的坟墓，为你烧几个纸钱。既然你还活着，那就算我前来娶亲了。”刘秀石听完这几句话，表情有些和缓，但仍说：“老了，晚了，不嫁了。”
程允元急忙接茬说：“我们是老了，但是不晚。这些年你受了很多苦，是我应当补偿的时候了，咱们完婚吧。”
刘秀石还是不答应，照震着急了。她托人找出天津县令金之忠，请她劝说刘秀石。这位金县令也是一位好心人，便屈尊来到尼姑庵，对刘秀石说：“您苦等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那位程公子吗？现在他来了，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能拒绝哪。程老先生和您一样，也是一位天下少见的守信守义之人，你们二位是天生地造的一对鸳鸯，在人生的海洋中各自独游了这么多年，应该结合到一起了。由我主婚，明天就为您二人操办喜事。”他的后两句话，语气坚定、态度诚恳，令刘秀石无法不答应，便微微笑着点头。
六十岁的程允元与五十八岁的刘秀石，熬过了五十七年的风雨日子，终成眷属。这种信守约定的操守，值得后人尊敬和继承。